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僅影響了中國百年歷史，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存在及生活方式，而且影響了世界。因此，其生、其死，都不是個可以無感、能夠繞過去的事情。
1.
毛澤東的爲歷史及社會留下的問題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一批人、一代人、一個時代——世紀性的問題。
毛澤東這批生於上個世紀初，成長於五四時期，西方蔚然強勢成風的時代。他們是一群中學初步入門，西學一知半解；無心於學，有志于社會，且犯了“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仁者之大忌。
如此一批新文人、二把刀，因勢弄潮，借刀殺人，徹底切斷了傳統社會及人的生活方式！毀滅了精神及文化！毀滅了其後四代人感知能力——粗鄙簡陋。
他們引入的西方社會病原，六十年前，文化大革命期間，更變體爲新冠類病毒返回西方蔓延世界。
毛澤東在這批人中，不止是庸中佼佼，且可謂出類拔萃。他因勢利導，借風使船，不惜災難，徹底地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某種格局——然而，他的所作所爲造成的無辜死亡、家破人亡數目，對中國社會及中國人已不是罪，而是惡！堪稱是惡域之魔！
這樣的魔，是西化中的魔！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而在西方歷史，單只當代類似，乃至幾可說是完全相同的有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時下則更有普丁、內坦亞胡、川普……。他們的共性是，敗壞了人的善性，毀滅了世界的秩序，極為嚴重的是，他們對于凡是與他們不一致的人的蔑視及放肆地采取戰爭、滅絕。
他們是一群反人類的存在！讓人及世界的存在受到嚴重威脅！
凡是對于不同族群采取無禁忌地戰爭與屠殺手段的人，都屬于泯滅了人性的人，無論他憑恃觀點是什麽！
對此，普丁對烏克蘭赤裸裸的要求，明目張膽地進攻，內坦亞胡的暴行，已經明白地陳放在那裏，而川普言行都是對于人性、人的蔑視，對不同族群、對女性的無視，也早已顯而易見。這三人不同的是川普因為其對名利的渴望，以及美國總統存在的形式的束縛，還無法肆無忌憚。
2.
前輩戴孝侯老先生，初見對我的評語是“讀書種子”。這讓我明白骨子我是個以書中追求爲生命存在核心的人。爲此，讓我在毛澤東去世五十周年有感的最根本的除了他改變了我們這代人的生活環境及生活品質及狀態外，還有文化及思想問題，也可以說是生活方式、語言方式問題。
談到語言方式，毛澤東充分運用了他的時代——西方經濟、政治及文化强勢時代，利用了西方的思想及語言方式。所以儘管他接受過中式傳統教育，但是他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化思想之根移植到西化、西方的土壤。
他是把東方的枝條，嫁接到西方的母株上，開花結果的雜交品種結晶。他的語言及思維是極爲典型的簡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身上流著的血液是來自俄國的，成功簡化的馬列主義、斯大林主義，是聯共布黨史的教條！
這種縮水版的簡明袖珍馬克思主義，粗綫條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對于對生長於另類文化，對西方陌生的人，更容易被人接受，印象、印記也會更深。
一部毛澤東選集可謂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簡明化、中文版的教程；現代中文語言西化、拉丁化的教科書。其選集中的語言主謂賓句式、其絕對肯定性的概念思想、其非黑即白的標籤，其宗教性的推理邏輯，幾可說是西方思想輸出到其它文化，開花結果的典範。所以毛澤東思想及著述再返回西方，翻譯成西文介紹給西方，對西人來說接受也毫不困難。他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傳統的那種讓他們難以理解的生存理念、倫理，那些對他們來說充滿異國情調的難以理解的趣味。一種痛快淋漓地理解及接受！
毛澤東是天才，他不懂西文，沒有出過國，生活習性土著，可是他的語言、文字，思想，卻單憑基本二手的俄國共產黨的讀物，就能夠徹底地清除掉任何中國的氣味，這不能說不是奇跡！
爲此，說毛澤東代表了新文化，是西方文化傳播到世界其它地區極爲典型的典範——毫不爲過！
而進一步說，我們這幾代被毛澤東徹底地規定、封閉了的人生活的語境、思維方式，已經徹頭徹尾地是他的西式思維及語言方式的產物，也是毫不為過。
我們是被毛澤東“西化”的一代！吊詭的是我們這代人又把這種西化帶到了西方及世界各地。毛澤東的這一根本的文化性影響，至今——在他去世五十年後散佈在世界各地，並且有著相當的影響！看看黃川粉，以及各類西方官方及社會上的中文媒體的語言及思維方式，就明白毛澤東在這方面是何等的天才！
他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出于五四後留洋的知識人的新文化運動，出于聯共布黨史，可他比他們任何人在這樣的西化形式中都出類拔萃！
3.
由於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及存在環境就是徹底地毛氏化，因此，對於我來說，單只是感到它的禁錮而開始努力走出毛澤東的思維及語言方式，我就花費了三年。也就是從六六年六月開始自覺地緊跟，積極地力圖最好地應用它們，到六八年中開始思索它們，再到六九年自覺地走出過去二十年統治中國大陸知識界的語言前後用了三年。
最初的覺悟是感到，人民日報式的語言，那個時代及中國社會的學術語言太簡單、太俗白，太官話了！這三年我前期是以馬列著述的翻譯性的西式語言爲自己的模板，後期則是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的語言概念及歷史性的語言，讓我感到新奇，幷且佩服他們的條理性、邏輯性、書卷氣。
他們的語言第一次讓我感到，政治性的語言還有另外一面，還可以寫出跳動、穩重的句子。我被毛澤東那代人浸透的無知及呆板，讓我感到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的引經據典的豐富知識及文氣。
那是一種語言與眼界的衝擊，經緯性的文字的啟示。
這個過程讓我在那短暫的一年中的理想是，能够寫出像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考茨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那種文體的文字，徹底地脫離毛所開創及主導的中國大陸知識界的問題及文風。
這一理想結束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後，閱讀列寧《哲學筆記》時，哲學問題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提問及探究。通過列寧批判馬赫時涉及的問題，以及對於馬赫的引述而使我接觸幷接受了馬赫提出的問題及探究方式。
我開始質問及探究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你憑什麽如此判斷，你憑什麽如此武斷地運用這些概念及假設，即唯物主義憑什麽說人能够認識世界，憑什麼斷言人有限的感官、有限的思維方式反映及認識到的知識就是客觀世界本體。
這些問題及年底讀到的羅素的《哲學問題》使我走向了經驗主義，不僅徹底地走出毛澤東的語言及思維，更根本上告別了馬克思主義與共産黨社會的思維及語言方式。從此我生活在共產黨社會，卻自帶非共產黨文化的“異味”，經驗主義的、西方古典哲學的傾向。
雖然這對我來說幷非一蹴而就，而是用了十幾年才徹底地完成了語言及思維的轉變及訓練，但是極權主義國家的知識人比我敏感，我氣味使我從七十年代初期，起步階段就走到哪裡，都讓大洋國的人感到格格不入，成為他們天生的“眼中釘”。
4.
談到毛澤東全盤拉丁化的語言及思維方式，就必然涉及到他對於“文化”及“文學”領域的影響。他平日讀的書，由于他不懂外文，沒有受過基本的西學訓練，因此平日讀的書是中文古典典籍，以及翻譯的馬列主義教科書性的作品。但是在政治及通俗的文化思想著述外，他在文學領域的創作則是古代文學框架中的詩詞。因此如何看待這類語言作品，以及毛澤東對於中文文學的理解與應用，尤其是他對於文學、藝術，尤其是伴隨於他們的人的精神思想的影響，就成了談論、探究毛澤東的語言及思維方式問題必須面對的問題。
談到毛澤東在純中國文字框架中的演繹，對於傳統的“經史子集”，由於他根本的西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認同，因此他只有“集”——詩詞作品。
關於毛澤東所寫的古典詩詞，乃至何爲古典詩詞，我這一代從小到大、從裏到外，所有方面受的都是毛澤東的影響及教育。即我們這代人以降，不僅政治、西學，而且中學乃至對中文文字及詩詞的理解及記憶，都滲透了毛的痕迹。毛澤東的詩詞三十七首，是中小學教科書必背的所謂“古詩詞”。這個數字比起我們必須記誦的任何一位古代詩人，如李白、杜甫、蘇軾都要多，且可謂絕對、壓倒性地“多”。
這導致我們對傳統中國的歷史及文學，尤其是詩詞的理解——完全“毛化”，認為毛的詩詞是中國詩詞的頂峰，唐詩宋詞最高發展。及至真正全面地閱讀古詩詞、中國文學，走出了所謂“新文化”的語言規範及氣圍，我才感到其偏頗、誤解及不解。毛澤東的詩詞已經不是傳統文化中的文學，因爲它們的視角變了、韵味、氣圍都變了！
老毛對此所做的革命性的改變，憑心說，老毛自己很是清楚。他受過傳統教育，因此還是知道傳統詩歌的基本意謂及標準。這在他與他同輩人的接觸態度及談話中都有能看到。如對龍榆生這些專家的態度，如他談到黃萬裏的詩詞……，尤其是他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寫給陳毅的信中所談對自己的詩詞及古詩詞的看法，都顯示了他知道好壞，知道如何寫才不丟人，什麼內容說多了，寫了，就會丟人。
對於毛澤東的這些看法，由於我走出了老毛西化的語境，又花費了巨大的努力重讀及積累古典詩詞的記誦，所以再回頭看，在另一層次看到幷認可他的這些基本看法。但是我必須承認，有相當長的時間，我分不清他的詩詞與古詩詞的區別。我對此的認知及體味的變化改變，更讓我深深地體會到，單只讀唐詩宋詞，很難體會到文學更深的內容及規範格式。沒了南北朝，兩晋、三國，秦漢，尤其是不熟讀唐以前的經典文論、詩源，你無法到達能真正清楚地感到、看到中國文學的這一神韻。中國詩詞文學的根，在唐之前。對此，由於毛澤東，以及被他造就的我們這代人缺乏這些根基，在中國文學上，天生弱智，自幼骨質疏鬆。
於此，我則是從讀老杜——杜甫感知到的，幷且還是在記誦了幾百首杜甫詩作之後，才發現杜甫之才氣、之能力，全因爲他下了苦功夫，使得唐之前的文韻徹底地滲透在了他的血液中。
是以讓我知道，對於中文，此生我後半生的努力，也就使我“能”看到杜甫之深厚廣袤，我若能“運用”文字不走味，就很不錯了。
所以，在七十五歲那年我終于决定麻煩老友，從萬裏之外郵寄來仇兆鰲的《杜詩詳注》。它同時也是我餘生努力開始的里程碑！
5.
回歸正傳，我輩的問題——對於文學的誤解、誤讀，甚至於流俗，是老毛帶來的。
如此間接可知毛澤東的古典文學修養，不到唐之前，所以他的古典詩詞技藝及氣韻都限於唐宋，即上代人，傳統中國社會的幼學文史教育基本水準。且他及其作品遵循了這些基本要求。這反映在：
一，老毛懂詩。所以律詩只寫了幾首七言，且不言自好；五言不寫，因自知其短；寫詞數闋，自忖入格；同時直接明示古詩不能表達現代情懷。
對此，他不僅力所為之，且在給陳毅的信中明白承認。這說明他在詩詞格賦上，知道深淺好歹，所以從不不自大過分。過分吹捧他的人，只能說是無知，或遠不如他。拍馬屁都不知道怎麼拍！
對於老毛在詩詞上從沒有過分自大過，相反相對於這點，他在白話文中，在《矛盾論》、《實踐論》類的所謂理論性的文章中，在與金岳霖等所謂西學人士接觸中，談西學中，細心的讀書人都會在其字裡行間，用詞遣句，日常言談中，看到他的自信心、自以為是，捨我其誰的霸氣。這中“此”謙虛，“彼”專斷，說明的是他中學有知，西學無知，或者說西學是在某一狹隘專門的範圍中，且“無出其右”。這一反差，無論在中文界還是西文界知識圈子中，都是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仔細研究它，可以發現很多問題。
其二，談到老毛的詩作，由於沒有他自己認可的五言詩，因此只能談他的七言律詩。儘管在中文界對他的吹捧無以復加。但是，我讀唐詩，尤其是杜甫詩作，卻是讀得越多，越感到老毛七律，放到中國文字中，雖然還好，卻是輕薄，幾無氣韻可言。與杜詩不可同日而語，無論質量還是數量。
我記誦過至少二百首以上的杜甫律詩後，不僅已讀過的反復咀嚼依然滿口生香，而且每在讀到一首新的老杜的律詩，不覺有重複感覺，卻竟然總是有那種突然又打開了一扇新窗戶的感覺——讀讀詩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相反，毛澤東的幾首律詩詩於我已味同嚼蠟。二度空間的大空畫面，一維使音的高調激昂。而由中國文化産生的詩歌韵味、氣圍、靈境，都絕對性地與這些詩詞不沾邊，說其風馬牛不相及，不為過也！
能讓人讀薄，讀寡的詩詞，不能說是經典性的作品！
這不是毛澤東的過錯，因為他自己深知，且在談到律詩時說過，“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産鬥爭，古典絕不能要”；“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他確確實實是沒有自大過，至少能見到的白紙黑字及言語。
其三，至於毛澤東為何沒有寫五言。他自己說得更清楚，“陳毅同志：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氣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覺于律詩稍有未合。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於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
然而，正是五言，無論五古還是五律，都是杜甫的強項，過人，越百世，讓中文語言及其文學藝術成為中文世界，乃至人類社會永恆無法逾越的高峰的貢獻。毛澤東之有感覺及知好歹，也全在於此！他不是那種讓自己丟醜之人！
在我看，五律是承接魏晉、繼承唐韻的基礎。寫好五律是培養詩才、詩能之根本，為人文化氣質之基礎、之魂。
要想使自己的中文不走味，詩歌掛味兒，必須寫好五律。毛澤東實際上間接告訴了我們這點。他這封給陳毅的信，在文學史上可以說無論在直接或間接標識及揭示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而能認識到它的重要及承認這點的前提是：紅衛兵及其後幾代人，必須逐字逐句、諸點地認真承認此文中的針砭——他說的“沒學習過”及“外行”（五言律），“沒有好的”（白話詩），“不懂”（詩要形象思維），說得都是他的教育禁錮下的我們這代人所具有的特點。
就此，說紅衛兵詩人，包括後來那些所謂著名的朦朧派詩人，均是沒有入門的詩盲，都是過譽了他們！
6.
我之所以如此臧否同儕——紅衛兵一代詩人，因為“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毛澤東說這話的時候，是一九六五年七月。
這個“迄無成功”，當然包括五四以來的所有的白話詩，自然包括郭沫若、徐志摩、卞之琳、聶紺弩、艾青、戴望舒們，以及後來的賀敬之、郭小川、聞捷等革命詩人。至於一年後的郭路生，就中文詩歌，甚至就毛澤東的理解，還不到能成談資。
所以單這封六五年的毛澤東的信，若說不能夠作為宣判過去白話詩的定論，也應該足以讓白話詩的作者們無法自大，開始反省自己了。
為此在我看，紅衛兵一代最早開始能嘗試古詩詞的應該說是有些感覺及審美的人，相對於此，直接進入白話詩而走不出來的人，尤其是那些從蹩腳的翻譯詩引導走向詩路者，只能說“有當詩人的衝動”，但是“沒有語言感覺”，“不知深淺”之人。進入之後，樂此不疲地以詩人自居，唬人，且弄些翻譯詩唬人之人，則堪稱且一定是混子、騙子！
歸根結底，所有這些人，說你們在詩歌領域，遠不如毛澤東，應該說是沒有爭議的；
說你們甚至竟然沒有感到，更沒有走出毛澤東文化禁錮的“衝動”——極為可悲，則更應該是極為中肯。
我之如是說，可能是因為我在詩歌問題上，在還在沒有讀懂、讀深老杜以前，就還有一點與毛澤東類似的對傳統的看法。
我認為，紅衛兵詩人郭路生是革命之子，其詩歌粗疏、簡陋，沒有可取之處。我雖不敢如毛澤東那樣斷言，“所有白話詩中沒有成功的”，但是對郭路生，這種劣質的語言與粗暴的情緒，我卻是從來沒有任何推崇。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認為他的語言及其表述的內容都不足為訓！而這個結論我把郭路生們與其前輩詩人賀敬之、臧克家們相比的結果。郭路生們不過是把其前輩革命是人更為簡單化及口號化、卡通化了而已！在紅衛兵們的權欲受到一定限制時，加上了青年時代、插隊時期的慾望及青春期反叛情緒而已！然而這卻是一種豢養的反叛……。
這打中了想要裝模作樣的郭路生擁躉們的痛楚。
無獨有偶，與此相對，有位自感追隨郭路生吧不易的追隨者其後談到杜甫，卻說學杜容易學李白難，同時詩歌問題，方向觸到我的所愛！而這讓我重新深思毛澤東詩詞及其對於傳統詩詞就文學、文化的看法，以及這一看法與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學者們公認的——極權主義社會獨具自己的文化的關係。
這一來一去再次涉及到始作俑者的毛澤東！
這位同儕的無知及妄評，事實上正是毛澤東的思維及語言方式，毛澤東思想給予他的“惡”。毛澤東給陳毅的信，實際上是一篇“文化指南”，“文化大革命指南”。而毛澤東詩詞的存在不僅是文化大革命，乃至文學領域中旗幟，而且是觀音菩薩的淨瓶，太上老君的金剛套、如來佛的金鉢盂——文化大革命的尚方寶劍。
7.
有了毛澤東對詩歌的看法，有了毛澤東詩詞，大洋國的文化就有了後來一切“放肆”的變化、無視一切舊日規範含蘊的荒誕性看法。它不僅徹底地把對詩歌的根本性的理解及修養，人的內容、文化內容革除，而且器官性的機制，人們的眼睛及大腦的結構都遭到改變——再也沒有昔時視角、舊日情懷。
例如單就李杜之評價，百年前存在的“清朝”中評述杜甫李白的語言及看法是：
自元微之作序銘，盛稱其所作，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選四家詩，獨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則推爲孔子大成，鄭尚明則推爲周公制作，黃魯直則推爲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爲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爲詩中之聖，王元美則推爲詩中之神，諸家無不崇奉師法。（杜詩詳注凡例）
而唐代元微之（元稹）則謂：
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餘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輔陳終始，排比聲韵，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弃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况堂奧乎！（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幷序》）
於明朝胡應麟在《詩藪》中的評述說：
大概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遘衰難挽。子建以至太白，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道源，爲百世師，二也；開元既往，大曆既興，砥柱其間，唐以複振，三也。
對比如此評述李杜的視角及語言思維方式，文化氣韻，讓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對李白與杜甫放肆、不知深淺的俗評，徹底地從觀念化的思維方式及文化評述起于毛澤東及其時代。歷代有言李杜之不同的，但無人敢言學杜容易，故無忌憚不知好歹地運用，則始於我輩同儕及再下兩代！。
老毛在古典詩詞上有所忌憚，卻他竟然敢於揚李抑杜，則說明他與中國文人傳統的距離，詩詞修養的瓶頸。他本可以迴避此問題，亦如江青之迴避正面評述京劇中的“程派”藝術，不親手讓樣板戲來扭曲程派那樣。
正是老毛此舉，導致讓紅衛兵詩人們敢言，學杜容易學李白難。實實地一幕“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自暴其短，不知好歹。
詩‘聖’之“聖”，豈是浪得。千年來孰敢謂學杜容易！學杜不僅要感知能力、想像能力，更要苦讀功力，那是舉重若輕，輕中有重，老到蒼勁……。就此，我讀老杜，讀得越多，更知，老杜的神在于爲人之神，之魂，詩言志，老杜與中國古詩詞，寫好、寫出意味，在于做人，在于修身、在于“精氣神”；是以，吾讀詩書越多，越不敢高聲；
五律、七律，不是按照格律碼字，而是文化、內化結果！是故，老毛碼出來，徹底地觀念化的七律及多首詞作，充其量只能說是古詩詞的變種別體，不足爲訓！老毛不敢碼“五律”，足見五律要求氣韻更為嚴實。
今人爲詩，老毛留下名言：
“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於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
這意謂著，即便不是律詩，是詩歌，就要遵循一定的語言規律，就必須講平仄、格律。只有觀念的排列，可以肯定地說——不是詩歌。
文化革命後郭路生及其繼承者的朦朧詩歌，毫無詩詞修養的北島們的崛起，說明的只是——文化大革命成功地革掉了詩歌的命！
2026.9.9初稿，15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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