本節目錄:
三.基督教社會政治宗教問題的演變
3-1.政治宗教的第一個歷史模型
3-2. 歐洲基督教社會中政治宗教問題的演變
3-3近代政治宗教語言符號思想來源
三.基督教社會政治宗教問題的演變
按照弗格林的思想,二十世紀出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性的群眾運動是一種宗教性質的運動。為了說明及證實他的這個思想,他試圖在《政治化宗教》一書中,在歐洲的思想及歷史中揭示出它的根源,對此他簡單地運用了編年史式的方法,試圖清楚地在宗教現象學中展示它們。在這本書最初的幾節,弗格林談到,這種宗教的反向連接是出於人根本固有的內在經驗對於普遍的創造性之物(Kreatürlichkeit)的體驗。他把Kreatürlichkeit一詞理解為不同種類都具有的,能夠被激發、展開的基本的經歷結果,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的展開的那種現象。這些現象是靠一種超然的力量所啟示,並且因此就具有了一種依靠宗教性的尋求努力。對於什麼是創生出這一切的神,具體不同情況、不同環境及社會中卻是不同的,但是對於那些在現實中被認為是神聖的宗教性結果,卻永遠被擴大認為是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中最真實的存在(Realissimum)。
為此,弗格林說的這個最為真實的神聖核心的Realissimum,在現實中,由於不同原因對於不同人來說顯示的卻不同,有的是超自然、超塵世的,有的是上帝和神,也有的是在塵世中有的事物。例如自然中的事物、某些人,或者集體性的事物、國家、族群、某個種族、階級,亦或乾脆是整個人類。
對於弗格林來說,人的宗教性及其相信的宗教,可以區別為超自然的宗教性及宗教,和塵世的宗教性及宗教。按照他的這一看法,現代政治宗教是屬於塵世宗教,它的神聖核心是由世俗的政治集合體形成的,所以它沒有超越的特點。但是我們一般所說的“一神論”及“多神論”宗教則恰好相反,它們屬於超自然的宗教。由此,如果按照弗格林的這種對於“宗教”的理解,“宗教”可以沒有“超越性”,如塵世宗教,但是一定要有“神聖性”(Sakrale)(注60)
3-1.政治宗教的第一個歷史模型
在這樣一種對於宗教的認識上,弗格林認為,政治化宗教在思想史上出現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法老阿肯納頓(Echnaton)對於太陽的崇拜。為此,按照他的思想,我們看到,儘管這個對於太陽的信仰是帶有超越性的特性的,但是他卻依然是把古代埃及對於太陽的信仰作為最古老的“政治化宗教”。(註解61)
這是因為,阿肯納頓把古埃及由於政治形成的共同存在體建立在一個從上而下的對於太陽的崇拜的基礎上。他提出,在這個系統中古埃及的神阿彤恩(Aton)是最高的超自然的存在的神——太陽的象征符號,然後由此帶來其他被崇拜的神。弗格林認為,這樣,法老就在太陽神和人的社會之間找到了他作為神存在的位置。這一位置導致了他統治的合法性。阿彤恩(Aton)啟發的只是阿肯納頓,民眾則要通過阿肯納頓,體會阿肯納頓的意願及想法來獲得神的啟示。對此,弗格林總結說,阿肯納頓是作為塵世的神和國王同時出現的。這種對於超越權力的反饋性的依靠,雖然看起來是一種可以調節性的制度,但是神及其對於世界的看法卻只是統一地啟示給法老一個人。
古埃及的政治宗教帶來的是對於傳統的對神的崇拜的毀壞,這其中也包含奥西里斯邪教和死亡崇拜的民間宗教。伴隨阿肯納頓的死,對太陽的崇拜遭到相當大的破壞,以前對於神的那種敬仰再次返回。因此按照弗格林的解釋,阿肯納頓用太陽崇拜所創造的政治宗教沒有成功。這個從上到下傳導的太陽崇拜,對於民眾遇到突發事件時的反應,如生死問題時,以及涉及到個人生活問題時的個人如何等倫理道德問題,沒有提供任何有益的提示。他認為,由此得到兩個重要結論:一個是被政治宗教所運用的那些因素,由於是強迫推行的宗教性因素,因此不會長久地持續下去;另外一個是政治宗教必須能夠為個人提供應對突發性事件的辦法,這樣它才能被作為等價的宗教功能接受。
對於古埃及這段歷史,弗格林用敘述歷史的題外話的方式說它揭示了三點:
第一,阿肯納頓是如何徹底和以往的宗教決裂并創造出一個新的真空空間,使他可以把政治宗教放到這裡。
第二,如何讓涉及到人的超自然的神漸漸消弱。這樣阿肯納頓就可以把自己植入到任何超自然神之間的地方。
第三,阿肯納頓是如何使得神聖等級制秩序的象征符號為他的統治的合法性服務。對於這個解釋,弗格林並沒有只用在解釋埃及的歷史,而是進行了更廣泛的推廣,包括了各種類型的政治宗教,其中也有二十世紀出現的現代政治現象中的政治宗教,如納粹、法西斯主義和共產黨。在他看來,政治宗教並不是真正的世俗宗教,而首先是一種在歷史過程中去掉超自然的因素,把它完全封閉到塵世事物的過程。
儘管弗格林把古代埃及的对太陽的信仰作為最古老的政治宗教,但是他認為,這種類型的信仰并不是產生現代政治宗教的基礎。在弗格林看來:“現代政治宗教”的基礎更多地是來源於“基督教”。因為現代政治宗教的神聖性及其表達,是由基督教中建立在和上帝相關的領域中的人和政治的聯繫而來的。對此代表它的特點的最重要的那些事物,如基督教性等級制度(Hierarchie)、基督教教會式(Ekklesia)、精神心靈的(spiritual)和暫時的(temporal)及末日啟示(Apokalypse)。
按照弗格林的理解,這些對於被稱為現代的政治社會的構成及塵世宗教產生的基礎是必不可少的。為此,在弗格林看來,歐洲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些基督教宗教中的事務完全被轉移到塵世事務中來。對此,他按照歷史的時間發展,一環一環地說明了這個轉移過程。
3-2. 歐洲基督教社會中政治宗教問題的演變
弗格林認為,在歐洲由基督教帶給社會的等級制度中包含了權力合法化的因素和形式。因為只要這個政治形成的社會的等級制權力是神的制度的一部分,那麼它就必然地得到神恩准的合法性。對此,他認為让·博丹(注62)的最高統治權學說(Souveränitätslehre)對於歐洲後來的國家制度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賦予了現代國家的統治制度一個金字塔式的等級制結構。按照這個思想,塵世的統治者僅僅是作為上帝和神之外的掌權者,不是地球上的另外一個負有責任的機構。它和阿肯納頓的等級制不同,在阿肯納頓來說,法老是唯一的和神相聯繫,具有神的特性的人。而在博丹來說,他不僅限制了上帝的直接性聯繫和統治者不是直接的,而且對於所有的一般人也是如此。
按照弗格林的看法,博丹的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制統治已經為後來把超越自然的神切割在外(Dekapitierung)做了準備,它已經暗示了這個金字塔的尖端的統治者的合法性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獲得。(注63)
作為塵世宗教出現的核心前提,弗格林稱教會的集體性象征著一種帶有神秘性的團體的神秘體(corpus mysticum),對此,他認為這個信仰的團體和保羅相結合就形成了神秘的基督的聖體。(注64)基督的精神進入教會而使它結合成為基督的身體。為此教會就能夠成功地把這個政治團體封閉成為一個在此岸,人世中的獨立體。對於這個教會,他認為其後伴隨時間的流逝而發生了形形色色的變化,直到最後完全失去了超越性。通過把精神上的統一完全注入世俗世界的內容,最後精神思想上的教會就完全變成了塵世的教會。
由此塵世教會就成為完全符合政治宗教精神要求的基礎,一個和自己永恆的存在核心統一的團體。在弗格林看來,人們不但可以在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而且可以在“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德國納粹主義運動中發現這個世俗教會的征象。在革命中,它顯現在那些所有的人都應該“平等”及“博愛”的訴求中,在納粹運動中則是要求日耳曼民族精神上的統一上。
弗格林認為,由此就為政治宗教的產生提供了一個根本性的因素——這個教會在精神和其時效性的存在問題上已經產生了分裂。這個精神和塵世事物的分離使得精神領域中的神聖的內容可以進入有時效性的領域。為此,奧古斯汀在五世紀所理解的上帝、神和塵世帝國是不可分的存在的團體,到十三世紀托馬斯·阿奎那那裡變成在精神上和時效性的存在之間的區別,並且這個不同在教會和國家制度化問題上確定下來。他認為教會隸屬於國家。對於這點,弗格林認為,精神和有時效性存在的事物之間的分離或早或遲總會發生,因為國家已經不再向教會屈服並且把神聖化的內容和它自己相連。這個過程最先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施陶芬(Friedrich ii von Staufen)那裡完成的。他把自己當作塵世的救世主(Messias),從而創造了塵世的政治宗教。
在公元十二世紀約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的三位一體末世說中,弗格林認為,人們能夠從中看到末日預言啟示思想的最終的塵世化。這個思想影響了在二十世紀產生的各類政治宗教中所含有的那些救世說。對此,約阿希姆預言了第三時期即將到來,也就是作為歷史未來的“第三帝國”的到來。
約阿希姆的這個三位一體學說把人類歷史分成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開始於神,聖父的啟示。第二個時期是上帝化身為耶穌基督的聖子時期的到來。這個時期和以前的宗教史說法相反,不意味著最後的塵世帝國,而意味著在其後第三帝國的救世精神到來的時代。所以第三帝國到來才是精神完成的最高頂點。與此同時,每個帝國都帶來他們自己的領袖。在第一帝國是亞伯拉罕,第二帝國是基督,關於第三帝國的領袖,約阿希姆提出了一個不是具有那麼詳細品質的DUX,這個詞在拉丁語中是統帥和元首的意思,後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用此來自稱。
在第三帝國中,教士組成的教會被軟化,嚴格的教士僧侶制度被個人的修道所替代。在這個充滿智慧的精神王國中,人們在生活中通過沉思來感知上帝,他們精神豐富、生活簡單,互相友好,所有的人都是同樣的級別,不存在強迫性的制度和命令。(注65)
約阿希姆關於第三帝國的設想是作為完美地實現基督教的歷史狀態。教會放棄了他們作為制度的特性而變成一個修道式的的宗教社團。對於這種在此岸世界的完美化的帶有進步論的信仰設想,弗格林認為它預示著一個危險——約阿希姆的思想在精神思想史上帶來一個塵世世界的完美的最終王國。這樣,這個第三帝國的思想導致在十三世紀的方濟會精神中要求,認證1260年及他們的領袖阿西西的方濟各(Franziskus von Assisi)為第三帝國及其領袖。
3-3近代政治宗教語言符號思想來源
對此弗格林更進一步指出,由約阿希姆的末世論提出的第三帝國、元首、領袖、新時期的預言和獨立的個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在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及政治運動中得到繼續及發展。這個三位一體的末世論為現代人提供了一整套的“語言符號”。這套符號直到今天還統治著現代社會的自我解釋方式,不僅在共產黨社會、法西斯意大利及納粹德國,而且在所有現代國家中都繼續存在著。
第三帝國,即第三王國讓後來的人接受它解釋歷史為三個時期,並且把第三個時期作為歷史的終點時期。對此,人們很容易地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三個“王國”論中,看到它們不過是這個思想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宗教運動中的世俗等價物!人們同樣也可以在納粹的第三帝國、法西斯的第三羅馬中看到!
對於相應的體現聖靈的領袖,人們不僅可以從方濟各會(Franziskanern),但丁、馬基雅弗利、馬克思等人的思想中發現,而且在現代政治宗教中各類領袖中都能夠看到。他們全都是作為新時期的先知而出現的。
而對於所謂歷史進程,則可以通過人的認識來認識到。這個認識要麼是通過直接的啟示,要麼是通過那種思辨的諾斯提派的靈知能夠感知獲得。對此,約阿希姆已經通過末日論作為第三帝國的預言做了證明。而這一切就是在二十世紀中被人們改裝談論的所謂歷史感、歷史決定論、人類的必然王國、自由王國、神選、神啟……。
對於獨立的個人間兄弟情誼、同志感情,弗格林認為,這是因為在其中所含有的塵世中的救世精神激發了人的狂熱,使他們感到自己是第三帝國的成員。這種救世精神的力量直接地把人們吸引到塵世的神的周圍。如果說以前教會的教士們的權威是上帝和民眾間的中介,那麼現在塵世的神的直接存在使得這些中介成了不必要的存在。對於這種獨立個人的兄弟情誼的連接階段及狀態,人們可以在馬克思的自由王國和國家的衰亡中的神秘主義的說法中,看到它的世俗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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