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預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

繼去年關於五四百年紀念的討論，半年前我又完成了“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全文近一萬五千字。由於文中的問題不僅從根本上涉及到余英時先生的治學方法問題，而且涉及五四後的文化思想及一代代表人物的治學方法及帶給中國社會的知識及文化問題，因此我決定不再拖延，將在本週末，首先在自己的博客中，然後在網路雜誌中分上下兩部發表。我希望藉由去年以來的一系列有關五四問題的討論文章，為討論一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及社會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討論起點。為此，敬請網友及關心這一根本問題的學人注意。

全文內容概述如下：

本文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2020.6.19 德國·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