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你好！
我這幾天忙兩篇文字：“物理學研究的哲學問題”與“再談物理學研究的哲學問題”。大約一萬多字，談的都是基本的思想史涉及的問題。由此也想到黃光國先生，如果他還活著，會明白我要說的問題。而如果理解了我對物理學、哲學及現代學術的看法，即現代學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學術，那麼大陸中國大學的文科就完全無立足之地了。我這兩篇文字不過是寫作《觀念論•觀念主義•觀念主義學說-意識形態與近代學術研究》一文的時候筆記性的附帶文字。而寫作中的這篇文字則切切實實地填補了當代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空白，我會力爭年底完成正文。
關於你說的德國“白左”問題，我在德國生活了三十多年，雖然是基本上在書齋中，但是媒體及社會空氣，以及我們的友人們的已經進入了社會的孩子，都還是讓我們能有基本體會。例如我最好的友人的孩子，四年前碩士畢業後到德國政府機制的金融部門工作，從事政策分析，專門研究環境及其投資問題。
大約十年前在高中時期，他要加入“左翼黨”，前東德共產黨轉型後的黨，并得到我這個終生與共產黨“誓不兩立”者的支持。因為他對我說，西方需要新的左翼，老的左翼過時了。對此他對我解釋說：由於社會公正、平等、環境問題是西方基本問題，依然嚴重存在。這孩子的這一看法對我的思想影響也不小。我支持他加入左翼黨，他也積極參與了幾年，例如黨部的活動，每次選舉前在城市舉辦的宣傳活動等。所以我知道，新一代不再是原來共產黨意義上的左翼了。當然其中會有雜音，且很大。
就是這一思想，讓我在極權主義研究中的後基督教社會問題的思索中認識到，目前運行的這個所謂現代社會的結構機制，不是普世價值衍生出的社會機制，而是沿襲了基督教社會的結構及機制。教會及其帶來的教會社會的等級制結構及機制天生地帶有不平等、不公正的因素，因此進入近代以及今天的後基督教社會，由於普世價值的進入，平等及公正問題更被凸顯出來。為此，西方文化及社會中追求普適價值的發生發展，始終與追求平等公正融合在一起。所以對於左右問題的討論必須回歸對於根本問題的認識與討論，不能貼標籤。
具體以這位年輕人看，也是如此。他現在工作的單位及研究方向，在德國都很有分量。而這個部門則是德國最保守的地方。但是我沒有看到他有任何共產黨的影子，氣質，以及在這樣的地方感到隔閡而無法存在。所以進入了民主社會，觀點是觀點，政策是政策，要以問題和方法分析，而不能泛泛地以左右談，以共產黨論。
關於這個問題進一步從根本的文化及其思維方式上看，例如時下在美國，像共產黨的不是要求正義平等的民主黨，而是川普及共和黨，其意識形態化、封閉性、撕裂社會、一切以政治統帥、國家及政黨利益第一，都與共產黨類似，可他們以右自詡。但是，與此相對，臺灣民進黨確實類似共產黨，和美國共和黨傾向看來不是一碼事，但深層作用又是一碼事。所以我認為，這又是說明要回歸基本問題，基本的思想氣質及傾向問題。
西方一直在討論的納粹是否能和共產黨等同相提並論涉及的也是這個問題——西方的問題是根本的文化思想的分裂傾向，是其制度的機制問題。
左右的提法源於分類法。分類法是源於二元論文化的一元化企圖，例如宗教帶來的思維方式及社會存在機制，在古希臘，它是多元的古希臘文化思想討論辨析的對象。古希臘思想這一特點被文藝復興時代的重新看到，所以復興了古希臘思想，對抗基督教思想，產生了啟蒙及近代學術。到這裡就是我要說的，近代學術的特點是，“弄清楚”，是具體分析，不是分類法。在這方面，臺灣民進黨的思想氣質，觀點都是一種反近代。
我在德國的體會是，三十年來，德國的學校、媒體、知識和精神氣氛，換代了。弄清楚、具體分析、關心問題成為主流，沒有分類及貼標籤問題。這就是我們時下所說的，德國二次大戰後文化氣氛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人的知識氣質變了！
有問題、談問題。而在同一個問題中，例如環境問題中，有用分類法的極端分子，但是現在更多的人是在思索討論——因為環境問題是存在的。
同樣，經濟問題也是嚴重存在，原因也是在於基本的經濟發展機制、結構。它的問題，左右派都有看到的人，採取的政策不同，如果他的政策的基礎是封閉、排他，是撕裂社會及歧視，那麼就一定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而是否能不是如此，全在於對於西方文化思想及基本社會結構、功能的看法。總而言之，根本問題是西方出了問題，不是其中的左右哪方的問題——他們都有問題。
至於我們能夠從左方走出困境，還是右？時下看，左帶來的問題多，路途困難，而右則是死路。沒有平坦的路。
西方文化及社會的確如波普、阿隆、奧威爾感到的都是——讓人絕望，因為固有的文化及機制已經使得他們作繭自縛。現在能做的，努力做的是如何“破繭而出”。但是這談何容易！
雖然如此，卻也有所可能。而這在我看，時下是啟蒙的繼續，近代啟蒙的確遇到瓶頸——啟蒙不再只是洛克康德的“弄清楚思想方法”，“認識論的啟蒙”，而且更有價值及形而上學問題的轉換，有根本的文化思想及社會生活方式的轉體——更有變基因問題！這問題及痛苦感受，我甚至更從音樂家馬赫的音樂中感到，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渴望及追求！
結束這封信的時候，我要再補充幾句。
如果一定要使用左右來談，那麼在歐洲很顯然的是極右派問題，在德國是選擇黨，他們的選票已經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外民主社會的左派，社民黨、綠黨，乃至左翼黨中的溫和分子，選票都一直在跌。而最具傳統共產黨特色的BSW——“沙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雖然有斬獲及進展，但是離在德國社會產生如其它鎖甲的極右派那樣的影響，距離還遠著呢。沒有人認為他們短期內會有這樣的發展可能。
在歐洲，短期內，馬克思主義死了，看不出復活跡象，到處是極右的威脅，例如法國、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荷蘭、奧地利。意大利雖然是極右政府，但是總理很有規矩，所以沒有脫軌，這應該說是很幸運的事情了。所以我真不知道，華人社會說的“歐洲的極左氾濫”是從何談起。這對我們，時下猶如天方夜譚。
再說你所問到的明居正先生，我和他很熟，關係也很好。我認為法輪功的《九評》應該是他參與寫作的。在政治上他反共，這毫無疑問，但是太政治化了。太政治化會在很多問題上讓自己亂了方寸。再有就是反共絕對不只是陷於政治，只是政治而變成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至於法輪功發表的《九評》，這二十年有很多朋友說我參與了《九評》，我跟他們說，那是不了解我。我參與的話不會用那種筆體及語言方式。那是“政戰文章”，不是政治學類的學術文章，也不是宗教學性的文化學學術文章。
對這九篇文章就學術思想我當然有自己看法，但是我從來“揚長避短”地評價它們，這是因為即使是政戰、政評文章，異議份子及民運人士，三十年來也沒寫出一篇類似性，亦或說像樣的文章。看看那個余英時領銜，浪費了幾百萬美元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究竟為當代中文界提供了什麼樣的文字及思想就明白了。這真的是用不著我浪費語言——不會有人再看他們的文字！
就此，康順！
維光
2024.12.10
（照片攝於2025.2.21晨芸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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