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問題 ——對話余英時先生概述

敬告文友：

因為友人希望為我安排更好的張貼方式，因此暫時撤下原稿。致歉！

現在在原網址換上剛剛寫作的兩篇關於此文的概述。

——2020.10.16

 

 

1．新文預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

 

繼去年關於五四百年紀念的討論，半年前我又完成了“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全文近一萬五千字。由於文中的問題不僅從根本上涉及到余英時先生的治學方法問題，而且涉及五四後的文化思想及一代代表人物的治學方法及帶給中國社會的知識及文化問題，因此我決定不再拖延，在本週，首先在自己的博客中，然後在網路雜誌中發表。我希望藉由去年以來的一系列有關五四問題的討論文章，為討論一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及社會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討論起點。為此，敬請網友及關心這一根本問題的學人注意。

 

全文內容概述如下：

本文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2020.6.19 德國•埃森）

 

2．臉書發表新文上部按語：

《余英時先生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問題 ——對話余英時先生（上）》發表按語：

 

“桶裝標籤”和“散裝標籤”可謂是當代意識形態式的研究學術的典型的外在特點。

本文（上）描述了近代西學，希臘思想復興後的西學特點，提出余英時先生繼承的、五四後引入中國的西學，是反希臘化、反啟蒙的羅馬化運動帶來的西學。它是一種產生於十九世紀的觀念化、意識形態化傾向文化思想，它的典型代表就是發動羅馬化運動的、以黑格爾等為代表的所謂德國哲學家及其“哲學”。

觀念主義不是希臘意義上的“哲學”，它和我們現在談論、推行的近代學術研究，如新興的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的研究方法背道而馳。這些新興的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方法和理論物理、當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平行的、類似的，但是余英時先生及五四以來在當代中國學人中流行的那種研究中學的方法，卻是反近代嚴密科學思想的、黑格爾類的哲學的產物。對於他所運用的這類方法，現在人們都已經感到和看到，可以用“標籤法”來概括它的特點，它是建立在反近代學術的方法基礎上的。

標籤法不是研究，而是獨斷式的評斷。

這種專斷把中國近百年的文化思想帶入一種世俗基督教化、觀念化、意識形態化的領域。它造成傳統文化的毀滅，社會及其文化思想的觀念化，以及由其而來的嚴重的宗教性的族群撕裂。這種特點也在余英時先生的治學及其政治社會影響中，如前期與共產黨後來與民進黨的政治尤其是文化思想上的關係上，明顯地顯現出來。

研究余英時先生的治學特點，事實上研究的就是當代社會——後基督教社會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問題。這也就是：

意識形態及族群撕裂問題——近代西方希臘化還是羅馬化，這一衝突帶來的問題。

我希望藉由這一研究重新梳理反省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化思想問題，不僅對余英時也包括胡適們的兩代人的傾向重新來認識及定位。

詳細請見鏈接：https://zhongweiguang2020.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14.html

 

3.臉書發表新文下部按語：

發表《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下）》臉書按：

 

《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下）》是我為紀念五四百年而寫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後一篇——《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下部。

由於余英時先生在五四百年紀念以及他自己的傳記性回憶錄中都強調自己繼承了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帶來的所謂新文化，以及所謂“民主與科學”，所以本文下部進一步從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上討論了余英時先生的治學之路。

從八十年代初期以來，余英時先生就非常喜愛談論庫恩、推崇庫恩，但是他沒有讀懂庫恩，所以他的推崇導致了悖謬。由於它非常典型，我把它稱作“余英時先生悖謬”。

余英時先生悖繆指的是：

由於庫恩解釋科學史的理論的認識論基礎導致“不同規範不可通約”。因此，如果余先生真的讀懂了庫恩，他就不會如他現在那樣治學，即用西學的概念及他所說的方法來治中學，并以此標榜自己。

在庫恩理論看來，用西學研究中學是用雞話研究鴨語，它是雞學而非鴨學。所以余英時先生治的是西學而不是中學，他已經不屬於傳統中國文化。但是恰恰是在這點，他討論的問題以及使用的方法沒有顯示出和百年來西學領域中所關注及討論的問題的聯繫。而相反，余英時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顯示出的對西學概念的了解，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關注的思想問題，都說明他對於當代西學學術，思想史、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基本上是陌生的。

他如果不認為自己研究的是西學，而把自己的學術歸為中學的一部分，那麼則可以說他的治學犯了庫恩科學理論的大忌。因為他的語言及規範已經不是中學的一部分。

如果他沒有讀懂庫恩、對庫恩的理解錯誤，卻言必提庫恩，在不同場合推崇庫恩，那麼這不僅意味著他缺乏對西學的理解及相應的訓練，而且犯了一個學者的大忌。這同時意味著，在最近幾十年對於中文界有相當影響的余先生的工作，需要重新從根本上辨析他的學術及方法。

然而余英時先生悖繆的嚴重性還不止於此，由於余先生言必提他繼承了胡適及五四，為此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它不僅涉及余先生，而且涉及胡適及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人。

“余英時悖謬”，讓我們進一步看到，它之所以發生，之所以如此簡單及明顯，卻在中文界沒有受到及時的注意及質疑，有著更深的歷史性根源。為此對於這個悖謬問題，應該做出更進一步、更根本性的質疑。而這就是：必須從新探究五四後的兩代知識人對於當代西方學術的理解，重新思索由此而發生的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及社會的破壞。

余英時先生一直自稱他繼承的是胡適，因此，我們應該進一步從根本上追問胡適，即胡適是如何理解及認識西學的，他的西學根底又到底如何，他給中國近代帶來什麼樣的西學，他又是究竟憑什麼帶給中國社會如此的西學，這一切又和整個二十世紀，過去一百年世界所遭遇到的災難性的歷史及文化有何關係，和當今世界遇到的問題有何關係。

這些問題就是本文，《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下部，涉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所描述及試圖回答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不是余英時先生個人及其學術，而是通過庫恩理論認識余英時先生的學術，進而再通過余英時先生反省思索五四百年的問題。

本文最終關切的實際是——當代世界的嚴重的、幾乎可說是威脅到人類生存的文化思想和社會問題，以及究竟如何在這個背景上從新認識中國文化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說是究竟如何認識大陸中國的現狀，以及如何認識嚴重威脅到世界的新冠病毒問題、臺灣社會族群分裂的政黨政治問題，乃至造成亂象叢生的美國大選問題的基礎。

 

20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