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極權主義，以及在德國對德國社會、文化氣氛及其制度的觀察，使我看到——德國戰後八十年的發展基本上是成功的。因為它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且不離譜的民主制度，它的社會生活的文化氣氛，精神思想及學術研究傾向及規範，已經徹底地與二戰前不同，即不同於一次大戰後的德國社會及其文化氣氛。
我在這個認識及思索過程中，看到，第一戰後盟軍對於德國民主制度的涉及——政黨及議會結構，選舉方式，是成功的。
第二對於社會精神思想及文化氣氛的變化，我體會更深。時下兩代德國人對於各類極端意識形態分子，撕裂社會族群的原教旨主義及世俗性封閉觀念學說具有天生的抵抗力。上述兩點都和時下美國、臺灣的政治文化相比，區別明顯。
對於第二點，我更看到，它是戰後德國一代乃至兩代知識分子努力的結果。
以我所研究的歷史學家及極權主義問題專家布拉赫為例。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關於魏瑪共和國失敗的歷史研究，直接從方法上、研究體例及問題討論上挑戰了老的歷史學，其後幾十年他參與了德國社會及學界的關於歷史及現實思想問題，社會問題的很多討論，培養了一百多位博士碩士。他被公認為，為戰後德國朝向民主文化的變化打下自己的烙印。
為此，我反復琢磨過，他挑戰的老的歷史學，其所治舊的研究以及舊的知識氣氛是什麼：他推崇及實踐的研究方式及方法又究竟是什麼？如此而來的德國新一代的新文化指的是什麼？尤其是為什麼時下德國一代人，有著對於美國川普類，臺灣民進黨類的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天生的抵制能力”？
如此使我今天認識到：國民黨、中華民國戰敗退到臺灣到今天的七十六年，有成功也有失敗。它的失敗雖然在制度層面有所反映——類美國性，但是最大的失敗在於精神思想、文化及學術。
到臺灣的國民黨及其知識人，在精神及知識上缺乏像布拉赫那樣的有能力的人。他們沒有充分利用二戰後的半個世紀，進行思想上的反省及建設——臺灣對於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化，蘿蔓締科運動如此沒有抵抗力，沒有一批如布拉赫那樣的知識分子，是兩代知識人的無能！至今沒有人如布拉赫那樣地提出問題，尤其說明這點。
在這點上，我為羅大佑與楊弦點讚！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有教養的、開放性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必須出來對抗這種粗鄙的意識形態分子及其文化，反近代的對於民主制度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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