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葉茂、源遠流長——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一個運動，其前其後的影響及發展，及其狀況，一定也是如此。
如果根深則後來會著葉滿枝翠羽蓋，如果源遠則必“源远流长灭正宗，不比瞎驴趁大队。”（妙源首座请赞·南宋·释智愚）——這對於以發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為符號的八九民運也肯定會如此。
所以可知：八九民運之“瞥然一過已高秋”——不過三五年，當還在受益於六四造成的世界形勢，而和平、如火如荼地走向民主之路的時候，那些把六四作為政治謀求的人卻已經“野鴨群飛勢莫留”，一定是有根與源問題。
所謂根不正、源無本，拔本塞源，結果自是無邊落木瀟瀟下，焉能不盡長江滾滾來。
在我看，一個社會的任何事件，何種運動的根源都在於文化與社會機制。尤其是文化，導致一個事件及運動的精神及思想決定了改事件及運動的近期及遠期的發展趨勢就狀況。就此來說，所謂八九六四為標誌的民運，幾乎可稱為是亂根、錯源的事件及運動。
2.
我之如是說，因為該事件、該運動並不是改變文化、改變社會結構而非機制之衝動所激發的。參加那個運動的所謂核心人士，沒有人事前及事後有感到改變自己的精神及文化需要的衝動，且四十年來如一日。究其話語、語言方式而言，其得心應手地運用的“新話新思維”說明這個運動就其文化根源的辨析來說，很大一部分是是黨文化，是其黨內鬥爭的繼續，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或者狹義說，是東歐持不同政見運動意義上的民主運動。如此評價它並不為過。
東歐的民主運動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是要告別共產黨制度及其社會，回到一般社會、傳統社會。它是復歸歐洲傳統的運動，告別一黨專政及其極權主義文化及社會的運動。但是中國的八九六四不是，其實，由於五四以來的反傳統及對西方的誤解，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就不再是告別共產黨社會。五十年代後成年的兩代人尋求的是一個好共產黨領導人，一個好共產黨政策，一個好共產黨。
這種性質的訴求也反映在八九六四後這些人在國內及海外流亡的走向上，由於沒有對極權主義制度及文化有根本的認識及叛離，所以如今已經可以說了，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人進行過艱苦的文化努力——精神思想的重建，在政治及社會問題上另開新章。
於此，川粉問題，對於美國政治問題的看法乃至“黑命貴”的翻譯，今日以巴問題、俄烏問題的看法，顯示的都是這一張冠李戴——錯置的根源。
卿雖外修邊幅，卻內行不軌……本非佳人！
3.
當然，退一步說，“求好”，總是個好願望。然而，對於這個求好願望卻可以肯定地說：至今——即不只是到一九八九年，且直到三十五年後今天，這個世界及其歷史中，還是沒有過一個好的共產黨，更沒有發生過共產黨放棄一黨專制，和平演變到民主社會及傳統社會的案例。所以如果是民主運動，如果追求另外一種社會及其生活方式，那麼只是在共產黨的精神及思想，語言及思維方式，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框架下追求，那麼走入的必然是死路，輕則被碰的頭破血流，重則遭到坦克槍炮鎮壓——這是毫無疑義的，從來如此，沒有反例，看不到一定是你在自欺欺人。
在這個意義上，八九年的民眾運動，學生運動的大腦，是一個植根於共產黨文化體上的大腦；這個大腦決定了那個運動，在人類的政治文化版圖中，是條內陸河。那套“新話新思維”，那種運動方式，流不出極權主義的版圖。它沒有足夠的生命力在極權主義社會內部，以及在極權主義社會以外發展，它無法和世界接軌，已經喪失了在一般社會，平常生活、言語及思維的能力。
4.
三十年來最能說明這一點的不是國內發生的事情，而是所謂異議人士在世界範圍內的存在。這個世界幾乎所有最有影響力的獎項都給予過異議人士及華人，例如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薩哈洛夫人權獎，法蘭克福書展大獎，但是必須說，那些獲獎者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講出一句雋永性的精彩話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寫出經典性的文字及作品。
獎可以通過手段，通過迎合時勢獲得，可精神及思想的光彩，卻不可能由此而來，而得。所謂錢好賺，人卻不會因錢多而有光華。難的是“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之自華！
這一點最好的對比是一九八九年因為六四事件，而終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由於他的文化根基，精神及思想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及範疇，他的語言及思想，活躍在世界各地人們文化生活中的行為，都熠熠發光。
所以在我看，世界對中國異議聲音的支持，三十五年彈指聲中提供的是，一個成功了也不會“成功”的案例！它已經充分說明——就是讓這些人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導權，所謂執政，他們也不會有任何成功的言論和方法、政策，因為他們的想象力、思維能力說明，他們不比時下的共產黨領導人強，更不要說有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精神思想及知識框架及厚度上的區別。
於我來說，從更深遠的思想史及人類文化史的視野上看——華人異議份子講不出一句精彩話來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再次說明，極權主義文化，新話新思維，是對人的精神及思想，人的靈魂的敗壞，它導致衰退，毀滅了人的感知及思維創造能力。所以，無論物質生活如何，就文化思想，就人性及生活方式來說，我們絕對不會要一黨專制的極權主義制度及其社會。
當然，如果再從推進一步——臺灣的黨國化經驗也讓我可以更一般化地看到，其根本意謂著的是——我們不要黨派政治及黨國化的社會，即使是在民主制社會中，也是一定是如此！故此，再推進一步的啟示就是：，我們對於後基督教社會的一切都應該是審視，因為我們看到，“開放”，寬容是未來人類存在的基礎；後基督教社會殘存的作為社會性基督教文化遺留的排他的族群分裂傾向——宗教的、文化的、各類種族主義、地域主義、意識形態的都必須引起人們的注意及限制。
5.
回到極權主義社會問題，中國的民運為極權主義研究提供了一個極權主義社會中的異議運動的特點。
極權主義社會中，沒有文化追求，即沒有精神及思想為基礎的政治追求及運動，一定不僅盲目，是瞎子，而且先天地不良於行、跛腳。這樣的追求及運動，涉及不出有遠見的策略及方法，對民眾及學生則一定是通往災難的欺騙。
在我看，極權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問題，是精神及思想上的分離運動，是風雨、水源的孕育，是一旦有泉水湧出的流向問題，是人的孕育問題。否則等待他們的永遠是敗退，衰亡！因為他們做的是他們的能力，精神和思想都陌生的事情，是他們沒有能力達到的事情。
對於這個結論，多年來的追求及思索讓我越來越清楚：民主於我是作為一種生存及精神要求。它不只是選擇政府的政治方法及要求，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精神和學術要求必然帶來的社會生活要求。
正是在這種人性及其精神思想的根本性的要求上，我無法接受極權主義制度及其社會，因為我不僅無法接受一黨專制領導，而且也無法接受其學術研究的方式，學術研究的語言，其知識框架及其知識，包括它帶來的所謂異議人士，以及所謂自由主義。
直接說就是，如同我不接受黨文化、黨領導那樣，我不會接受黨文化浸泡出來的，沒有文化及知識衝動的民運及其陳詞濫調。即如弗格林所言的——各類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分子。
紀念六四三十五週年，我要再次強調——沒有文化衝動及饑渴，文化追求的民運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一定沒有生氣、沒有新意，充滿陳詞濫調。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對於中國一般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亦如柏林墻倒塌對於東歐社會，是個節日——是一種對於生活、自由的愛，對於公正平等、自己權利的追求的抒發及釋放。只有少數人帶有政治目的乃至謀略。它遭遇到大屠殺，是因為民眾發自本性的對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極權主義根本存在基礎的對抗性的。
在紀念六四三十五週年的時候，我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黨、一派、一種宗教、一種文化、一個一個以種族、地域乃至國家為要求的統治一切，一定不符合多數人的人性要求。究其實，它就是今天撕裂社會、族群對立、世界動蕩，讓對人的殺屠無法遏制的根源！必須警惕及對抗各類意識形態分子！
是以，紀念六四三十五週年，在文化及人性上有著根本的意義！
2024.6.4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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