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自承繼承了五四及胡適,為此也可以說他順時贏得了生前名,但是正因此,卻也承繼了所有胡適最弊病的地方:在思想上引入的是西方舊文化——羅馬化的世俗宗教化學術;在方法上則是最要不得的“格義”。這兩點都是陳寅恪先生一生對抗、摒棄的治學態度及治學方法。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極大的遺憾!
細究余先生的學術,身後留下的竟然是債!債留子孫——這更是帶有苦澀的遺憾!
——引自筆者答友人
下部:
觀察滲透著理論,描述分析余英時先生學術工作特點的時候可以有不同的視角——可以從西學的角度,也可以從中學的角度;西學又有兩種傾向。
中學非我的專業,我關注的方向始終是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思想,經驗主義哲學,可以說是庫恩理論的思想源泉。為此,下部我將繼續從我所理解的現代西方學術,從庫恩理論出發來描述我對余英時先生的學術思想及治學的認識。
6.庫恩理論與對學術研究的不同規範的認識
七十年代中期後,余英時先生經常談論托馬斯•庫恩和韋伯。這兩個人代表性的思想,尤其是庫恩,都是對於如何看待基本的學術研究方法及態度問題的觀點及討論。
庫恩從對科學革命問題的研究辨析中,深化了、具體化了對於學術研究的認識論問題的認識。具有革命性變化的科學理論的變遷,不是發展的結果,而是形而上學前提的不同導致一系列的範疇規範的不同,從而導致新的科學理論及範式。它是人的不同精神,不同思想方式,乃至不同生活方式的結果。為此,在我對於布拉赫和孔策,與德國傳統歷史學不同的認識及辨析中,我深切地認識到,庫恩的分析模式,對於何為現代學術的認識,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說明框架,而反之,布拉赫和孔策的爭論為說明庫恩的理論同樣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案例。
為此,這就讓我們看到,對於什麼是現代學術研究,如何評價余英時先生的工作,首要的是認識論基礎,方法論問題,而不是政治觀點、政治觀念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做的是對於余英時先生學術工作的研究性質的認識,而不是政治觀點及態度問題。而這在如今的人文領域就涉及到三個方面或領域工作的辨析。
1.對於西方當代史學等學術工作的認識
2.對於中國史學的認識;
3.關於文獻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