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學·反叛·顛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人生志學之路竟然都是如此。我輩不幸生於黑暗停滯的時代，但如果把文化革命開始投身於社會開始，也可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開始走入人生探尋之路。如此看，我志學是十有五，志於人文是十有六七，志於哲學則是十有八九，也就是上個世紀一九六八年。

 

我的思想研究之路，六九年可謂一個節點，那年的“反叛”使我把“顛覆”“四九年後的知識界”作為自己終生的任務。後來，走過三十年之後，即到了新世紀我開始進一步感到，“顛覆”四九年涉及到的是“顛覆”五四後的所謂新文化。對於這個感覺，又經過十年準備，直到最近十年我才十分明確地提出——五四帶來的這個新文化，在對於西方的認識及瞭解問題上，對待傳統問題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它引進及繼承的竟然不是文藝復興和啟蒙，而是對近代及啟蒙的反動。而這個反動決定了它的全面反傳統的特點。五四的這些特點都是基督教文化所天生具有的宗教統治要求，及宗教征伐要求的世俗化產物。

而到此，我的這個對於五四的“顛覆”就直接超越了大陸，涉及到對當代華人知識界的余英

時們的根本性的“顛覆”。由此這個起自六九年的“顛覆”，竟然一路五十年“顛覆”下來。細想，這個“顛覆”性的工作涉及廣泛：

哲學：涉及對於啟蒙思想，對於科學哲學認識論問題的把握；

思想史問題：涉及對於羅馬化運動、意識形態問題的認識；

社會及政治：，涉及和思想史問題聯繫在一起的族群撕裂問題、政治制度問題

文化文明問題：涉及對於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的基督教社會及文化的歷史及未來的認識及探究，後基督教社會、當代世界所面臨的嚴重危機。

 

為此，就又說回來了：

這些問題都不是新的，前輩，如陳寅恪先生們，整整在一百年前，一九一九年就早已經感到。

根據《吳宓日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陳寅恪在哈佛大學與吳宓有過一次論及基督教的談話，如下：

 

自宋以後，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不能脫離，惟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理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而大乘實粗淺，小乘乃佛教古來之正宗也。然惟中國人之重實用也，故不拘泥於宗教之末節，而遵守“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訓，任儒、佛、佛且別為諸多宗派，不可殫數。回、蒙、藏諸教之並行，而大度寬容（tolerance），不加束縛，不事排擠，故從無有如歐洲以宗教牽入政治，千餘年來，虐殺教徒，殘毒傾擠，甚至血戰百年不息，塗炭生靈。至於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視，幾欲盡剷除異己而後快。此與中國人之素習適反。

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諸多行事，均與中國之禮俗文化相悖。耶教若專行於中國，則中國之精神亡。且他教盡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為甚。決不能容他教。謂佛、回、道及儒（儒雖非教，然此處之意，謂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問其信教與否耳）。必至牽入政治，則中國之統一愈難，而召亡益速。此至可慮之事。今之留學生，動以“耶教救國”為言，實屬謬誤。（錄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1-12頁）

 

為此，我不過是經過了半輩子努力，甚至可說一輩子努力才徹底認識到這些問題。現在我做的不過是用西方學術的思維及語言方式重新把它表達出來而已。但是，在我一生留下的軌跡中當然也有自己的貢獻。

二十世紀被學界稱為“極權主義世紀”，我則生長在“極權主義社會”，一個“後基督教社會”中典型的“世俗化的政教合一”的社會。我沒有寫出《一九八四》，卻用自己一生的追求留下了帶有典型意義、獨特的時代及社會烙印的“生之路”，一個有追求的人的 “思之軌跡”：

——志學、反叛、顛覆！

 

202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