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 ——對話余英時先生（下） 概述

概述：

敬告文友：

因為友人希望為我安排更好的張貼方式，因此暫時撤下原稿。致歉！

現在在原網址換上剛剛寫作的兩篇關於此文的概述。

——2020.10.16

 

發表《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下）》臉書按：

 

《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下）》是我為紀念五四百年而寫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後一篇——《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下部。

由於余英時先生在五四百年紀念以及他自己的傳記性回憶錄中都強調自己繼承了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帶來的所謂新文化，以及所謂“民主與科學”，所以本文下部進一步從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上討論了余英時先生的治學之路。

從八十年代初期以來，余英時先生就非常喜愛談論庫恩、推崇庫恩，但是他沒有讀懂庫恩，所以他的推崇導致了悖謬。由於它非常典型，我把它稱作“余英時先生悖謬”。

余英時先生悖繆指的是：

由於庫恩解釋科學史的理論的認識論基礎導致“不同規範不可通約”。因此，如果余先生真的讀懂了庫恩，他就不會如他現在那樣治學，即用西學的概念及他所說的方法來治中學，并以此標榜自己。

在庫恩理論看來，用西學研究中學是用雞話研究鴨語，它是雞學而非鴨學。所以余英時先生治的是西學而不是中學，他已經不屬於傳統中國文化。但是恰恰是在這點，他討論的問題以及使用的方法沒有顯示出和百年來西學領域中所關注及討論的問題的聯繫。而相反，余英時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顯示出的對西學概念的了解，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關注的思想問題，都說明他對於當代西學學術，思想史、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基本上是陌生的。

他如果不認為自己研究的是西學，而把自己的學術歸為中學的一部分，那麼則可以說他的治學犯了庫恩科學理論的大忌。因為他的語言及規範已經不是中學的一部分。

如果他沒有讀懂庫恩、對庫恩的理解錯誤，卻言必提庫恩，在不同場合推崇庫恩，那麼這不僅意味著他缺乏對西學的理解及相應的訓練，而且犯了一個學者的大忌。這同時意味著，在最近幾十年對於中文界有相當影響的余先生的工作，需要重新從根本上辨析他的學術及方法。

然而余英時先生悖繆的嚴重性還不止於此，由於余先生言必提他繼承了胡適及五四，為此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它不僅涉及余先生，而且涉及胡適及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人。

“余英時悖謬”，讓我們進一步看到，它之所以發生，之所以如此簡單及明顯，卻在中文界沒有受到及時的注意及質疑，有著更深的歷史性根源。為此對於這個悖謬問題，應該做出更進一步、更根本性的質疑。而這就是：必須從新探究五四後的兩代知識人對於當代西方學術的理解，重新思索由此而發生的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及社會的破壞。

余英時先生一直自稱他繼承的是胡適，因此，我們應該進一步從根本上追問胡適，即胡適是如何理解及認識西學的，他的西學根底又到底如何，他給中國近代帶來什麼樣的西學，他又是究竟憑什麼帶給中國社會如此的西學，這一切又和整個二十世紀，過去一百年世界所遭遇到的災難性的歷史及文化有何關係，和當今世界遇到的問題有何關係。

這些問題就是本文，《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下部，涉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所描述及試圖回答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不是余英時先生個人及其學術，而是通過庫恩理論認識余英時先生的學術，進而再通過余英時先生反省思索五四百年的問題。

本文最終關切的實際是——當代世界的嚴重的、幾乎可說是威脅到人類生存的文化思想和社會問題，以及究竟如何在這個背景上從新認識中國文化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說是究竟如何認識大陸中國的現狀，以及如何認識嚴重威脅到世界的新冠病毒問題、臺灣社會族群分裂的政黨政治問題，乃至造成亂象叢生的美國大選問題的基礎。

 

20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