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年前寫出文章：《余英時先生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問題 ——對話余英時先生（上）》與《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 ——對話余英時先生（下）》，投給了臺灣的一本傳播性的學術刊物，等了幾個月，他們回信希望我進一步修改。我拒絕了修改，並把它立即發到了網路刊物《北京之春》上。
我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公開發佈，是希望余英時先生能在活著的時候知道，有下代人從根本上——在治學方法上，對西學的理解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認識上，與他不一致，並且質疑他的思想及學術生涯。
余先生於次年，二〇二一年八月一號辭世。在這篇文章公開發表後的那十個月中，我陸續發表了幾篇類似的討論其它問題及方法的文章，擴展了對余英時先生及林毓生先生的學術及其學術思想的質疑範圍。這兩位學者被認為是一九四九年後在一般社會完成學業的學界翹楚。林毓生先生，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號辭世，享年八十八歲。余先生則是九十一歲。兩位都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此，無論余先生是否讀到此文及其它文字，我的這個目的達到了。
由於這些討論不僅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學術研究的方法，對東西方文化思想問題的看法，而且涉及百年來華人社會精神思想界的走向及今天現狀，基於上述這些討論文章，五年來在這個方向上，在很多問題上我都有了清晰的深化及推進。這使得我現在更為全面、具體地看到余先生治學及思想的“盲點”。
如余英時先生自己所言，他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了胡適先生。然而，在我看，恰正是這個五四“新文化”，其實是西方的“舊文化”；也正是因為他和胡適先生一樣，對於西學的理解以及運用，從其著述就可以看到根本是“外行”；如此，我認為他們一生可謂沒有進入西學，不知如何用西學治學。即雖然他們都使用了一些西學的語言概念，準確說是按照華人理解的西語中譯概念談論問題，卻並沒有真正理解進行學術研究，進入某一思想領域，需要遵照何種規範及方法來研究談論，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如何來說；更沒有對任何一個二十世紀的西學問題進行過探究討論。在這點上，他們與從事西學的洪謙先生成為了一個鮮明的對照。
反向對比有助於中文知識界會對我的這一看法的理解。這就如一個西人學中學，學詩詞歌賦，學唱京劇——一招一式，一言一詞，都要中規中矩，字正腔圓。入門、掛味兒、生意，并不那麼容易！
平行對比，積我半生求學、求知經歷，最深的體會就是一個中國人學西學，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到了德國，才體會到處處是“子非魚”問題。所以，我痛感且深知——它不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就能掌握的！更不是能搞運動的事情，而是要一招一式、老老實實地用苦工！新文化、西文化的引入及培育，需要的是能工苦匠——用苦力、苦用力者，而非弄潮兒、所謂革命志士、佈道者！
2.
五年前我所討論的余英時先生的問題，並不是一時一事的問題，而是涉及非常根本的問題。所以此前我積累知識，琢磨思想，探究了二十年，才終於張口，此後，最近五年，我當然在各方面繼續了這一努力。現在，五年後我可以說，我的認識又有了很大的推進。
我的這些批評性的看法及思想，都不是興致所來，泛泛談論的大話，而是實打實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有清晰的對比性的認識。
除了我在那篇長文中談到的，在對於庫恩對於知識、思想及學術研究的框架及其帶來的結果的研究的辨析上，余英時先生是霧裡看花、望翻譯語言而生義，完全不在行市外，在他曾經喜歡談論的韋伯思想上，對於學術研究的非價值性的理解上，他亦是誤讀。
余先生犯了知識人治學的大忌，沒有看到文化相隔、語言相異，所具有的庫恩所言的——不同規範不相通約。
西學的每個概念、提法，尤其是那些在思想界、學術界引起爭議、產生巨大影響的提法，他們涉及的問題有著深刻及廣泛的蘊含，不是可以輕言的。其實這樣的治學態度：如履薄冰，陳寅恪先生在治中學中也提到過，那就是對於每個歷史問題，要有身臨其境的“同情”才是。這個“同情”意味著需要大量閱讀及體悟——談何容易！
這樣的媒體人式、囫圇吞棗式的治學，使得余英時先生在整體上出現了問題：
在對於何為近代歷史學，它與傳統述史，以論帶史的“史觀史”的區別是什麼問題上，甚至對於他自己究竟從事的是歷史研究——中國傳統的經史還是西式的文獻史……，他都不清楚，甚至沒有意識到這類傾向意味著什麼。
具體到當代中學——中文範圍，中國文化史問題的思索，在對於陳寅恪先生、錢穆先生之認知與理解上，他甚至可說是背道而馳。很多時候是在以己度人，因為他以為自己有了以己度陳寅恪先生、錢穆先生人的能力。而這就是我這二十年的努力，一個逐漸看到看到陳先生與錢穆先生之項背的過程。到此時更感到“高山仰之”——在哪兒不能多言。
二十年前，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覺得余先生所言遠比大陸上代學者，如季羨林們有啟發意義，二十年後，我入了門，看到不是那麼回事！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五四後的霧霾中，耽誤了我半生以上的生命時光。
由於出了五四霧霾，在上述這樣的基礎及思想背景上，對於更為普遍性的問題，如關於意識形態，ideology與學術思想、理論框架的不同，甚至具體到在思想史、政治史及文化史上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看法上——總而言之，在對於西方思想史及當代思想問題的上述討論上，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余英時先生趕了時髦！但是對於自己的著述，主張的問題的性質，對於西學中學的稍微更深一層的把握，乃至由此而來的他所從事的社會性的學術活動影響，都經不起推敲，不足為訓。
3.
對此，他的學術生涯，在社會生活的軌跡上，在我看，生前留下了似是而非的敗筆。這一敗筆是明顯的、致命性的。
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經歷了一九八九年——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獲得了一個歷史性的在精神及思想上發揮巨大影響的契機，但是一如他的學術工作，打了水漂。由他主導參與形成的，受到幾百萬美元資助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多年下來，乏善可陳，竟然能夠做到——沒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思想及學術結果；而對於那批來自極權主義社會及文化的知識人的精神及知識框架，，用他喜愛用的話說，竟然沒有一個人感到并產生涉及到根本性的規範性轉化的反省及有意識的變化。作為知識人，我想，余先生如果沒有感到一九四九年前與四九年後，民國與極權主義中國的知識人的精神氣質、知識結構，語言及思維方式的區別，在這點上沒有托馬斯·庫恩所強調的不同規範問題，那應該是件十分令知識分子，乃至文人遺憾的事情。
關於我提到的數字“幾百萬美元”， 以我所接觸到的歷史事實看來，絕非誇大之詞，我很希望在還能夠追蹤的時候，有人能出來確實研究及公佈這個數字。具體坐實研究“他們所作的事情的具體題目內容”，他們是如何運用這筆錢的。就歷史學、社會學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研究題目，就現實中文社會的存在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樣的研究，具體的框架是現成的。因為在如今西方社會已經形成固定規範程式：以資金資助研究及知識分子的項目——從寫申請，到審查計劃，以及每半年一交報告及研究成果，具體研究其每個人的作為，整體花費，都必須有可以供審查的記載。
對此，我參加過德國大眾汽車基金會在柏林墻倒塌後資助的對於共產黨社會文化思想問題的研究的項目，三年後，我因為與主持人的學術認知有分歧，主動退出了這個項目。這個經歷，以及我後來閱讀及對比了大眾基金會資助的其它項目的成果更讓我深知：
與西人基金會資助情況對比研究，我確信，九十年代初期的天文數字的對中國民運及流亡的知識人的資助資金的流向，一定有很多非常值得思索的問題及教訓！對於這個問題的對比，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夠有所貢獻。
因為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問題涉及竟然如此根本：
我們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族群社會，面對極權主義政權及文化，居然在文化堅持及造詣、政治及社會影響上，居然沒有一個能與東歐各小國、地區所曾有過的異議群體相比——站得住，立得穩，有根基的知識群體；
居然把陳寅恪、劉節一類知識人所有的氣節精神，知識底蘊，羅掘俱窮；
居然在一九八九年後，在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的精神及物質的支持下，未幾年喪失殆盡！
所以，我的質疑，積我此生在五四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文化社會，其後在大洋國生活所受的教育及所經歷的精神與知識環境，讓我深知最後必須強調的是，所有這些認識，包括這篇“五年問結”：
必須返回基本問題，即重新學習如何提出問題，怎樣提出問題——為何如此提問題；
返回基本的認識論方法論，即我們應用的是什麼樣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應該遵照什麼規範，如何認識範疇及概念；
必須重新認識我們的知識環境、文獻的性質，“重構”及“厚積”自己的知識結構及知識。
我的努力讓我深知：
不能思索、雪上加霜；恥至自辱，顧後無解……！
2025.10.21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