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提到的現代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其導入到社會中的作用及結果，人們可以非常明確清楚地看到，在最近一個世紀臺灣地區的歷史中亦步亦趨地伴隨著它的每一個社會事件及變化。即所謂民族主義、地域主義、國家主義，更一般性地說，各類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化帶來的封閉問題，撕裂族群及社會問題，對立衝突問題嚴重地影響甚至主導了台灣地區的變化及發展。但是，匪夷所思的是，它從來沒有出發及受到作家、知識分子、學者如如奧威爾那樣的注意及研究，更沒有在社會上引起歐洲那樣的反應。
基於對於當代——五四以後中國大陸思想史、政治社會史的研究，基於對於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問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在歐洲社會的回潮，筆者二〇一八年再次關注了臺灣的文化及政治問題，並且不斷地參與涉及到奧威爾所討論過的民族主義及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其社會影響問題的討論。為此，對於時下再次在臺灣爆發的所謂立法院與政府間的衝突所帶來的問題，再次在網路上發表了一些看法。由於這些看法涉及根本的思想及思想方法問題，不僅是歐洲社會無法繞過的問題，而且更是西化的陰影下的華人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我把它們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和展開收集在這篇文字中。
對抗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式的思想及其社會影響——即對抗各類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的思維是非常具體的事情。在後基督教社會中，這一百年的歷史經驗讓我們看到，它是社會分裂及動亂，危及民主制及開放寬容的社會傾向，甚至可以說是戰禍及人類之間互相屠殺迫害的的主要根源之一。
【1】超越一般政治現象，從更普遍的思想問題上，時下臺灣的問題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文化問題——文化態度及文化認同問題，即地域主義及意識形態化的問題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問題；其二則是對於現代社會，民主制社會的政治及國家機制問題的認識，政府與議會，國家機器與個人民主選擇權利問題。這兩個問題在更深層地探究中，涉及對於西方文化思想及社會由古希臘發展到中世紀，又發展到近代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對未來的探究。具體說就是二十世紀帶來的災難及對於這些災難的認識——意識形態及其帶來的極權主義問題。
我的所有討論都離不開上述兩個觀察角度及理論框架。
【2】關於文化問題，臺灣的反中、去中國化問題，實際上它們不過是大陸的文化革命的姐妹篇，即西化影響下，各類極權主義及宗教社會世俗化後而來的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帶來的問題。
世俗社會的意識形態化、極權主義的徹底意識形態化，都一定帶來文化的封閉性、排他性，一定會導致其和其它文化——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的衝突。
對此，二十多年前，一位好友看到我在文章中說——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一是反對近代普世價值的傳統，二是反對一切人類傳統，及我對反傳統的反思，直接地問我：
為什麼不能反傳統？
我思索良久……，基於文革紅衛兵現象同樣直接地回答她說：傳統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倫理，是人的文化思想以及相互聯繫的社會生活機制的延續。一個沒傳統的人及社會必定會激發出很多無序、無良行為，呈現出人所有的禽獸不如的一面。
【3】對於地域主義以及一個階級、一個種族、一個政黨代表真理的思想，更普遍說——一個用封閉的宗教式思想，封閉的“意識形態”排斥一切其它傳統存在的思想及其人，可以用諾貝爾物理獎得者玻恩描述：
相信有唯一的絕對真理，且自己握有並且在代言這個真理——可以說這是人類世界中一切罪惡的根源。
就此意義，大洋國紅衛兵堪稱是會講話的禽獸，而對於能夠享受到且享受著各類傳統的臺灣——綠衛兵的反中，則更可謂狗彘不如！
【4】對於反傳統、反倫理，我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對於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式的思想方式，亦如種族問題、階級問題、地域主義問題所顯示的現象，即意識形態及其帶來的社會現象，我經歷過非常具體的案例——那就是階級分類所帶來的出身論。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出身論”壓迫下，一些出身不好者或被迫，或者自願地承認自己是狗崽子。他們之中的少數人甚至“大義滅親”，出面帶領紅衛兵來抄自己家，乃至親手打死自己父母。不僅這類事件，而且這類人的相貌特點都深深地打在我腦海深處，永遠難忘。
之所以讓我感覺到它們對於我生命的“生理性的影響”是因為，我沒料到三十年後，我在臺灣綠化的那些外省子弟臉上，突然看到了非常類似的臉上的線條及陰影，以及所顯示的氣質——歷史現象及人竟然如此相似，這一方面讓我極為震驚，另一方面也讓我對於“省籍問題”及情節有了極為深刻的體會！
【5】因為文革經歷——族群撕裂及蔑視，乃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讓我先天地厭惡省籍情節，尤其是綠營中的那些極端甚至誇張化表現的外省子弟。
無獨有偶，來到西方，也又一次地經歷更多種類的族群歧視現實。由於文革及在共產黨社會生活的一般性經驗，讓我本能地厭惡“西方的種族主義”及“西方中心主義”。
我自己其實是沒有受到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迫害的，產生這種厭惡反應的思想及感情基礎是中國傳統教育：首先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外是“不能才小看窮人”，它涉及人格問題。其三，君子群而不黨，自強不息！
【6】關於另一方面的問題，文化與民主制、民主社會的關係，以及更為具體的政府和議會的關係，民主選舉是方法還是價值問題，時下及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臺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歷史同樣是教科書般地演繹了各類問題的關係及性質。
首先是關於這又一次的“以黨領政”，以黨帶領所謂“學運”，以及已經貫徹了多年的“以黨制導媒體”，及黨國化、意識形態化問題。
黨國化、意識形態化——不僅是極權主義國家的特質，且從外部威脅著一般社會，尤其是民主國家的存在，而且它們更在民主制國家內部“直接”侵蝕及顛覆著民主制度。歷史上的法西斯意大利及納粹德國，百年中國大陸歷史，現在更加上了一個普京的俄國，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呈現的都是最為典型的案例。
現在，最近三十年臺灣社會，同樣甚至比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大陸，更為典型地顯示出這兩種傾向造成的問題。
【7】就此，可以說——時下臺灣社會及其政治文化現狀，尤其是再次被政治黨派發動走向街頭的學生及民眾運動，完全沒有任何新意。
任何看過一些關於極權主義的文獻的，包括阿倫特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都可以發現——這就是近代社會——對於啟蒙運動的反動的Romantik——宗教性羅馬主義運動帶來的群眾及社會運動。阿倫特稱其為暴民運動，毛澤東筆下為湖南農民運動、進步學運及波普回憶錄中的社會運動。
【8】在討論文化及政治思想問題中，有網友試圖把我拉到具體對於藍白兩派議員在議會中的提案問題的看法的討論。我告訴他，具體了解這些提案可以到網上去搜。我對於臺灣的這類現象問題基本上不很關心。我關心的是涉及到思想史的一些根本的思想問題，政府和議會的關係問題，以及文化與如何看問題、描述分析問題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學術問題。
這次爭議性質是：被民眾一票一票選上的國民黨議員及議會黨團要真正行使立法院的監督權。這讓民進黨及其政府感到很不舒服。
對於國民黨，現在它最可取的一點是——它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政黨，能夠認輸，且完全通過選票來解決問題，或等待解決問題。
【9】有網友質疑我是否對民進黨有成見。對於這類站隊問題、分類問題，已經不是在討論問題，而是帶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個人判斷問題。
對於是否是有“成見”，我能說的是，任何觀察都滲透著理論，理論是描述問題的框架——我認識臺灣問題有著自己的思想框架。這就是我題目中所提到的：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顯示的思維方式及觀察角度。
我認識臺海問題也有現實政治問題的考量——在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誰勝誰負時，我希望保持和平、避免衝突；在發展中彼此消長，我希望臺灣能夠取得一個雙方默許擱置歸屬問題，在而實際上具有像瑞士那樣中性的地位。
至於是否是“偏見”，因為何為“偏見”之指謂，一定會爭論不休，尤其是意識形態分子介入的討論。所以我再次強調：我談的是具體的思想問題，且希望圍繞討論的問題——談看法及描述、解釋方法，以及你的具體的理論框架、概念範疇，而不要輕易誅心。
至於臺灣問題，我可以說相當了解甚至有直接的接觸。九十年代中期，一位在深綠中有很大影響力朋友曾把我推薦給李登輝，邀請我去參加支持李登輝活動，李登輝辦公室主任給我打來電話，在一個小時多的電話中我明確對李登輝辦公室主任談了自己看法，拒絕了邀請。其後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邀請我寫文直接支持李登輝，同樣是在一個多小時的電話中我直接地加以拒絕。
我拒絕李登輝有我對一九八九年後關於兩岸問題看法及其政治及政策原因，更多的還是奧威爾關於民族主義及民族主義式的思維——對於現代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及族群撕裂問題的看法。自那以後十幾年，由於我以為臺灣和中國文化傳統及我所關心的大陸問題漸行漸遠，所以我對臺灣問題只限於關注而不再關心了。
【10】二〇一七年由於意識形態及極右翼問題在歐洲以及美國再度興起，為此，因為關心當代意識形態問題在不同文化中會引起什麼影響及反彈，以及時下的反應和一百年前，上世紀五四後的反應是否不同，我開始關心意識形態問題在如今華人社會中的情況——我再次開始關心臺灣問題。即由於思想史的研究，文化思想與政治問題的研究，我再次對臺灣問題有關注也有關心。
由於厭惡《中天》乃至聯合報及TVBS的不究根本的政治傾向，我專心看了臺灣的綠色媒體半年多，其中包括《年代向錢看》等節目。由此我對民進黨的了解也越來越深。用最簡單通俗的話說，這個政黨的精英，不僅是一批半瓶醋“意識形態分子”，且是極為過時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分子”。其典型的政治特點竟然很像是一個被隔離的實驗室中的按照教科書定義復製出的理想實驗品。所有你用極權主義思想框架，意識形態概念對於二十世紀思想史、政治及社會史研究中所看到的傾向、性質及現象，不同類型的教訓，在臺灣都能夠對號入座，看到它們的拷貝。
對臺灣的不同種類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因為我自己有從馬克思主義反叛出來的經歷，所以對他們的智力、學風及品質熟悉且看得很清楚。至於他們所顯示出的地域主義及其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化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族群撕裂問題，由於這些問題都是研究極權主義問題時的核心問題，並且我在大陸及德國的閱讀及現實中，都有著直接的體會——所以可說是，我對它們如數家珍。
如此，我也就理解了，為什麼像大陸的那些浸透黨文化的余秋雨、李澤厚乃至王元化等的這類意識形態分子能在臺灣有廣泛的市場；為什麼所謂正常文化中的臺灣知識界竟然聞不出這類意識形態分子，真理部園地中的園丁及作物的異味——基於我自己曾經受真理部教育，並且忘我地投入革命運動的經歷，可以肯定地說，臺灣精神及知識界自身已經有了病變——其嚴重地缺乏近代學術領域中的精神及思想活力。
【11】如上所述，我的探究可以讓我概括如下：
我二〇一八年觀察臺灣的原因是因為右翼及各類意識形態思想及群體在歐洲的興起，究其根源及更為普遍及廣泛思想及歷史根源說：它們起源於十八世紀末期，發展於十九世紀，氾濫於二十世紀——二十世紀曾被稱為意識形態世紀，極權主義世紀。而本世紀——二十一世紀初的二十年，歐洲右翼及美國川普的興起不過是完全複製了上世紀初的歐洲史。
就思想史的描述是：這是政教分離，宗教退出後，繼二十世紀初期後，受基督教影響的觀念體系，世俗宗教化運動，又一次在西方社會興起。而我想觀察思索的是——看看在較為純粹的中國文化中，非西方文化環境中、與百年前的五四後完全不同的不同的歷史環境中，是否也如如今的西方一樣，亦步亦趨地重複上世紀初歷史。
對抗、抵制意識形態帶來的封閉及族群撕裂問題，或許除了在西方社會由於Romantik，宗教性羅馬主義運動對啟蒙的反動，在當代重新激發出啟蒙思想對於Romantik運動的反彈外，東方的文化思想，非二元的思維文化，能夠為世界提供另外一種對抗Romantik運動，封閉的宗教及世俗宗教體系——意識形態的可能。
我的觀察讓我看到，一方面事實的確是——二〇一八年、二〇二〇年，台灣的地方選舉和總統選舉中都顯示出了與西方社會不同的對於封閉排他的意識形態，黨國，撕裂社會的另外一種形式的對抗——中國文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所顯示的對於歧視另外一個族群，對於等級及黨化的抵制。另一方面表現為地域主義的封閉的意識形態及其族群也如過去百年在大陸一樣，感到在意識形態化中“去中國傳統文化”——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12】在臺灣的選舉中，我跟蹤及觀察到中國傳統文化，非二元化思維的文化對其一元傾向的意識形態化及族群撕裂的對抗，並且看到：這一對抗可謂十分慘烈！
中西文化在一個“意識形態的世紀”——後基督教社會中的不同糾結現象，在臺灣兩次選舉中的展現——教科書般地典型。
如果說“偏見”，就“觀察滲透著理論”說，我之“偏見”就是——遺留在後基督教社會的“意識形態及族群撕裂”，是作為一種替代中世紀宗教社會時的宗教撕裂及統一的“世俗宗教思想”，我在這個理論思想基礎上觀察，西方文化對於時下人類社會的影響！
對此，同樣是觀察滲透著理論。我看到，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二〇一九年第一次單獨結冊在歐洲出版，二〇二〇年第一出版德譯文，它們在歐洲引起很大反響及熱烈討論。然而，在分類法、意識形態化問題，尤其是各類民族主義、地域主義氾濫嚴重的中文界，卻幾乎沒有類似的反應及思索——這全因為這些地區媒體及文化氣氛、乃至個人，被政治統帥一切，意識形態的“偏見”眼鏡所制導！
地域主義、黨派思想——意識形態，如宗教信仰一樣，像一道墻那樣阻斷了人們互相理解、寬容、理性地共存的可能，只剩下你死我活的對抗。
【13】最近三十年臺灣社會演繹出的現實既簡單又明顯，都不是複雜到難以辨析的問題。
二〇二四年五月正在臺灣立法院內外上演的議會、政府，黨制導的群眾運動，是又一個活生生的極權主義研究中的“暴民運動”，一個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中揭示的民族主義式的社會思想及運動的教科書案例！
而為了政黨及部分人的權力及政治要求，壓制剝奪另一部分人的意見并衝擊制度。這更是個典型的研究民主社會失敗的歷史案例——當年，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就是如此發生的。開始時是強化總統權力——興登堡總統的權力，繼而剝奪壓制議會的主導及制衡，希特勒利用群眾運動，尤其是年輕人的狂熱上台，最終導致魏瑪共和國民主制失敗，走向第三帝國，成為徹底的黨國制。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大陸推翻國民黨，攫取政權的路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及其控制的暴民運動加武裝鬥爭，以及異國集團的外力支持的結果。那麼如今民進黨走向黨國的路則是亦步亦趨地魏瑪共和國的複製之路。唯一不同的是這個意識形態化遭到中國傳統式的文化軟性的反彈，它還在紅衛兵、綠衛兵崛起的路上。它還不能徹底地消滅另外的黨派，並且它的對面有一個比它還要蠻橫的惡魔。這使它無論在任何方面都永遠是小巫見大巫！
【14】關於政府與議會的關係，它涉及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及其機制。
政府必須服從憲法接受議會制約！沒有一種政府可以聲稱自己佔有真理，政治正確，從而可以“制約”乃至試圖“顛覆”議會。
這不僅堪稱是自洛克以來不可觸碰的民主制的公理，而且在三百年來的民主社會發生發展的經驗事實上，無論在成功還是失敗上，都留下了確切證明。事實證明，只有教會國家、黨國、試圖推翻或限制及消融民主制的國家，才會觸碰這一底線。就此來說，臺灣的太陽花運動及時下的所謂青鳥行動都是導致極權主義、黨國，導致現代社會災難的暴民運動對於民主制、民主價值的顛覆和衝擊行為。同樣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從九十年代以來的國民黨留下的歷史，可以看到他們基本上遵循了民主社會的原則及法制，作為執政黨沒有試圖用政府合法甚至非法地限制議會權力，限制民眾的選舉，以及集會示威等民主權，作為在野黨，即便面臨執政黨的黨國化，也堅持了利用民主權力——選舉及議會。從來沒有使用過任何暴力及過激反應，可以說難能可貴。為此對他們最高的評價就是——國民黨不是一個意識形態黨，而是一個民主社會政策性的政黨。
所以，對於政府及一些意識形態分子以某些議員可能存在“負面性外交傾向”為藉口，調動外力來壓制干擾議會及其監督權力，可謂是不折不扣地公開對民主制的破壞。對此，必須理直氣壯地對抗它！
【15】回到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涉及的思想及文化問題。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使我們我們清楚地看到——必須認真對待“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化問題為世界帶來的危害。這就是歐洲為何二〇一九年第一次單獨出版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意義。如果奧威爾及其文學、思想著述可以作為一門重要的研究題目及課程，那麼中國大陸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個最生動的現實版的大洋國，真理部，新話新思維的案例，而臺灣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現實，包括這一次所謂青鳥行動，以及未來的繼續展開，則可以作為一個最生動嚴密的案例來幫助人們理解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一書的思想的敏銳性及深刻性。
民進黨毫不隱晦地表明，自己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政黨，在它周圍及身後不僅產生及聚集了一大批以意識形態為生的分子，而且他們還利用時下臺灣社會的資源繼續培育這樣性質的分子，修築通向意識形態化的大道。為此，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對於西方當代學者所強調的“意識形態”問題，臺灣綠化運動及黨團更是提供了一本教科書實例！
研究意識形態概念問題，研究意識形態對於政治及社會的影響，不可不讀近日臺灣社會的政黨政治現實。臺灣的現實處處展現了百年來在思想領域中所曾經及正在進行討論的問題。
產生於政教分離後，十八世紀末期的意識形態問題，經歷了十九世紀的發展，為歐洲社會以及由於西方擴張同樣也帶給世界各類史無前例的災難問題。這些問題由於威脅到人類的存在以及敗壞了知識社會的精神、思想和學術，所以早在上世紀初就被注意，韋伯強調學術研究的非價值性，弗格林（Eric Voegelin）認為其就是政治化宗教，世俗宗教——和意識形態分子無法討論問題，阿隆認為，它是一種替代宗教，世俗化的宗教，是聲稱自己握有真理的知識分子釋放出來的，欺騙自己及民眾的鴉片。這些努力使得西方知識界普遍地關注到意識形態問題。
一個政黨只有拒斥意識形態才會真正成為民主社會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及綠黨的發生發展的經歷為此提供了正面的案例。例如，成立於一八六三年的社會民主黨，只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德国哥德斯堡（德国波恩）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大会上批准通过《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徹底放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作為該黨的綱領，才真正成為民主社會政黨。
就意識形態及其存在的歷史經驗看，可以肯定地說，各類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分子是現代社會，尤其是民主社會的病毒！輕者是大腸桿菌，嚴重的，如共產黨及納粹甚至可謂是新冠！
地域主義是比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還要狹隘的一種意識形態——這在思想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意識形態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決定了——地域主義者一定會如共產黨、法西斯及納粹黨那樣進行文化革命及黨國化。
【16】在結束這篇圍繞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問題對臺灣問題的具體討論之際，有三個問題必須再次強調：
其一是在民主制中的民主選舉已經和在古希臘的民主制中的功能不一樣，它不再只是一種選擇政府的方法，而可以和其它方法一樣在古希臘社會中平價地循環選擇使用。民主，在現代社會的民主制中，是作為和人權緊密相連的價值問題，而不是作為可以供選擇使用的方法。每人一票，不可剝奪，也不可以隨意地被限制、束縛，製造障礙。自然這也就意謂著——在這一價值基礎上產生的法律首先就必須切實地保障——“選舉權及選舉”不受“政府及政黨操縱”。
其二二〇一九年奧威爾一九四五年寫的《評註民族主義》第一次在歐洲結集出版，引起強烈反響及廣泛討論。相反在七十年來民族主義及其思維橫行的臺灣，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細究它在思想及學術領域中的早已經埋下的原因——而是世紀被稱為意識形態世紀、極權主義世紀，但在臺灣居然基本上沒有討論過。這說明，半個世紀來，臺灣精神思想界，學術界，如五四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一樣，口說推動全盤西化，但是實質上卻是脫離西方主流學界，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運動，近代學術傾向；其對於現代學術的特點，現代學術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現狀，現代學術問題，幾可說是完全陌生的，基本上是寄生在現代西方社會的一個特殊的角落里。
這一傾向帶來的臺灣所謂知識界的特質，則如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專家弗格林早就指出的——對於封閉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人們無法與其對話討論，必須拒斥！
而對於圍繞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所涉及的現代社會及其政治學、社會學中的關於民主制與國家機制，政黨制及政黨性質，以及民主制中的政府權限及與媒體關係的ABC問題，它們之在臺灣產生如此混亂，甚至徹底地把政黨間的政策分歧轉化為對抗、排斥性分類關係，而無法進行正常的討論及修正——全因為政黨的意識形態性。所以，對於意思形態型的政黨所表現出的意識形態性、意識形態化的作為，對於這類意識形態分子，必須有足夠的警惕性，給予明確地拒絕！
【17】在我看，政治越多的社會，越缺少個人自由的空間，缺少各種文化精神及思想、文學及藝術的發展空間。這樣的社會不適於人所需要及享受的平靜寬和的生活。它不僅是個具有惡質，甚至會導致巨大的災難性後果。
對於政治在一個社會中存在的多寡及影響程度，基督教宗教社會，及類似於此的被一元化地控制社會及人的社會，一定是個比傳統中國社會的人的生存環境，還要惡劣的社會。因為基督教宗教，以及世俗社會的一元化要求管控人的一切，因此基督教社會及產生於基督教社會結構及機制的世俗社會所帶有的政治性，一定會無處不在，這方面註定——它們和中國傳統社會不可同日而語！且是對傳統社會的徹底破壞。
從這個視角看，時下對於政治在一個社會中的作用，凡是在大陸或臺灣生活過的人，亦或到過這兩個地區的人可以看到，帶有宗教性的意識形態已經使得這兩個地區的政治性遠遠地過於如今其它社會，尤其是歐洲社會。這個事實讓我們進一步看到，時下，政治比起任何時代都更嚴重地干擾及敗壞了華人、華人社會的文化及社會生活，華人社會及其群體正在繼續滑向一個文化氣氛上讓人最不舒服及難堪的社會。。
但是華人社會的這個特點，並不是中國傳統所遺傳的，相反它是摧毀傳統社會後，如毛澤東所言，“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社會”所畫的——基督教社會發展到今天後基督教社會時代的一個極為典型的案例。
後基督教社會說的是政教分離後的所謂“現代社會”。宗教的退出使得各類封閉的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社會中氾濫，以取代過去基督教的各類位置。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問題，這個在二百年前宗教退出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的意識形態問題，把宗教社會無處不在的政治問題轉移到一個世俗化的宗教社會及其結構及機制中來，即近代化帶來的沿用了西方宗教社會老瓶的近代西方社會中來，即我所說的後基督教社會中來。
後基督教社會由於各類世俗宗教性的意識形態此生彼長、層出不息、無處不在，因此政治也無所不在。在我看政治越多的社會，個人可以存在空間越少，越是個不適於人的發展的、壞的社會，因此後基督教社會可謂是個有著最壞因素及其可能的社會，災難四伏的社會。然而令人遺憾地是，沒有經過西方近代人性覺醒的華人社會從五四後力圖西化，進入西方，百年來卻是被直接地套牢在意識形態中，奧威爾所言的民族主義式的思維及潮流中。
分類法為過去傳統的中國社會，為今日的臺灣帶來越來越多的政治紛爭，越來越多的政治。越來越嚴重地干擾破壞了臺灣民眾及社會的固有的平靜與祥和，綱常和倫理。時下幸運的是只有一個政黨是採用分類法的政黨，意思形態型的、封閉排他的政黨。當分類法迫使國民黨日益意識形態化，問題就會一下子嚴重了，就會立即直接地從損害臺灣的民主制度及其存在，侵害社會的穩定和和平，轉變成政治危險。即當中國文化改變了其固有的傳統性質——蛻化及變性，凝固成一種西式的封閉的意識形態，使得臺灣成為兩個意識形態型的政黨的對立，臺灣的危險就在眼前了。
分類法造成的這個形勢，必然會為臺灣帶來兩類的“吳三桂”——西式的和中式的。對於這兩類“吳三桂”來說，他們實際上早就各自有遁路，都早早地做好移民準備，即如今天巴勒斯坦地區的巴勒斯坦極端組織的上層及以色列政府的上層，這些人需要權力及政治，卻並不懼怕戰爭，因為他們有後路。而這就造成這樣的意識形態對立的地區戰火紛飛，生靈塗炭。所以一旦國民黨像民進黨那樣，走向新黨式的意識形態之路，那麼留給臺灣民眾的一定是亞洲的以巴戰爭、俄烏戰爭。而對這樣的災難性的後果，時下臺灣媒體讓我們看到的是——沒有一個意識形態分子關心這種戰爭對於民眾的殘酷後果。
為此，臺灣的知識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實在是需要好好地閱讀思考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在時下的國際形勢下，兩岸存在的形勢下，這本書應該如在歐洲一些學校那樣，成為必讀書！
20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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