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這篇文字是我多年來的讀書筆記的積累，基本觀點都不是我的。主要內容或直接、或間接概括總結了極權主義領域中的一些專家的論述，只有隨感是我的。
我之所以記下了這些筆記，是因為在過去一百年的西語界，共產黨問題幾乎是極權主義問題的同義語。極權主義與共產黨問題具有完全相同的問題。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即便在討論法西斯及納粹問題時，直接面對的也還是包括共產黨問題。所以在研究極權主義的三十六年中，甚至可以說，在我反叛出自己社會的文化及思想的五十六年中，我幾乎每天都在和這些問題對話，審視這些問題。由於這個經歷，我可以肯定地說——我身上的讓大陸知識界不快，讓我曾經的那些“自然辯證法界的導師們”覺得我的氣質讓他們感到猶如眼中釘、肉中刺，全因為如此，
就是因為我身上帶著這些這樣的學術研究的思想、語言及語言方式的氣味兒。我至今無法與有任何一種共產黨氣味的存在融合。
B.我之所以整理這些在西方學界老生常談的筆記，讓它們重新在中文世界出現，還因為這些淺顯的事實和道理，在中文世界竟然是一個“盲點”，竟然“看來熟悉”，卻幾乎很少有人如此面對這個由西方衍生、私生的中文世界的共產黨極權主義。
對此，我要說的是因為，我們之所以見怪不怪，之所以不知其臭，是因為我們的前輩是共產黨的私生子，我們這兩代人則是共產黨培育出來的各類血統純正的真理部子弟。就歷史來說，我們是被五四新文化運動帶偏，帶到另一世界的變體生物。它造成的是我們：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之所以發表這些筆記及隨感，是想說明我說過的那句話：把政治做成學術是能力，是近代啟蒙思想及其帶來的學科的特點，相反，把學術做成政治，不僅是無能，而且是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世俗存在要求，思維方式的特質！它決定了意識形態分子在精神及思想上的疲軟，在品質上的不誠實！
我的對象是精神、思想及學術，我的對手是知識界，說白了，五十年來及時下，我面對的中文界的對手是來自浸透在極權主義“潮流”中的不同意見的對手——即弄潮兒們的思想及行為特質。這類人再次讓我看到，他們是研究極權主義問題更具有普遍性的對手。
C.為此，在這篇“極權主義研究中的共產黨問題”中，我要強調：
無論在冷戰時的西方，還是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共產黨問題涉及的都是普世價值、民主及自由問題；共產黨國家、社會及其所謂學界及社會文化思想，是啟蒙思想及其問題直接的對立面，是要啟蒙主義潮流直接要弄清楚、揭示的對象及其問題（Aufklärung，enlightenment）——是要克服、排除的障礙。
為此，這就使我們反思：一個構成對抗啟蒙、民主及自由現象的共產黨及其知識界的本體存在，到了中文世界，卻成了實現民主，追求普適，追求自由的本體，這何其荒誕，如何可能？
於此，它又如何導致中文世界長期以來對這些、這類問題無法進行真正的研究及討論？
所以在我看來：就啟蒙、普適、自由、民主，百年來中國近代歷史不進反退，輾轉再退，直至如今——全在於這類人及其子弟的本體存在及其精神思想製造的霧霾！因此在這樣一篇“極權主義研究中的共產黨問題”中，我還是要再說一遍：
在極權主義研究中，共產黨問題是直接研究的對象。這個“直接”意謂著不是共產黨中的某一部分人，不是共產黨中的某一代人，當然更不是各類人中的某一時期，而是“整體”，“全部”，“各個時期”的“本體”及其“思想”——它們都是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對象！因為他們作為極權主義本體的一部分，甚至可謂主幹，從裡到外，從年輕到老年，從沒有經過深刻的反叛及根本性的否定，從來是拖泥帶水，甚至自欺欺人。他們純粹只是“極權主義問題學術研究”的對象！
不能直面共產黨問題，中國共產黨問題，用不著多說，肯定是一種欺騙，因為百年來的極權主義研究絕大多數時間，人們說的極權主義就專門指的是共產黨，就內容及形式則從來都是它的等同稱謂。
本文分（上）（下）兩部分。（上）篇處理共產黨自身變化及思想問題。（下）部描述及辨析作為西方衍生的共產黨與西方的歷史及現實性的聯繫，以及作為第三世界的共產黨，與西化的世界及自己傳統的歷史及現實性的關係。
【2】共產黨極權主義制度及機制原始根源——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及其後共產黨政權
A.共產黨制度的思想基礎及它帶來的政治運作機制、社會及文化藍圖，毫無爭議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根據弗格林等眾多的西方學者的研究，它來自基督教的思想方式及基督教宗教藍圖，它是一種世俗化的宗教結構及機制的設想及實踐。
對於這一思想基礎及政治社會藍圖的實踐，曾經在一九六八年到七一年是毛派分子，此後覺悟，并對於共產黨問題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的法國歷史學家斯特凡纳•库尔图瓦（Stéphane Courtois），在他主編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中，在談到現存及曾經存在的“所有的”共產黨國家的時候，一陣見血地說：
“每一個共產黨國家，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有其本身特有的歷史，地域及地區的特色。但是追溯起來，它們卻都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所締造的模式有關聯。這種關聯就像是共產黨國家的遺傳密碼，它決定了各國共產黨及其黨員的性質。”
對於這種遺傳密碼，在我看，弗里德里希關於極權主義的特征的政治學定義，是對這一密碼的直接的概括。這六個特征是：
1.一個針對敵對群體（或者是階級敵人，或者是種族）的操控性的意識形態；
2. 壟斷的，通常由一個獨裁者領導的一黨制國家；
3. 與此相應的通過暴力與秘密警察等工具實施國家恐怖主義；
4. 唯一的、絕對由政府控制的軍隊及武器；
5. 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新聞壟斷；
6.完全由國家控制和操縱的經濟。
這六個特征的核心是“一黨專制”以及貫穿這個一黨專制靈魂的“意識形態”——觀念主義學說體系。說得更為直接就是西方社會所獨有的世俗化的“宗教教團”及支持並左右這個教團運作的“宗教神學”。
對它的社會學研究使得達倫道夫得出它的文化特點：
第一它反對近代普世價值；
第二它一定反對一切其它的文化傳統。
B.共產黨極權主義產生於列寧，完善於斯大林主義的統治。
為此，它的上述特點在它產生過程中的具體的途徑及方法，即“斯大林主義”也就一定會反映在這個社會的所有的具體的特性中。與此同時，創生時的思想及展開、發展，一定會比後來使這一制度及運作機制正常化、規範化的時期，更多地顯示出這個制度的特點。因為後來的正常化、規範化不過是創生的結果。
由此進一步可知，那些維持以及為了這個制度所不得不做出的各種隨之而來的隨機改變，都更是制度在創生過程中，發展變化中的結果。而創生它時的特征可以說，一定是其任何時期、任何一種正常化的基礎。這就使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我們說斯大林主義仍然是理解現在共產黨國家制度——具體說，理解中國國家性質的鑰匙及途徑。
對此，對於中國過去及時下的狀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社會的民眾以及所有一切都是斯大林時代產生的；都仍然活在斯大林時代的陰影中，或者說基本規範中。西方常說的“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對於中國就是人們現在常說的“中國的毛澤東時代”。
基於此，任何忽視創生時期的特點，即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特點，而把後來，也就是斯大林、毛澤東之後產生的一些“不同”，過高地評價為产生了變化，甚至認為其已經超越克服了以往的制度的看法，都絕對不可能理解並且準確地把握後來及時下的制度及其機制，以及社會變化現狀，一定是自欺欺人！
在此，當然我們同時也要強調：創生時期的特點，雖然發生於極權主義的本質，但是卻也有很多重要特點並非來自這個本質，而是伴隨產生過程發生的。
這樣的理解完全適用於對今天的中國大陸的理解及描述。
在毛澤東去世後近五十年，在斯大林死後近七十五年，毛澤東思想及斯大林主義始終是理解中國社會的基本線索的思想基礎。這一理解無疑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尤其是習近平時代。這四位領導人比起“西方”所有那些所謂“專家”，尤其是中國的所謂“異議人士”都更清楚地看到他們自己和毛澤東及其思想的關係。所以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出來對毛澤東說一個侵犯到根本的“不”字。尤其是鄧小平和習近平，對於他們自己和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他們都已經說得不能再直接了。
在明確這點以後，我們可以再來看，列寧、斯大林乃至毛澤東運作建築這一政權體系及國家機制的思想基礎。
由馬克思列寧設計的藍圖帶來的極權主義、共產黨制度及其社會，在運行中亦有著非常典型的一些特點，甚至可說是一些“共性”。
【3】共產黨極權主義國家的兩個與生俱來的宗教性結構機制與暴力特質
A.二次大戰後，世界上產生了一批共產黨國家，而這些國家在其後：東歐各國到一九八九年，以及中國、北韓、古巴等到今天為止的八十年中，都經歷了不同形式的危機、波折、以及發展變化。但是，對於這些國家發生、發展的研究使得人們發現，他們在變化中，應對變化，適應不同環境及形勢的做法——驚人地相似。這種相似直到今天，在依然存在的共產黨國家，中國、北韓、古巴……中基本上還在毫無變化地延續。
有人在研究中國的極權主義最近二十年為什麼安然存在的時候，歸咎於中國社會的情況，歷史傳統……。這不僅是一種自欺欺人，公然漠視西方學術領域對於共產黨國家具體存在的研究，而且可以說是前述的原教旨馬列思想的變體反應。因為各個不同共產黨國家度過難關有著與其建立的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血肉聯繫，亦有著在這一基礎上，在發展過程中顯現的各類機制的原則。
西方極權主義共產黨社會的研究者發現，八十年來，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具有和權力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兩個宗教性的特點：即一種機制導向，一個本性；外加一個世俗特點。具體說就是教會型領袖機構機制，無所不用其極的宗教性暴力，以及不擇手段的世俗性機會主義、實用主義。
無論推理還是已經發生過的經驗事實，即所有中道而折的共產黨國家，都是由於或個別人囿於天良，或部分人囿於當時客觀形勢，或出於偶然，疏忽了這三方面中的某一方面。
於此相對，繼續存在的中國、北韓、古巴共產黨，則是個人及整體都亦步亦趨，甚至幾近完美完善地發揮了這三方面特質。例如毛澤東、鄧小平，如今習近平及北韓的金正日，甚至俄國的普京都可謂深得這三個秘典的真傳。
B.第一個原則是教會型領袖結構及機制。
這個“黨派”天生具有導向領袖機制的自然傾向，而這就致使一黨專制的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國家，天生攜帶一個領袖、一人專制的特點。究其原因當然來自前述，極權主義共產黨制度的思想藍圖，實踐機制的展開和發展。
它們所有這一切，不僅都是徹頭徹尾地脫胎於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而且極其具體地對應於基督教各類思想及教會的結構機制。說白了，這個黨就是基督教教會及其教團的世俗化，這個社會則完全複製了中世紀宗教社會的機體。它的領袖廣義是上帝，狹義則是主教。從來沒有過“沒有上帝的基督教”，更沒有過“沒有主教及牧師的教會教團”。
以同樣方式及結構建立的共產黨集團，有著同樣的機制及其要求。領袖原則不是黨團可有可無，可以取消的要求，而是這個黨天生具有的性質。
所以在二百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在一百年的共產黨國家發生、發展及穩定中，從馬克思等第一代領導人，到列寧、斯大林，再到東歐各國及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直至如今的習近平，以及北韓、越南、古巴，甚至柬埔寨波爾布特，領袖原則都一脈相承。對此，不分種族文化，都具有這一同樣的“遺傳基因”。
C.第二个原则是：無論“方式、方法”乃至“規模”，都無限制、甚至肆無忌憚的宗教性的暴力鎮壓。
上述所有的這些特點，都可以從列寧給“專政”所下的定義中看到。
他說“專政”就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
對於運用暴力，列寧自己就曾經處心積慮，運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手段來消滅他的政敵，並以此來恐嚇人民大眾。（Richard Pipes，《共產主義實錄》，郭新民譯，第46頁）
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蘇聯經濟經歷了人類歷史史無前例的大災難而引起社會不滿及動蕩時，列寧主張利用不經審判的大規模行刑來鎮嚇民眾。當遭到反對，認為這是一種無法無天地滅絕的時候，列寧頓時容光煥發，回答說：“好吧，行啊……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我們卻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同上，53頁）
在共產黨執政史上，列寧實踐的這一宗教性的、無節制的暴力鎮壓方式，在斯大林那裡到達第二個高峰。他在三十年代實施的大恐怖、大清洗運動亦可說是到達另一高峰，史無前例。
蘇聯解體後解密的秘密檔案揭示這一令人髮指的歷史。
儘管很多專家認為這些檔案隱瞞了相當多的让人難以啟齒的罪行，然而，根據檔案，單只在一九三七年、三八年期間，蘇聯公安部門拘捕了被認為有“反蘇活動的”嫌犯一百五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被槍斃的有六十八萬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平均起來，每天要處死一千人！僥倖活下來的人絕大部分都被送到苦役營服苦役。
對比沙皇時代，從一八二五到一九一〇年的八十五年中，判處死刑的政治犯總共三千九百三十二人。而一九四一年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時，集中營關押著二百三十五萬犯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點四。
曾被認為是列寧的繼承人的共產黨領導人托洛斯基當時坦承“組織蘇維埃政權，就是為了內戰”。而托洛斯基自己則咎由自取，在黨內鬥爭中敗於不擇手段的斯大林，且死於斯大林的暗殺。這是共產黨人剷除政敵不擇手段，肆無忌憚的另類性質的案例。即共產黨政權不僅在鎮壓民眾上，而且消滅任何種類的對手都是如此——絕非個例，而是通常慣例。中共的高崗、劉少奇、乃至胡耀邦、趙紫陽、薄熙來……下場莫不如此。
至於毛澤東、鄧小平，波爾布特、金氏家族、卡斯特羅乃至格瓦拉、周恩來，在極權主義運動發生發展中，在極權主義執政政權中，在極權主義國家的一般社會生活中，其行為及存在都是普遍性的常態。
毛澤東曾經公開說，“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个儒。我們鎮反。難道沒有殺掉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駡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
鄧小平則殺氣騰騰地說，“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
他們不僅放肆地不斷發動政治運動，且直接殘暴地迫害黨內政敵，如毛澤東對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對胡耀邦、趙紫陽。一九八九年六四用坦克屠殺學生和市民，可謂人類史上最蔑視人的生命的教科書專頁！
這意謂著：
宗教性的殺屠迫害，遠遠超過倫理社會——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它們不可同日而語！
【4】共產黨極權主義國家所獨具的宗教性特質的“動態起伏”：
A.一部共產黨社會的歷史不僅是一本典型的極權主義發生發展的教科書，而且更是一部宗教社會由“神學統治”蛻變為“世俗宗教性統治”的影視作品——一部《一九八四》的文學擴展了的經驗現實版。
上述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的兩個宗教性的特點使我們看到：在政教分離後的宗教社會，雖然被世俗化、物質化，但是由於社會的結構及機制還是基督教文化思想形成的，因此在很多領域一方面具有宗教性質及其機制，而另一方面卻已經是世俗化的問題、形式及內容了。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教會型領袖結構及機制，與其無限制的宗教性暴力鎮壓，這兩個宗教性的政治特點，在世俗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一旦“黨政合一”，就會把“政教合一”曾經具有的那些特點及存在方式發揮得淋漓盡致、得心應手。
在這個過程中，與宗教社會同時存在的世俗化宗教社會中，基督教社會在中世紀所曾經具有的教會內部的各類分裂傾向，塵世社會的離心傾向，以及政教合一社會所曾經顯現的宗教改革乃至異化要求，在黨政一體的極權主義社會中也都會存在。
一百年來的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的起伏史，具體地教科書般地演練了這個基督教社會的特點，在走向塵世化的後基督教社會的文場、武場——文戲、武戲。吹拉彈唱，生旦淨末丑，凡基督教中世紀發生的、經過的，都再來一次。
B.對於這兩個特質，常常會遭到有一些對於極權主義的存在還抱有希望及幻想的人的質疑。
他們認為，這兩個特點是極權主義運動攫取政權時的方法，會隨著政權建立及其穩定而有所變化，甚至會逐漸有了對這一傾向的免疫力。
對此，過去一個世紀有過兩次十分典型的質疑。其一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後的解凍及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這個變化讓本來就是半途突然關注極權主義的漢娜•阿倫特公開認為蘇聯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但是幾乎與這個變化的同時就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六十年代初期蘇共重新公開地回到舊的路線，並且不擇手段地使得各東歐國家都重回舊路的狀態。
其二是中國。在蘇聯發生變化的時候，毛澤東不但堅持了斯大林主義的一切，而且在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殘酷、不擇手段地迫害了一大批政敵。十年後則爆發了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擁護者及其家族的清算。這個清算甚至直接針對領袖及其終身制，提倡所謂法制。
這次變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與五十年代中期後的蘇聯的變化類似，甚至更具迷惑力。在國際社會的那些不願意了解及承認對共產黨研究的一些結論的人看來——再重新回復到以前的領袖崇拜，一人决定，似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事實是，這幷不意謂著制度已經有所變化，或者說制度開始變了，而只是意謂著社會狀態已經從建立政權時的“動力型”變成維持政權“慣性型”。
這一切最典型地反應在，一旦極權統治在“合法性”問題上産生了危機，這個制度的統治者“毫無疑問”，“絕對不猶豫”地會“立即返回”到建立它的，前述的“兩個宗教性的特質”——領袖統治，與在方法及規模上無限制的肆無忌憚的鎮壓，從而保障他們的極權主義體制。
可以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前發生的史無前例的用坦克、槍炮、野戰軍，在全世界的電視鏡頭下屠殺手無寸鐵，毫無反抗的民眾，以及鄧小平殺氣騰騰地語言——“殺他個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在共產黨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史上留下了“最為經典性的案例及語言思維模式”！
所以，五十年中期後的蘇聯，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說明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即便在它建立并穩定後的慣性階段，極權主義固有的宗教性的恐怖主義的機制與方法乃至形式，依然和這個制度的“根本的、原始的模型”——緊密相連，從沒有被排除出去。
極權主義在它形成及建立階段时的恐怖主義方法儘管在統治進入平滑時期，“看起來似乎”不再需要它們的時候，“似乎”是多餘的。但是仔細觀察，人們依然會發現，很多時候只是暫時處於策略考慮，而沒有使用恐怖行動，例如近年來對香港政策，二〇一一年的廣東烏坎村事件等。這幷不意味著“恐怖成爲多餘”的，而更意謂著“恐怖”仍然是一種“隨時可以使用”的手段。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西方那些所謂研究中國社會的專家、分析家們，由於絕大多數都對於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的歷史研究陌生，很多漢學家甚至自身就是從年輕時就在共產黨社會的資助下成長的，却在那裏盡心竭力地尋找中國大陸社會“已經”産生的可能演化的痕迹，或者更加為甚，變本加厲地證明這個極權主義社會已經産生了改變，成為新加坡那樣的威權社會。
然而，無論五十年代中期後的蘇聯，八十年代甚至到今天為止的中國大陸，經驗給出的歷史證明揭示的是——這一切至多不過是蒙蔽自己的雙眼；不僅徒勞，而且自欺欺人！
任何明眼人都能够看到，如烏坎村、二〇一二年四川什邡事件，江蘇啓東，尤其是二〇〇九年新疆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無論是那種當局對于暴力鎮壓的猶豫或者退讓，還是再次的肆無忌憚的暴力規模，都說明：社會制度在政治上從來就沒有過改變，更不要說進步；有的只是一種極權主義社會爲了維護自己的生存，運用不同方式及形式的自我救助，採取了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調節。
與中世紀前存在的宗教社會一樣，這一切甚至讓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仍然是除了民衆的力量能恐嚇住統治者肆無忌憚外，沒有一種機制能够哪怕讓統治者延緩采用鎮壓；也沒有一種機制能够保證民衆在其後能够不被秋後算帳！
所以宗教性帶來兩個機制及特質，如此的兩個特質的不變性，證實了它的宗教性。而這種宗教性的構成機制與結果，形成的不只是循環論證，而是一種包括了世俗化、物質化特點的宗教性存在的多重側面——即更多方式及形貌的展開。
【5】極權主義運動的動態變化——意識形態
A.雖然中世紀的宗教社會存在千年，並且由於其僵硬的等級社會，對於人性及其精神思想活動的禁錮，導致這個社會的停滯及精神活動貧乏、惰性。但是，有人的地方，人的個體及社會存在總會或多或少地顯示出動態存在。即如俗話所說，在太陽的底下，總會有些新的東西。
脫胎於宗教社會，宗教文化的極權主義，從開始作為運動出現，到其建立極權主義國家，再到其衍生出自己獨有的世俗宗教性的文化及社會，它的動態變化，應該絕對不會比宗教社會更少。
關於這個動態變化，其“意識形態”的“形式”及“內容”的動態變化，是最為普遍性的——與具體環境及形勢相聯繫的變化。它貫串於極權主義“運動”，極權主義“國家”以及極權主義所獨特具有的極權主義“文化及社會”中。
於此，最突出的就是奧威爾專門討論過的“民族主義”問題。
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重點是討論“民族主義”的語言方式，觀念主義的以論帶史，真理性學說性的思維方式帶來的問題。他之所以選擇“民族主義”一詞來討論普遍性的思維及語言方式，是因為作為具體的“民族”的主義問題，在這一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及思維方式中極為典型。所以我們也特開一節來討論，共產黨社會中“民族”問題提法的意識形態化的變化。
B.共產黨極權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及民族主義：另類替代宗教形式
對共產黨人及其運動史、國家史來說，對於“十九世紀”在“歐洲產生”的“民族主義”觀念的認識及運用，曾經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或者說反差極大的反轉性改變。
當民族問題涉及到傳統及價值的時候，作為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黨黨團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或者不用“主義”這個詞，反對一切和民族相關聯的觀念、思想，價值及生活方式。即達倫道夫所說的：極權主義一定是反對一切其它文化傳統！
原始的馬克思主義教義認為，民族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來迷惑人民的工具，誘使民眾偏離自己真正的使命，不去進行階級鬥爭。在這方面列寧是個極好的案例——他毫無愛國主義情操，非常鄙視自己的民族。在私人通信中，永遠用一些極不客氣的語言來稱呼本國人，例如“俄國傻瓜、笨蛋”等等。有一次，他甚至對作家高爾基說：“才華出眾的俄國人幾乎都是猶太人，或猶太血統的人。”
同樣的感覺及言論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人物中，乃至在五四所謂新文化運動中接受西化的人中都很多。它們遺傳到今天的那些口口聲聲地謾罵中國人為“支那人”、“支人”的那類華人的血液中。
但是民族主義到了斯大林手裡卻變成了政治工具，他深信，民族主義與排外思想，與其它形式及思想相比，在國內更能夠作為政治工具來煽動人心。它甚至比虛幻的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理想更為切實有效。
斯大林的這一想法及做法，其實更深刻地反映了共產黨的另外一面，世俗性的機會主義——為了政治目的，為了政權，他們可以隨意地利用一切。
為此，斯大林把自己和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等同起來，最初他是謹慎的，但是很快就明目張膽地如此行事及宣傳。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之後，他下令完全改變蘇聯共產黨關於俄羅斯愛國主義的政策路線。此前不准講熱愛祖國，此後開始積極提倡熱愛祖國；以前講歷史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老套子——專講階級鬥爭，而此後，就著重講授俄國在戰爭時期及和平時代有過的的豐功偉績。
在二戰勝利後達到高峰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到斯大林一九五三年去世時，已經徹底地融化在蘇聯共產黨的血液中。這一斯大林主義的影響直到今天，俄國人已經分不清他們如今留戀的是共產黨制度，還是祖國在過去的成就及其受到其它國家的尊敬與畏懼時的風光。
事實上，今天的普京乃至中國的習近平所走的路，都是第二代馬列主義者，第一代斯大林主義者走過的路——毫無新意。而那些“支黑”——喪心病狂地專門謾罵華人的人，更不過是停留在原始馬列主義泛起過的渣滓中。
C.很多人歌頌的鄧小平所謂新經濟政策，改革開放，其實也是毫無新意。它們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甚至在列寧那裡就採用過了。
無獨有偶的是：中國是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的社會混亂中；而列寧也是在十月革命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暴政所造成的危機之後。
一九二一年一月，彼得格勒附近的海軍基地發生兵變，要求結束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與此同時，彼得格勒則發生了工人大罷工，抗議食品短缺。而在坦波夫省，則正在興起一場大規模的農民暴動。
列寧，如其後的一切共產黨集團一樣——如中國一九五九年對西藏民眾，一九八九年對天安門學生，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事件一樣，立即採取最殘酷的軍事手段，甚至運用了毒氣。無獨有偶的同樣是，鄧小平的前輩列寧也不得不承認，單靠物理鎮壓是不行的。一九二一年初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再用武力強征糧食，農民以實物交稅，餘糧允許自由市場銷售。政府允許私人製造消費品及進行小規模貿易。但是規定——國家經濟的“命脈”，基本工業由政府掌握。
雖然這項讓步政策來得太晚了，沒有阻擋住大饑荒，餓死了五百二十萬人。但是在“新經濟政策”鼓舞下，经济恢復得很快。到一九二八年，蘇聯的穀物產量已經達到一九一三年後的最高水平，雖然仍然不及一三年帝俄時代。
在俄國，甚至在俄國以外的西方，很多人認為“新經濟政策”的採用，標誌著俄國已經放棄共產主義，不再是舊日共產黨。有人甚至把這個政策比作法國大革命期間一七九四年發生的“熱月政變”，說俄國發生了“熱月政變”。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比喻不倫不類！因為熱月政變，法國雅各賓派領袖們“被處死”，但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卻比以往“更加牢固地控制著政權”。更為重要的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是把讓步政策當作權宜之計、喘息的機會，鞏固暴力政權的手段。後來的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6】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的動態變化——政治、經濟及社會：
在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社會的認識及論斷中，長期充斥著一些並非共產黨極權主義問題研究者的妄言、妄斷、甚至自欺欺人的幻想。
A,關於“權力構成及機制”的動態變化
這種在政治上的妄斷及幻想講得最多的一個就是“和平演變”問題，而被說到的最多的觀點則是：這個社會有了私有經濟的鬆動，一旦有中產階級出現，就會慢慢解體。
實際上，由於極權主義運動及其形成的政權、制度及社會有著自己的形而上學前提及類宗教性的學說教條體系，所有它的存在乃至改革，都是在“這個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就理論及其觀察來說，可以更為普遍地推論，它一旦形成自己的制度、規範及範疇，自己的文化及社會，任何由其自身衍生出的演變都不具有推翻其前提的可能，只有為其前提服務，延長及穩定它的存在的可能。這是一個不爭的、自洽的事實。
極權主義的經濟及政治結構及機制，不產生導致自身解體崩潰的條件。這是極權主義專制與傳統專制，尤其是東方的所謂威權性、倫理性的專制的最為根本區別！
極權專制與基督教宗教社會的專制一樣，與任何神學為前提的專制一樣，是一個形而上學前提下導引出來，衍生出來的專制。而傳統專制只是一種“權力專制”。
它決定了極權主義專制最典型的邏輯性結果及現實經驗事實：
極權主義統治集團的利益基礎，決定了它內部產生的任何變化衝動，都是一種對於更好的、新的“維護及鞏固”其統治的尋求。
道理很簡單，事實則很明確也非常明白地存在在那裡！因為：
第一，由於殘酷的實行了專制手段的統治，因此這個社會的每個人，尤其是權力結構上的人，都可以說犯有謀殺罪。為此他們都非常明白地知道，維持這個制度的重要性。對此，受到毛澤東迫害的鄧小平、劉少奇，甚至胡耀邦等，都從來不敢想象徹底清算毛澤東，就是對此最清楚明確的證明。
第二，極權主義制度內部同樣有著它自己的經營變化輪替的機制，而且這個輪替甚至可能是大規模的。然而，那些新進入極權主義社會權勢機制的人，所謂中產階級，很知道他們自己的權勢是如何得到的，怎樣才可能保持它們并且更上一層樓，結果是，甚至比原來老的機制中的權勢集團中的人對權力及位置，對財富更加饑渴。
關於這一點，由於四十年來權勢集團的更替及毫不掩飾地張揚的那些暴發戶，甚至把社會及其民眾都刺激到已經“見怪不怪”。沒有這種暴戾的“權勢貪婪”，才是反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共産黨極權主義政權的權力機制的變化，在如此一種制度機制下，永遠只會朝向有利于這個機制的方向演變——在政權內部幾乎沒有根本性的離心力因素存在的可能！
B.極權主義制度既不會因為經濟危機崩潰，更不可能由於發展而變化解體：
關於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存在的第二個經常見到的陳詞濫調是：經濟危機會導致極權主義的崩潰。實際上，這個命題是極為典型的一廂情願的命題。因為儘管歷史上不止一次、反復出現的經驗事實是，即便是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甚至餓死幾百萬人，也從來沒有導致過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崩潰。與之相反，它反而造成內部的矛盾及動蕩，外部國際社會的壓力，反而幫助了極權主義政權採取高壓乃至暴力政策的合法化、合理化，使得他們能有效地利用固有的權力，以及其特有的動員能力，安穩地躲過災難，甚至是平安地駛向另外一個更為穩定及有欺騙性的狀態。
對此，最典型的例子是蘇聯上世紀二十年代經歷的大饑荒及大衰退；中國五十年代末期後人為的史無前例的餓殍滿地的大飢餓災難，以及緊接其後就爆發的十年文革，整個社會政治經濟遭受空前的破壞，死亡及受到迫害的家庭和個人再次超越千萬後所發生的事情。
在所有這些災難之後，如果說蘇聯三十年代的經濟繁榮及二次大戰的勝利被解釋為具有一定的偶然成分，那麼，更為典型及迷惑力的是中國大陸在八十年代後，共產黨極權主義统治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迎來了其存在最穩定，在經濟問題上所謂的最具“合法性”的狀態。
最近四十年的中國大陸的歷史，雖然不能夠證明極權主義國家不會再次發生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社會災難，但是能夠證明——經濟危機並不導致極權主義制度的崩潰。它只是讓民眾經歷巨大的犧牲和災難。
更為可怕的是，極權主義政權從來不怕經濟危機及成千上萬民眾的家破人亡的災難。所以單純的經濟破壞及製造災難，鼓吹西方各國制裁中國的經濟發展，不但不是對抗極權主義政權的最好的方法，而且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民眾！
202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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