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與當代精英》一書下載地址(附自序）

有網友詢問我的《極權與當代精英》一書情況。下面是2007年我在鮑樸先生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的PDF下載地址。在此也感謝鮑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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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仲维光—

这部文集所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就应该在中国提出来了。或者说至少应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就应该提出来。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以及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的自身状况关系，迟迟推迟到今天，这对中国知识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文集中提出的问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早在七零年前后，我步入哲学的自学之路后，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而七五年，我第一次去见许良英先生的时候，即和上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三十年来，我不断地重新检视这些想法，不断地重新确立这些想法，不断地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尽管生活坎坷，社会条件严酷，但是命运还是没能彻底把这些简单的想法湮灭。

最近十几年来，我慢慢地、不断地把这些想法陈述出来。在此，我首先要对从七五年开始就一直是我争论对象，后来成为我的硕士导师的许良英先生表示感谢。他明知道在思想上我们有根

本的分歧，知道我疾病缠身，几无康复希望，但是仍然特别招取我为他的研究生。这为我坎坷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更要特别感谢的是，伴我走过这三十年的，我的妻子还学文，她不但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且在思想上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当然还有那些一直，或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关心我的男友和女友们。没有他们，我真的可能在哪一刻，哪一段时期就崩溃，而使这些思索淹没在人群中。在这些朋友中，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张广、高王凌和葛维建。

我认为，无论我所做的工作是否能够令人满意，读者们都能够看到，这部文集中涉及的是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和讨论。这也就是说，无论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文集中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真”问题，讨论都是一些实打实的研究论述。因此，读者如果没有对于基本规范和问题的了解，进入讨论的现场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

这部文集收集的是2003年以后的文章。促发这一系列讨论的缘因与我在七五年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非常类似。

2003年初，共产党内持不同意见的著名人士李慎之先生去世。本来我对李慎之先生很有好感，因为他尽管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是性格温和，始终还保有很多纯正的人性，尤其是在晚年，在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他在党内发出了不同的反对的声音，这给中国社会的松动带来了动力。但是，我却没有料到，李慎之先生去世后，连篇累牍的回忆和悼念文章，尤其是年轻一代，竟然完全没有超出五十年来人民日报的语言，思维模式仍然是共产党教科书式的。在这样一种吹捧中，李慎之先生真正的历史性贡献不见了。而他曾经错误追随的，终生没有能够跳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枷锁的这一弱点反而被悼念者突出到只能让人看到他的这个弱点的地步。

当时我正在阅读研究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在欧洲知识界引起的争论。这使我在某天上午读书前，顺手从我以前和许良英先生的通信中摘了几段有关如何评价上一代人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及知识框架的文字，以“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为题投给了某一网站。我没想到十几分钟后就被该网站正式发表出来，更没有想到这样几句“老生常谈”竟然在中文界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一场有关如何评价李慎之等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成了一个焦点问题。

由于我无法认同整个讨论的水平和程度，因此对于那些激烈地批评我的人，我没有采取直接回答的方式，而是利用这个机会 论述了我认为必须讨论的一些问题。一个多月后我写出了第二篇“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思想问题”。此后三年，我陆续不断地把我认为中国知识界早在三十年前就应该讨论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进行了一些ABC的基本讨论。

我之所以没有采取直接回答的方式，其实在文章中已经明确作了说明。因为我深知这其中有一个规范转变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悟到这个问题，就会像三四十年前的我一样，对共产党社会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视而不见。

对于任何仍然没有跳出《人民日报》的框架，仍然是大字报式的讨论的人，我不可能直接讨论他们的文章，而必须重新回到基本问题、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方法的阐释，甚至复述上来。相反，对于语言、方法都有所变化的任何一个讨论者，我则都会遵循孔子的教导，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个讨论的另外一个我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和许良英先生起自七五年的争论。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他成为我的导师后，在将近三十年后，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绕过这一问题。

在这个讨论开始六个月后（2003年10月），许良英先生通过“友人”突然在网上公开了这些分歧。这个突发事件一方面由于师生原因使我感到困窘，然而，另外一方面却也凸现了分歧所涉及的深刻的思想与知识根源。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上，我都和许良英先生不一致。这个分歧说到底，也就是我与许良英先生、顾准以及李慎之先生的分歧，同样也可以说成是我和中国现今主流知识界的分歧。因为尽管某些人把顾准、李慎之等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在我看来，究其根本的思想基础—在认识论、知识论、社会学、政治学，以及道德规范问题上，他们根本没有超越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范畴。

为此，最后我要明确点明的是，概述这个分歧以及我为此所进行的研究和努力，也就是这本书，展示了我半生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的：

我半生的努力就是要颠覆最近半个多世纪统治中国的知识界，从根本上改变它，使它重续中国传统，重新和世界知识传统接轨。

我的努力是集我自己的教训，对生命的体会而做出的。我们是被专制毁坏了的一代人，我希望下一代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追求环境和气氛，有一个真正的知识训练和正常的道德规范。如果通过这本书，我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带来一点教益和启发，那我半生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我也就感到满意了。

2007-3-30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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