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極權主義及共產黨問題研究中的啟蒙式的哲學研究
2.波普極權主義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哲學問題——社會哲學中的認識論問題
3.波普政治哲學研究中的語言、理論研究及學術研究方式問題
4.4.波普及其學派關於“意識形態”化的“語言方式”、論斷方式的分析性認識毫無疑問，卡爾·波普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涉及哲學領域中的科學思想、政治哲學、社會思想、文化問題，以及現實社會中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及精神氣質問題。其主要影響在三方面：
一，在哲學領域，或者說被狹義化了的科學哲學中的知識論，即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普遍性及專門性的探究；
二，在專門的政治學及社會學領域中的開創性的政治哲學辨析及研究；
三，對于啓蒙思想的認識及在具體的社會現實中，及人類的歷史性存在中的思想及現實的兩方面巨大貢獻。
所有這三方面都直接地與他在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及共産黨問題的興起及發展中的經歷及存在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精神思想及知識的追求，反過來有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共産黨問題影響了波普一生的精神及現實生活，導致他一生的工作與生活都與這一社會及歷史性的現象密不可分。
也正是因爲他的這一存在的性質導致，時至如此在政治哲學領域，我們對于二十世紀的思想史及當前社會的政治思想問題的研究越是具體深入，人們就會發現，在專門屬于哲學的政治領域，在啓蒙主義的潮流中，他的思想及影響堪稱爲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無出其二者。他的對于政治哲學的奠基性的研究，堪輿康德對于啓蒙及普遍性的哲學領域貢獻。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這使我看到，如果說康德哲學對于近代思想史，以及啓蒙思想對于近代政治社會史的變化及發展的影響是根本性的，深入到文化、社會及個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那麽同樣可以說波普思想及其研究對于當代及未來兩個世紀的影響也會如此。
我之所以如是說，因為康德的時代——西方的近代化、開放化及其面臨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而波普的時代，剛剛過去的一百年，則甚至可以說這一百年人類面臨的史無前例的灾難性的問題，時下更是非但沒有成爲過去，而且更嚴重及複雜地纏繞著當代人及其世界。這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思想、政治及社會問題告訴我們：
Ⅰ.二十世紀被稱為是極權主義的世紀，波普及其學派的研究及思想的社會影響在這個世紀的思想領域中的影響恰恰就是康德式的。
Ⅱ.一九八九年柏林墻的倒塌並沒有帶來極權主義世紀的結束，讓人們始料未及的是它竟然是孕育并開始新的極權主義問題的又一個世紀。二十一世紀，從最初幾年就開始了與上個世紀初期現象極為類似，勢頭卻更為猛烈、性質竟完全相同的對於近代化的反動！即對啓蒙帶來的普世價值及開放傾向的文化及政治，不僅從宗教上，而且以各種世俗化的類宗教的觀念性要求，開始了肆無忌憚地全面的反動。他們毫無掩飾地公開撕裂族群及社會，分裂世界，挑戰啟蒙以來的開放寬容，詆毀普世價值。
爲此，在這個意義上，就為我們今天重新介紹及思索波普及其學派所研究的極權主義及共産黨問題，進一步思索上代人、前人的經驗及研究成果，提供了更爲明確、具體的指向、內容及問題。
在這篇介紹中，關於波普及其學派，一反老生常談，我希望讀者能夠看到我所明確地強調的以下六個特點，並且將以此展開：
A.在政治學思想研究領域中的康德式的古典哲學、啓蒙性研究經典之作：
這個問題涉及為什麼說波普對於極權主義及共產黨問題的研究是用“哲學方式”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標準式的典範；爲什麽說波普從“認識論及方法論”出發對于共産黨問題的研究，可謂啓蒙主義思想傾向研究觀念及其學說問題的教科書；爲什麽說在當代對于觀念主義思想的研究中，波普完全繼承了了康德傳統。
B.反省性研究的典範：
對於中文讀者，我特別要強調的第二點是——由於時代及社會的特殊情況，波普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是“反省性”的。他坦率地承認曾經在極爲“短暫的幾個月”中相信了共産黨，且“高中畢業”後很快就覺悟到的覺悟及研究經歷，這對中文讀者來說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因為那些幾乎與他同時代的中國的意識形態分子，幾乎終生刀槍不入。其後幾代知識人都失去或者說居然天生沒有波普感覺及認知。
C.政治哲學研究的教科書：
由于波普的反省及其後終生研究的問題及方向都可以說與共産黨問題密不可分，而共産黨問題在過去百年幾乎支配了中國社會的一切方面，因此與上述兩個問題一樣，這幾乎又可以說是一部了解“被徹底地共產黨化的第三世界文化及其政治社會”的教科書。這讓波普的思想及其研究，對于“中文社會”具有了極爲重要的意義。可以說他關注的每個問題，對中文讀者及學者了解自己的困境及西學現狀來說，都是一把鑰匙！事半功倍！
D.哲學、科學及學術性研究，與宗教性的斷言及論斷，在語言、概念的理解及運用方式上的區別：
基於上述的迷惘，本文特別具體地強調描述展開了波普及其學派的看法及解析——馬克思主義不是哲學、科學及學術研究的產物，而是一種經過中世紀的帶有宗教性的經院性思維的產物，它不是科學性理論、不是哲學，而是一種觀念主義學說系統——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對於語言、概念的理解與定義與學術性研究所使用的描述性、分析性、認知性的語言不同，它是一種斷言、論斷、以論帶史。任何學術研究者都一定會拒斥這種思維及論說方式。
E.翻譯作品的性質：
鑒于華人學者及民衆，對于所有的西學及其知識都是從翻譯閱讀中獲得的，因此波普對于在對于古希臘思想文獻的西文翻譯的重新解釋性的糾正，曾經在西方引起的驚异并受到廣泛的拒絕與攻擊，因此爲讀翻譯作品的帶來的注意及教訓，而這對華人來說格外重要。對照時下華人社會對於西方的誤解，甚至我們稱這一教訓是致命性的——毫不爲過。
F.波普科學思想研究中的宗教影響及其問題：
如果說第四點波普告訴我們的是如何對一外來的思想文化認識及把握，那麼第五點則是如何對自己深陷其中的文化思想保持清醒頭腦，看到其長與短。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麼如何在山中保持清醒就成為問題。對此，具體到波普就是，在他一直關心的哲學性的探究、認識論方法論的探究中，先天存在的宗教傾向的影響，即宗教對他的感知的影響，以及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波普關於極權主義的宗教性問題的具體感知及其變化究竟是怎樣的。它是否構成一個盲點。
2.波普極權主義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哲學問題——社會科學中的認識論問題
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共産黨問題，無論在波普的經歷中還是在他進入學術領域的思想研究中，都可以說不僅是他進入人生及學術研究時最先涉及的內容，而且可以說是他一生思想及經歷所面對的問題。
就此來說，圍繞極權主義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及共産黨思想“在哲學領域中”的研究，波普的研究可謂是教科書性的研究。他從提問題的方式及問題到具體探究的方法及內容，再到結論的方向及性質，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條清晰的“哲學研究”的軌跡及。他所致力及歷經的這一過程及其討論方式，甚至堪稱為什麼是“具體問題的哲學性研究”，什麽是“啓蒙主義傳統的探究及探究方式”，什麽是“近代學術”，標準性的答案。
一言以概之，波普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的特點是——基於對“最根本問題”的“關注及探究”、基於對於最根本問題的“看法及研究態度”决定了他對于共産黨問題的辨析傾向及內容。
而這個特點就讓我們立即看到第二點——波普對於共產黨研究的學術及思想的基礎：它是建立在認識論方法論問題基礎上的研究！
所以我們在介紹波普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時，不是圍繞其在政治上有哪些看法，而是在“古典哲學”即“古希臘哲學”的意謂上，即在認識論基礎和方法論問題上圍繞抽象的具有一般性的哲學性的問題上有哪些特點而進行的。
2-1.極權主義研究的思維方式及思想史淵源：
就波普思想及其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及對抗來說，無論是波普的思想及其研究方向，還是極權主義的産生與它賴以存在的文化思想，都不是在近代“無中生有”的事情，而是在西方思想史上各自都有其歷史性的發生根源及發展軌跡。因此要把握這一對抗性思想及其辨析，就必須對于西方思想史中的不同傾向的思想的軌迹及其性質有所瞭解，否則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及把握波普的思想及其研究。
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上，可以明顯地看到，以下幾個階段的存在及其擁有的思維方式，就其根本的特點及社會影響來說，具有其標誌性的特點，它們分別是“中世紀前的哲學”，“中世紀的宗教學說”，以及二者交雜在一起的“哲學方式的經院宗教學說”與“宗教性的哲學”。具體說就是：
1.古希臘哲學性的探究；
2.宗教性信仰化思維；
3.用古希臘哲學形式來為宗教服務的經院學術法；
這樣的三種傾向，到了中世紀後我們所稱謂的“近代”，人性覺醒後，西方文化思想史究其實並沒有什麼創新，不過是上述三種傾向的復興及變體存在。它的具體表現是：
1.文藝復興推進了古希臘哲學式的啓蒙思想；
2.在古希臘後是中世紀羅馬時期，發生於近代的古希臘文化思想復興後的也還是羅馬時代的宗教對於近代的反動；
3.這一發生於近代的前後相接的復興與反動，亦如中世紀同樣經歷了第三種存在存在，復興的古希臘哲學，各類變體基督教，以及哲學再次與宗教及其思想的交叉。不同的是上一次是在宗教社會中，而這一次則更多的是在世俗化了的歐洲社會中的交叉。即古希臘式的哲學及科學，宗教思想，以及宗教方式世俗化的“觀念主義思想學說”。
這三種傾向的歷史性地串聯起來說就是：
波普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是源自古希臘哲學及其重生於近代的啓蒙思想傾向；這個傾向對於中世紀宗教及其後宗教性的世俗觀念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共産黨思想的對抗性的辨析。
關於古希臘哲學，鑒於中文世界對它的陌生，以及百年來以非黑即白、整體論性地以唯物唯心作為標籤地看待西方思想領域中的問題，筆者必須再次在此強調，哲學史不是唯物與唯心對立的歷史，古希臘哲學——愛智、求知衍生出來認識論方法論的特質，決定了“哲學”是對於人的認識能力及方式的質問及辨析！是認識論方法論問題！
這個性質告訴我們，無論對於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還是具體專門的問題，一切被稱為哲學研究的工作，都必定帶有誕生發展於古希臘的這種“愛智”的性質——對認識能力及方式的具體的探究及辨析！
為此，古希臘哲學的這一特質决定了，在古希臘幾乎完全沒有後來基督教那種教條性的“宗教教條”及“宗教性的學說”的特徵。前者，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及猶太教，後者，則諸如馬克思主義性的學說，黑格爾式的“體系類”的內容及形式的思想。這類思想傾向，也從來沒有在古希臘人的思想生活中佔有重要影響及地位。用宗教文化思想學者弗格林的話說，在古希臘沒有追求一元性的“體系”傾向，以及以追求建立一種學說為目的。對此，筆者有專門文章，《觀念論•觀念主義•觀念主義學說-意識形態與近代學術研究》，具體描述辨析過這一思想史的內容及形式的發展變化。在此不再贅述。
2-2.知識論問題及波普的探究：
A.philosophy-“愛智”-“哲學”，首先帶來的一定是認識論問題。而這就是你的認識所得到的知識是一種什麼樣性質的知識。
這也就是說你的知識是從哪裏來的，如何得到的，它是事物本來的真實的知識，還是只是一種人的主觀認識，帶有人的主觀性的知識，即它只是一種“知”的能力反映的識，還是本體本來就只是如此的信息知識，或者說帶有“絕對真實性”的真知、真識，乃至真理。
對於這種斷言的真知、真識及真理的認識，一九〇二年年出生的波普在自傳中說：他年輕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在思考社會科學的方法問題。促使他進行這一思索的原因是一九一九年他十七歲時對短暫相信、誤入歧途的馬克思主義的反省。這使他走向“知識論”的研究。對此的研究直接導致了後來寫出的《研究的邏輯》一書。而專門從事政治哲學性問題的《歷史决定論的貧困》與《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則既可以說是他思索這一問題的具體對象，亦可以說是把《研究的邏輯》所闡述的“知識理論”及其論證的思想方法用於社會科學問題上的直接結果。
對此，在他看來，關於“知識理論”及其思索探究的核心問題是，我們人類使用什麼樣的方式、方法，如何構成知識；我們能夠知道什麼？我們知道的知識的性質——有多少確實性，有多少主觀性。這意謂著，他自然而然地承襲了古希臘的哲學，“愛智”所涉及的是我們我們的知識及如何獲得及構成知識的性質與方法的歷史性的傳統。
它讓我們看到，古希臘哲學傳統就求學、求知及提問的性質來說，帶來的是“懷疑”的態度。這個“懷疑”，對於去“知”“識”的人所特有的主觀的、人的感知及認知——“感覺方式”及“構成認識的框架及方式”而言，一切人認識到的知識，“都是一種假設和推測”。
正是這一具體的“思想性的理論研究”及“理論”所涉及的態度及看法，潜在地决定了波普對于自己及對周圍發生的政治事件的態度及觀點。
B.知識的性質：知識論對抗本體論及真理論：
知識論帶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本體及本體論。
波普的知識論不僅強調知識在認識及構成過程中所帶有的主觀性，以及由其造成的假設及推測性，而且也強調這種求知態度及其獲得的知識的客觀性——它是基於尊重真正的客觀及本體本來的“客觀性”產物，為此，研究者誠實地承認，這種知識幷不意謂著知識是完全客觀的本體的産物，得到的是絕對的本體論知識。知識只是認識與對象的二元存在中，另一個具有本體性的人的求知方法的感知。
這一認識不僅劃定了“知識論”與帶有絕對性的本體知識的“本體論”的區別，而且更進一步徹底摒弃了把人的知識絕對化，以一種類宗教的方式，對假設的東西的信仰性方式，稱其為“絕對客觀認知”。這樣的帶有絕對性的認識態度及方法，必定導致一種與信仰及教條同質的“真理論”。
事實上，絕對的本體論，即絕對的反映論導致的所謂客觀真實性，也一定導致其所得到的認識的絕對性、專斷及教條性。這也就是說，本體論與真理論幾乎可說是同義、同性的不同稱謂。所以，在一個“愛智”，哲學性的對於人類認識的探究中，“知識論”還是“本體論”是哲學與宗教，哲學與專斷性、封閉性知識的根本區別。
絕對性、包括絕對性的出發、起源、基礎性的知識及判斷，不是哲學的出發點，而是哲學要探究的對象。什麼樣的感知及斷言帶有絕對性，是哲學研究辨析的問題及對象。它帶給哲學的就是懷疑與開放的知識態度。
這樣的觀點，滲透在波普一生的每一篇文字中、演講中，人生及在知識界的態度中。他起于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共産黨文化思想的質疑的起點就是知識論問題，在其一生中得到最爲具體展開的工作也是知識及其探究的方式方法問題。
C.根本性的認識論問題：二元論還是一元論
知識的性質的問題，知識論問題直接涉及的是更為根本的人的認知的基礎，認知的性質。
關於認知的性質：東方的天地人相互關聯的假說，導致東方人的認識不是知識論而是倫理性的。與此相對，西方的主客對立的二元互不相關的存在，帶來的則是二元論的認識方式。這個二元顯現的就是主客對立，精神與物質對象對立，神與人對立，人與自然對立，人與其它生物對立，種族與種族對立，宗教對立，教派對立，社會與社會對立，階級對立……。
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方式中，存在的可能是二元論、一元論，以及由此而産生的揚弃二元的多元存在的衝動，朝向多元存在、開放性的可能。
對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二元論是古希臘文化思想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它不僅反映在由于對于二元本體的存在及其性質的辨析，而産生的具體的對于觀念及現像是一種什麽性質的存在的辨析，以及相應的懷疑精神，而且甚至反映在古希臘人對于各種政體、管理治理形式、權力機制及形式的看法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係是“平行存在”的。即在古希臘民主與專制是平行的、平權的，分別都只是方式方法中的一種。觀念論及不同形式的具有實在要求的存在也都只是一種具有可能性的要求。爲此，在古希臘不僅如弗格林所說，沒有一元論的體系存在，而且即便有些思想有導致一元的性質及衝動及可能，它在古希臘也如民主與專制一樣，都只是一種沒有“絕對”要求的一元論知識——一種可能存在的知識、一種僅帶有推測性的真實性知識。
一元論，只有經歷了中世紀的“徹底宗教化”的社會文化之後産生的一元論，尤其是不僅繼承了經院思想學術，而且具有對于中世紀後——啓蒙思想的反彈及反動特色的羅蠻蒂科時代産物的一元論，才在思想領域、哲學領域中徹底地具有了那種絕對性、肯定性的宗教要求。因為它的形而上學前提，作為認識論基礎感知內容及形式，都絕對化、不容置疑了！
對于這一宗教社會的宗教式的思想傾向在世俗社會中的發展，黑格爾是集大成者。他的觀念主義思想體系直接地代替并代表了經歷了神學及經院學術後在世俗化“思想史性”的變化。而把黑格爾的觀念論倒轉過來，立足與世俗社會的世俗性的要求馬克思主義，則成了貨真價實的“宗教性的世俗學說”，即成為“世俗化宗教”，而不再是哲學。它已經成為曾經與哲學平行的宗教的替代物——曾經與古希臘哲學平行存在的“基督教神學”的替代物的“觀念主義學說”、Ideology-“意識形態”！
為此，就思維方式及思想的性質而言，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不再是哲學史、思想史中具有重要內容的一節，而與曾經存在的宗教一樣，是社會史中的一段。於此，觀念主義學說系統——意識形態，準確說它是一種世俗宗教，就認識論的意義，它屬於宗教文化史的內容；就方法論，它是世俗性的教義及教條，與科學及學術在基本的認識論方法論，知識論問題上毫無關係。
在這樣一個框架中展開的波普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的探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波普所作的研究的最爲根本的認識論特徵：
首先，波普的知識及思想是二元論的而非一元論的。，他的工作是對二元問題的根本性的探究辨析，而非追求一個一元論的體系。
他的努力是啓蒙性的而非布道性的、以論帶史性的。
他的衝動及知識氣質是二元論且朝向開放性的，而根本性地拒絕一元論的、絕對、封閉性的——或者說任何一種帶有絕對性的概念、思想及學說。
其次，在這樣的一個框架中，經過了一百年的思想史的探究以及對于極權主義百年來的經驗事實的認識，我們現在重新理解的波普的探究的認識是：
二元論的認識論方法論的探究告訴我們，這樣的形而上學前提衍生出來的思維方式，對觀念與實在的關係的探究告我們，儘管在古希臘沒有絕對性一元論要求，但是，只要是這樣的二元論思維，它就先天地存在一元論傾向。這種思想傾向在西方歷史中，首先顯現在宗教性的文化社會及政治生活中，即一神論宗教。這樣的宗教性的思想經過了徹底地宗教化的中世紀後，更經過了人性覺醒的世俗化以及啓蒙思想後，最終成爲形成世俗社會的一元要求思想——極權主義的思想基礎，即極權主義學說思想及社會機制是由這樣的一元論導出的。
所以我們在波普的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出結論：
Ⅰ.一神論是二元論思想及其衍生的社會文化的產物。
Ⅱ.二元論的各類思想，經過宗教社會的徹底地宗教化以及其後的世俗化，而最終導致世俗性的宗教性觀念主義思想，意識形態產生。一種一神論宗教的世俗替代物。
正是這兩個認識及其思想框架，構成了波普關于極權主義及共産黨問題研究的“哲學”與“文化”的社會及歷史性的研究。
D.關於波普對於“知識”與“理性”的注釋：
關於知識，這裡有必要強調一下波普所談的知識與一般生活中的知識的用法區別，波普對於經驗與知識，知識與歸納法關係的看法。對此波普曾經特別指出：對於學者來說，“哲學”研究的“知識”與“一般生活”中的“知識”的區別。
關於“知識”，波普認為，他雖然同意英國經驗主義的那種認為人的知識源於經驗的思想，但是他接受的是羅素所說的，具有康德所強調的“人的認知構成的知識範疇”所形成及限制的“知識”。
這也就是康德所看到，並且辨析論證過的知識：
任何知識，即任何“經驗知識”，都是被人的“認識能力”的所“限制”在自己的“認知框架”中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歸納最終——亦或說歸納的語言範疇、認知方式，都不是歸納所得，而是康德所言的人的“先驗的範疇”。所以波普不認為，歸納法是得到知識的唯一及主要方法，一般的經驗主義所言的知識有著它的界限。羅素後來看到這個界限，即知識是受先驗的“假設”所決定及構成的。
為此，關於“知識”，波普說，科學研究，學術研究談到的“知識”與一般人所說的“知識”幷不是一回事。一般人所說的“知識”是：如果他看到天在下雨，那麼天在下雨的陳述就必定是真的，具有“真實”（直視、直識），Truth。但是“真識”不是“知識”，不是Knowledge。Knowledge，知識具有認知的性質，認知則涉及到構成知識的框架，先天具有的能力、範疇。這樣的Knowledge，“知識”一定具有假說性，推測性，人的認知的特性。所以可以說“科學知識”是“假說性的”，並且往往是不真實，並非直視的，不是真識，更不用說肯定是真實的。
這樣一種對于知識的性質的認知，從根本上排除了任何絕對的、獨斷教條式的要求。從而從根本上拒絕了任何極權主義的精神思想傾向，文化思想規範及其到處的政治及社會機制。
排除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存在的基礎及其知識性，也就使得共產黨類的極權主義對其社會的任何極權要求成為了虛空之物，喪失了存在的可能，要求權力及真理基礎，甚至連從認知及知識的意義上討論它們都不再有意義。
對此他甚至還特別强調說，他曾經不必要地使用了讓他厭惡的“理性‘主義’”一詞，在這些地方只應該使用“理性的”，而不能用易於誤解的“理性主義”；這樣才會更好，也能更清楚表達對于思維方式及思想與觀念的看法。
波普的這一強調意謂著——“理性”是一種態度、一種具有具體規範的方法，而非一個標籤。
他的這些看法，如他所承是由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得到的思想，因此，在我看來，這可以說是，波普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區別。而這一區別的重要，則從我的曾經的“自然辯證法的老師們”對波普的厭惡得到證明。他們深知，承認波普的研究，他們自己的一生就都是在自欺欺人了！而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十七歲的時候波普所作的反省及思索，有多麼深刻。
爲此它從根本的地方，開始的地方讓我們看到——總結描述波普自承的啓蒙思想、知識論思想，對于在哲學領域對于極權主義，對于共産黨問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E.由以上可知，無論波普對“日常知識”與“哲學知識”區別的解析還是它對於“理性”一次的使用說明，讓我們看到的都是對於語言與概念的理解及其語言概念使用的方式，以及我們獲取知識的方式。
關於獲取知識的方式，它直接導致的是知識的性質。這也就是說對語言概念的理解及其運用決定了它是直觀的日常知識還是人的認知得到的“哲學意義”上的“知識”，即我們訴說的科學知識、“學術研究”意謂上得到的“知識”。與這樣的知識相對的是建立在絕對斷言性的“直觀語言”或“專斷概念”上的本體論、真理性、被認為“絕對真實的知識”。
它們在認識論上的區別是，前者在二元論中的認識論辨析中不只對象的現象的性質，而且“認識的本體及其觀念的性質”都是需要懷疑、研究、批判地辨析對象。而由此得到的知識的真假，依然不能肯定其正確還是錯誤，還需要進一步不斷地驗證。當然其驗證的手段亦是被考察的對象。而在後者，認識的主體，包括其使用的語言、概念、方法，都被使用者認為是絕對真確、不容置疑，由此形成的框架更是作為理論、規律、史觀，被使用者當作是一把具有絕對標準的尺子——它量度出一切的結果都必定地是“絕對真”！
這樣的認知過程及得到的知識，在前者，認識論決定了近代學術研究的性質及方式，決定了理論研究的規範，在後者則是宗教式的斷言、經院性的學術，以及當代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及文化思維方式決定了其觀念學說性的所謂“知識”及其史觀、科學觀、世界觀。概言之，這樣的知識或者是宗教知識，或者是觀念化的意識形態。
為此，具體對比揭示及辨析西學認識上如此構成的兩種獲取知識的方式的具體不同，可以清晰地顯示了波普對於極權主義及共產黨問題研究、波普學派對於意識形態的對抗軌跡，且能夠是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啟蒙與產生於反啟蒙潮流中的馬克思主義的不同。
這個對比將圍繞著以下三個方面：
語言及使用方式的性質不同；理論研究與斷言性論斷；近代學術研究與意識形態的擴展。
3.波普政治哲學研究中所運用的“語言”、“理論研究”及“學術研究”的“方式”問題：
談到繼承於康德的波普對於哲學研究中的“知識”，以及其構成的理解及辨析，它涉及的是當代知識領域中最根本性的問題，近代科學研究，近代學術研究指的是什麼，它運用的理論研究所涉及到的語言及及構成的規範是什麼，近代哲學及學術性的語言及概念的特點是什麼，我們是如何使用它們的。
波普關於極權主義及共產黨的研究，波普哲學在社會及政治哲學的工作在他的兩本書中，《歷史决定論的貧困》與《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得到具體的體現及展開。
這兩本書被稱為是政治哲學中的康德啓蒙式思想研究的典範。這其實說的就是，在政治哲學中，波普的探究及工作顯示的是“啓蒙哲學”對于極權主義、共産黨文化及思想的直接的探究及辨析性的對抗。爲此，這兩本書對于經歷了百年的極權主義共産黨思想的中國大陸知識界，華人知識界來說究竟應該有哪些重要的啓發及意義，對于中文界來說是個十分重要的討論題目。
對於這兩本書及其後波普的工作，我們分兩節介紹：
首先是波普使用的對抗絕對性的學說教條的學術性，即哲學性語言的特點是什麼；由它構成的理論研究、以及近代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研究方式的特點又是什麼。
然後在下一節，我們具體介紹與近代學術研究，通行於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不同的意識形態的以論帶史式的做法究竟有哪些具體的特征及特點。
3-1.語言及語言方式涉及根本的思維及思想問題：
波普所談的知識論首先針對的是真理論、本體論及一元論。知識論直接對抗，或者說防止及避免的思想及思維方式是：
人不能宣稱自己“認識到的對象”及內容絕對地就是那個本體，即絕對確實的知識。這也就是說：人不在能夠宣稱自己握有絕對真相，握有真理，並且這個真理是唯一絕對正確的真理。
上述三個對抗具體反映在對於人組成的社會及歷史變化的認識以及要求上則是：波普所遵循的來自古希臘傳統，呈現于當代的啓蒙思想及其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得到的知識只是對社會的“描述”、“解釋”及“認識”，沒有具體的社會要求，即馬克思那樣的指導性且必須遵循性的改造對象的要求。
所以，他直接對抗的是，尋找社會及歷史發展基本原因及規律的、尋找真理式的思維方式及其建立的規律及系統。這樣的方式首先對于其認知方式，感知及思維都專斷地認爲是本體的産物，或者反過來他們腦子裏的觀念思維就是本體。他們能够按照這個觀念系統認識本體的一切。
對此，這樣的思維方式，或由本體出發得到本體觀念，或有觀念出發可以認識本體的主張，或者說信仰，就一定會具有社會規律及真理要求，這樣的思辨將直接導致歷史决定論，要求社會按照他們認識到，或者說他們認爲的規律——當然也就是他們自己的要求變化發展。這樣的要求自然且必然帶來專制，甚至是全面的極權主義專制。
這一認識上的對立帶來的波普的兩部巨著，《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與《歷史决定論的貧困》。這兩本書是對於後者的直接的辨析及批評。它們首先帶來的不僅是兩本書與後者，馬克思主義及共産黨思想對於政治觀點乃至知識的性質的認識的相悖，而且更帶來思維方式上的不同。
它們不僅不是同種、同類，而且也不是同一個領域的思維方式；更不完全是由於邏輯問題而帶來的不同結果，而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思維方式。
這樣的不同也體現在“這兩本書”與“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著述”，以及一切極權主義國家中的思想及文化領域中的語言及語言方式的不同上。
概言之，即哲學性的語言及語言方式，與經過宗教社會的世俗觀念學說——意識形態的語言及語言方式的區別；發生於古希臘在近代得到充分展開的學術性語言及語言方式，與中世紀宗教化及經院學術世俗化的語言及語言方式的區別；科學理論的語言及理論構成，與意識形態學說的語言及語言的使用的區別——認知性、描述性和分析性語言，與斷言性、學說性及佈道宣傳性語言的區別。
所以在我看來，關於波普這兩本政治及社會哲學的開山著述，對于中文界，尤其是來自帶有“意識形態化”傾向的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徹底意識形態化”的大洋國知識人來說，首先必須看到的就是：
認知性、描述性與分析性的語言與馬克思主義語言完全是兩個世界的語言。
這道理很簡單，這區別很明顯，這案例非常多。
首先自然科學語言與馬列語言的不同可以告訴我們，波普直接針對的馬克思主義，其語言是“非科學性的語言”。
其次是學術語言及研究方式，在一般社會，如西方各國的大學中，不允許馬列語言方式，《人民日報》、李澤厚們那樣的文字作為學術論文存在。
第三就是，在古希臘的文獻中，沒有類似于馬克思主義學說，類似于極權主義國家的宗教性的以論帶史的文字存在。
3-2.學術研究中的描述性、解析性及認知性語言特點：
關於我們上節提到的，波普使用的認知性、描述性與分析性的語言，首先我們必須看到，這種語言的性質及存在形式發生於古希臘；它與完全展開於近代的自然科學、作為嚴密科學的物理、化學，以及近代啓蒙哲學的語言方式，完全是同一種語言方式在不同時期及不同領域中的顯現。
為此，我們首先要強調的是，描述性的語言，即波普所使用的語言的特點首先要求的是規範化。而規範性的描述方法所運用的語言及語言方式則要求其使用的語言及概念明確，幷且有其使用的條件及限度。
其次，描述性的語言要求清楚明確的邏輯性。這樣的語言方式每句、每段都有清楚的指謂，言之有物的具體內容。對于有效性及其客觀性，它一定會告訴讀者它們有效使用的邊界及條件；對于推測性的問題，它則會直接承認。相對於此，這樣的語言及語言方式的就決定了，他們認為那種思辨性及所謂辯證性的問題及論述，不是作為客觀描述存在而是作為可能性間接地存在。
描述性的語言方式的描述運用的框架是與自然科學的“理論”（theory）同樣性質的理論。它的展開及其進行的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研究結果則是帶有推測性、可以在理論方法及結果修正乃至否定的知識。
這樣的研究是“哲學性”、“知識性”的研究，得到的結果是帶有主觀性、局限性的“知識”；它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共産黨意識形態化的主張及研究根本相斥！
為此，它讓我們看到，描述性的語言及語言方式涉及到的問題是：
“理論”與教義及學說的“論”及其帶有確定性的“語言概念”的區別；
“學術研究”與教條斷論及論述，即以論帶史的區別；
“哲學”與神學及世俗性經院學術——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的“三觀”及其思想演繹的區別。
有這三個方面的不同我們看到，對於西方文化的精神、思想及知識來說，由於它產生於“二元論”看待世界及人的關係的基礎上，因此對于二元，主題與客體的認識及辨析决定了精神思想及知識的性質。而這就使得人的認識所運用的工具，思想框架，時下人們所說的“理論”成為描述、分析、認識上述三個區別的關鍵問題。
3-2關於在學術意義上我們所說的“理論”及理論研究問題：
由於被譯成為中文的“理論”的西文“Theory”，幾乎可以說是我們開始談論研究的性質問題的起點，因此“理論”一詞究竟指的是什麼是重要的。由此而要求的對它的澄清，則再次直接讓我們看到，一個單詞，一個框架的意義及定義和認識論——認知的方式緊密相連：
它是認知方式的結果。不僅當代所說的“觀察滲透著理論”，而且“理論及其定義概念的角度及傾向”都與人的認知方式、觀察方式密不可分。它再次證明沒有絕對的“客觀性語言”，更沒有絕對的客觀性、確切性。
譯成中文的“理論”，Theory，在字源上的原意是：由“觀看”到“沉思”。
據維基介紹，Theory 源自古希臘語的θεωρί，（theōria），其核心詞根與“觀看”有關。
它的原始含義是指“觀看”、“察看”或觀光。但是到了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時代，這個詞被引入哲學領域，經歷了哲學轉向。認識論的探究使得它的含義從“肉眼觀看”上升為“心靈觀看”，即“沉思”、“思索”以及理智上審視。它代表一種純粹爲了追求真實而進行的抽象性、非實用性思考——從單純的視覺觀看演變成帶有觀念思想、認知性的觀看，並由此與代表動手去做的 "practice"實踐，（πρᾶξις）相對立。
此後，經過古希臘哲學探究的理論在復興後的近代科學及其學術上得到充分的展開。成為系統性的解釋架構的稱謂。
由此，在現代學術（尤其是科學與社會科學）中，Theory（理論） 的定義非常嚴謹，它絕對不是日常生活中隨意所說的“想法”、未經證實的“假言”或“瞎猜”。
在學術界，一種“理論”意謂著“系統性的解釋架構”： 它是有一組經過嚴密論證、相互關聯的概念、定義和命題，通過規範及邏輯構成的思想框架，用以解釋和預測某些用它來把握的特定現象。
這樣的對于理論理解及規定，是一切學術研究的要求，無論是自然科學，物理化學還是社會科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歷史學文化學，只要是學術研究就一定如此。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基於實證支持自然科學中，成為“理論”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用愛因斯塔的話說，理論是想出來的，而它的有效存在必須經過大量的觀察、實驗和驗證，並且能在一定的條件下解釋已知的事實。
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已經在世界上一切研究機構及高等學府承認的關于理論的認定要求，那麽我們就會發現，波普所批判辨析的通向極權主義道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我們所說的“科學性的理論”，也不是“學術研究”中所說的“理論”。它是一種學說，一種基於信仰及假定的對世界的專斷性看法，一把根據自己愛好定制的尺子，或者說一幅特質的眼鏡，試圖說服乃至强迫、欺騙所有的人帶上這幅眼鏡，用這把尺子跟隨他們，指點江山，更改天地，控制人間。由它產生的內容，以斷言之論帶史的論斷結果，不是理論及衍生出來的知識、思想，而是一種類宗教的教義、教條，一種世俗宗教性的觀念學說。
在最近一百多年中，在經過了基督教化的西方世俗化的當代，類似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性質的思想還有很多，例如種族主義思想、地域主義要求、女性主義理論、精神分析理論等。
由此，敏感的人會發現：對于出自古希臘的“理論”一詞的這些變化及發展來說，上述這些意識形態——觀念主義思想學說系統的思想特點很像古希臘哲學前的“理論”一詞所具有的原始意義。區別是對應古希臘原意，意識形態分子是配置了現代眼鏡來觀察、觀光。這幅眼鏡為“自以為是學者”的“觀光者”提供了一種特定的視角和批判性工具，幫助他們“解構”、分析和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或文本，却不允許人們質疑辨析他們所使用的眼鏡。
然而，波普這兩本批評性的社會哲學著述，究其實所做的正是質疑及辨析這類人所使用的“眼鏡”——也就是平行於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理解及解析“理論”是如何構成的，概念、範疇及規範是如何界定及使用的，。
3-3認識論與學術研究的特點：
我之所以強調波普的語言特質，因為其語言及語言方式，就是一種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共産黨文化思想的直接地對比說明及對抗。因爲其這樣的描述性語言的性質充分具體說明了“討論的性質”及“思維方式”，以及所討論及批評的是一種什麽性質的思想。
為此，描述性的語言及語言方式的性質，在對於理論這一個單詞的理解，以及其發展變化的軌跡讓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術語，思維框架的內涵及其性質，與其認知問題的理解及認識密切相關 。古希臘語“理論”一詞的意義及認知性質的變化，直接與認識論，認知方式的變化相關。
這也就是說認識論方法論的性質决定了“理論”一詞的指謂，以及其內容及傾向。而這個性質及傾向反過來，理論的形成及構成方式，它帶來的功能，則導致了使用它的人的語言及語言方式，思維方式。
這個方式直接涉及的就是描述性、分析性、認知性的語言。理論性的語言導致的是“解釋與理解”，是揭示現實的運動及變化軌跡。不具有絕對性！
理論性的語言方式的主要目的是想像及構造概念、運用規範及邏輯關係形成思想框架，解釋各類複雜現象。
它不是討論價值問題，而是試圖用自己方法、框架，客觀地說明“世界實際上是怎樣的”以及邏輯上“為什麼會這樣”。這裡的客觀性，指謂的不是帶有絕對性、確定性、唯一性、本體性的客觀，而是告訴告訴人們，在研究者的知識上帶有主觀性的、規範性，而非專斷性的客觀性。而這就進一步决定了近代學術工作的性質及方法。
這個判斷讓我們知道，認識論的性質决定了各類思考的性質，思想的性質。認知的性質决定了何爲學術、何爲哲學及科學研究。
如是，我們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就是：在二元論的基礎上，通過古希臘式的哲學性辨析，得到的就是我們時下所說、所運用的“近代學術”。
在學術活動中使用的“理論研究”，概言之就是：
在形而上學前提下，運用一個帶有人的主觀色彩的觀念，約定俗成、嚴格清晰地定義它及其相應的範疇；避免情緒性的語言及含糊其辭；運用相關規範及邏輯，構造一個成熟的、系統性的知識框架，強調論證、嚴禁煽情；以此來解釋世界運動及變化的軌跡及邏輯聯繫。
對於“理論研究”所要求的這種“描述性、分析性、認知性”的學術性語言，它們一定具有以下特點：
Ⅰ.明確性：學術語言是學術共同體用來交流的工具，這種要求是爲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觀偏見。爲此，它必然拒絕馬克思主義那類建立在“論者”的心意基礎上，任意地使用語言，那類“黑格爾式的”無法確立本意的晦澀“黑話”。
Ⅱ.可證實或證偽性（Falsifiability）：學術語言語言必須言之有物，表達的觀點能够被檢驗的。它是有著明確的邊界條件的描述及分析。如：在什麼具體條件下，哪些具體現象會有什麽樣變化及趨勢。
Ⅲ.能夠交流重複的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學術研究強調論證過程的透明度、交流性。任何人按照相同的研究方法和邏輯，都能推導出相似的結論。
Ⅳ.具體、準確幷有界限及界定：由於學術研究的描述性帶有主觀性、帶有明確的定向性、定域性，因此它不會使用“永恆”、“絕對”、“所有”、“一切”等帶有極端性主張及要求，斷言以及由此而來論斷性要求。這樣就自然而然地會更多地使用“傾向于”、“可能”、“在特定案例、事件中”等限定詞。
Ⅴ.理論性的語言歡迎質疑，幷通過不斷的修正、推翻或深化來逼近真理。
4.波普及其學派關於“意識形態”化的“語言方式”、論斷方式的分析性認識：
4-1.與近代學術相對的觀念性學說語言——意識形態化的語言：
波普在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性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論及學術研究性語言，與馬克思主義等各類意識形態、以論帶史語言相比，由于其前提認知的性質的不同，對概念及語言的意義，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語言及思維方式都有著根本的區別，因此在語言形式上有巨大的反差——涇渭分明。
由上節可知，波普這種類似於自然科學描述及討論問題的語言及語言方式，在它的兩本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問題的揭示及討論中得到徹底地展開。不談觀點、問題，單只是這種語言方式，就與馬克思主義及共産黨國家的所謂“知識界”、媒體的語言及語言方式形成鮮明的對照。
這甚至可以使我們明確地說：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符號系統，兩個在性質上迥然相異的領域的語言。某種意義上雞同鴨講！
在學術研究、哲學性的思想探究中，我們稱這個不同是：
“哲學”與“宗教性經院學術”，即世俗宗教學說、意識形態的區別；
描述、分析及認知方法與教條性的斷言、以論帶史的論斷的區別。
對於這種根本性的不同，波普不僅在這兩本書中，教科書般地進行了康德式的啓蒙性的具體的辨析工作，而且在他以及後來形成的波普學派的工作中，更是在與各類馬克思主義及意識形態思想的批評對抗的中具體、清晰地描述了這兩種不同的知識系統、知識氣質的圖像——
“哲學性“、“理論式的”“學術研究”與“宗教性”、“經院式”、“意識形態化”的傳教，各類形式的具體區別。
為此關於波普，我們可以說的是他的初期，在對抗及反省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所進行的，在知識論中開創性的對於語言及語言方式的辨析，貫穿在他一生的工作中。他中後期的工作則不僅全面性地揭示了宗教性、經院式、意識形態化的傳教的語言的特點，而且甚至觸碰且試圖解決西方“二元論的認知方式”與人的“追求及價值問題”的隔離性。
波普的工作曾經使我們看到，它在冷戰中對于開放的社會及其民主制，開放的精神及其啓蒙運動的重要性。
在他去世後的二十一世紀，冷戰後西方社會的現狀，整個世界時下遇到的社會及精神問題，不僅沒有使得冷戰時期的問題徹底結束，反而使我們進一步看到，這一工作對于經歷了羅蠻締科運動的後基督教社會——非常重要，因爲各類宗教性、經院式、意識形態化的傳教語言與思維方式，在經歷過政教分離、宗教逐漸退出的西方社會，不僅沒有伴隨政治的變化而退出，而且一直在進行著反彈及反動。
也正是這個原因，不僅波普，而且天才的文學家奧威爾也敏感地感到這個問題。他在《一九八四》中，在真理部及其“新話新思維”問題中，對西方社會——大洋國的文化及政治現狀全面地展開對此的討論。文學中的“新話新思維”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意識形態化的語言（Ideological Language）！
包括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國家的語言及思維方式在內，各類意識形態語言——新話新思維，與理論性的語言（Theoretical Language）、近代學術研究要求的語言及其方式，在對待“語言的功能、目的、結構”以及對現實的“處理方式”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
對於這個區別，我們不僅需要上節那樣的正面闡述學術研究的語言及其方式的特點，什麼是理論研究，而且同樣需要我們直接揭示帶有宗教性的觀念學說系統語言，即意識形態語言獨具的，卡通性的特點。
4-2.意識形態化語言的特點及特征：
形成意識形態的語言，被意識形態化的學術及日常語言，與開放性、啓蒙性，人的不斷覺醒及反省性的學術研究及其語言方式不同。意識形態不僅認為自己代表真理，而且旨在改造世界，因此其語言及語言方式帶有“強求及迫使性的勸服”，以及由此而來的“規範逼迫性行動”，即要求、迫使人接受他們的觀點、看法、思維方式，或改變或服從而維持現實。
根據波普及其學派的工作，概括起來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對比意識形態論斷與我們所說的“學術性研究”的區別：
Ⅰ.目的與功能：
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如它的創始人馬克思所言，具有强烈的實踐性、動員性及規定性。它的主要目的是塑造認同、動員及凝聚群體、激發情感，控制民衆，並且由此促成特定的政治或社會行動。
它不是要解釋描述客觀對象，而是告訴人們，“世界應當是怎樣的”以及“我們應該遵循服務於這個目的的要求”——“大家必須做什麽”。如此進行道德綁架與動員的目的，就是不允許人離開這個語言及思維方式思考，使人“行動”、脅迫人“歸順”。為此，為了目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會極其實用性地運用各種語言及可能，大規模地調動憤怒、恐懼、自豪等各類情緒為其服務。
總而言之，意識形態化語言以政治為最高目的及標準，不擇手段地運用情感、立場與標籤來“灌輸信仰及學說”，為其爭奪權力服務。
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從來也沒有迴避掩飾過他們的這一對語言的要求——“一些為政治服務”、“政治統帥一切”。事實上，這個荒誕要求被極權主義國家的人久聞不知其臭，明確地說明了極權主義國家利用語言扭曲了人們的精神、知識氣質——靈魂！
它們使得極權主義國家教育下的民眾，已經不再具有一般社會人的感知能力。
Ⅱ.對待“真理”及真實性與“懷疑”、“質問”、“探尋”的態度：
意識形態及其帶來的意識形態化的語言，都不僅具有“絕對性”、“確定性”，而且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和排他性。
由於意識形態是圍繞一個觀念建立的學說體系，即都是由一個固定的觀念建立或導引出來其它都內容的，因此這個觀念的存在是不能質問及討論的，如一黨專制，對於“黨”的絕對性——它是一個什麼團體，它是否一定會好，它能否糾正自己，都是不能夠討論的。再如唯物主義，人由反映論所得到的對它的觀念，他們認為就是本體，不能質疑。
因為只用如此使用的語言的絕對性、確定性，他們自己的觀點才會被視為帶有本體性、真實性的“絕對真理”、“絕對客觀”，亦或不證自明的“常識”。而這就使得他們必須要對于任何對他們的懷疑及究問，下意識地采取迴避、否定，亦或道德化地反對，政治性地否定。
對此，對於極權主義乃至任何帶以意識形態為其存在基礎的國家或地區，在大陸、臺灣與香港地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將“不同政見者”、異議者標籤化爲“背叛者”、“落後”、“別有用心”、賣國、賣臺、賣香港……。對於那些流散到海外被大洋國意識形態化的子弟，則是他們的意見一定代表了正確，討論意謂著排他的對錯，選邊站排隊，貼上一個標籤。
意識形態分子認識不到語言方式的差異，概念不能隨便使用，不同形而上學前提會導致相同的語言帶有不不同意謂。從而排除了語言及思維方式，問題及討論首要的是認識論方法論的討論，對自己使用的方式方法的辨析。而這涉及了最根本的討論，決定你的知識的傾向及限度的討論。這樣的討論觸動了絕對性、確定新的，所以他們絕對不允許，也不容忍讓任何帶有根本性的質疑。
Ⅲ.語言詞彙與語言方式：
排除了語言意義及語言方式思維方式討論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在語言運用中充滿廉價、輕佻的隨意而來的“假大空”，因為這樣的語言能夠為他們帶來肆無忌憚。
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基於其自以為是的絕對性地佔有真理，因此不僅充滿情感色彩而且可以隨意地進行價值判斷。如：正義、邪惡、偉大、反動、神聖、墮落……。
他們下意識地把一切分爲兩個集團，兩極對立，幷且由此而進一步把它們教條教義化、信仰化及政治化形成系列的二元對立的範疇、結構及系統。例如：我們vs他們、西方vs中國，正義vs邪惡，文明vs封建，進步vs倒退，左派vs右派，甚至標籤化科學、民主，先進與反動等等……。
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及敘事方式喜好且慣於使用口號、套話（Clichés）以及那種上綱上線，拔高八度的高概括度的標籤，以便於大眾傳播和情感共鳴。例如三反五反，紅五類黑五類，資產階級污染，改革開放，黑貓白貓能抓耗子就是好貓……，甚至文學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深思熟慮的結果，往往就是說不清楚，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這樣的“文青語言”，都是一些什麼都沒說的大話，導致的是煽情、口號式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假大空”。什麼都沒有的意識形態分子常常情不自禁地呼喊，偉大的人道主義，高貴的情懷，神聖的關注……等等。
Ⅳ.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及思維方式與現實-經驗證據的關係
對於意識形態分子，其意識形態研究導致其對于現實政治的無視，只看自己所愛，無視或蔑視乃至扭曲事實，由此導致的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則是選擇性地使用現實。他們會篩選出符合自身叙事的證據，基於其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標籤性邏輯，“因為我們是正義的，所以……”，他們會自然而言地對反面證據及意見或視而不見，認為那是沒有眼界人的錯誤及變差，必要時爲了符合既定框架而扭曲現實。
基於意識形態分子的這種科學為政治服務，經濟為政治服務，上層建築為政治服務的要求，現實為政治服務就必然地成為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要求。這個要求除了導致前述的陳腐的套話（Clichés）外，意識形態分子爲了加强語言力度，在社會上形成普遍的心理暗示，其語言中充滿同義反覆（Tautology），充斥著未經嚴格定義的宏大叙事或政治術語，以及到處泛濫著缺乏具體的實證數據支持大概性語言，如人民如何、我代表民運……。他們試圖依靠如此日復一日的重複形成心理暗示。
所有這一切，讓人們可以明白地看到：觀念學說系統-意識形態固有的宗教性的封閉、排他，完全徹底地反映在他們的視覺及思維及其語言表達方式上。
由此，由前述兩節，我們則可以清楚地瞭解到：意識形態語言與理論、學術式的開放性語言及思維方式目的、結構、態度和運作方式上有著本質的不同。
4-3.意識形態與學術研究的交叉感染
意識形態及其以論帶史，與理論及理論研究，這兩者在現實中的出現及運用幷不總是如我們分析描述的那樣——涇渭分明。相反現實中的運用經常有模糊不清的地帶，混亂使用以及被混淆的可能。為此在現實中我們必須要警惕——這兩種語言間的交相運用及其相互滲透、感染。
這種相互間的滲透表現在——在意識形態語言中，借用學術概念而生成一種似是而非、晦澀的“黑話”，然後把它武器化。例如某些新興學術理論（如社會學、政治學領域）的專業詞彙，常被抽離出原本的學術語境，簡化爲網絡論戰或政治運動中用來攻擊對手的標籤，或者借用學術語言不分生成它的前提，風馬牛在另一領域中運用。亦有把意識形態偽裝成學術，一些研究者預設政治正確或特定立場，然後”定向”尋找證據，用嚴謹的學術結構（如圖表、注脚）包裝成實質上不可證明及證偽的意識形態宣言。
在這種眉毛鬍子一把抓的使用中，我們能夠看到，意識形態語言與學術概念在現實中並非絕對孤立，相互隔離，而相反它們經常發生相互轉化，即把一個科學語言、理論研究極端化爲意識形態：
如“民主”、“科學”及“理論”被意識形態化。例如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達爾文的演化論，最初都是借用學術提法，運用思辨構成的想法，但是在被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接受並且運用後，其豐富的理論性的語言被簡化為教條式的意識形態口號如政治經濟學所謂理論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同樣科學乃至哲學都在黨派群體的政治要求中被意識形態化，成爲反科學主義、觀念主義學說系統。
於此同時，亦有意識形態在形式上被“理論化”現象。
例如，某種政治宣傳爲了贏得知識分子的支持，會借用大量的學術術語和理論框架來包裝自己，使其看起來具有”科學性”或”哲學深度”。這尤其在極權主義國家層出不窮。捕風捉影、指鹿爲馬、囫圇吞棗、張冠李戴，在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後俯首皆是，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大陸青年精英，所謂控制論研究中國歷史，超穩定結構，《河殤》乃至各種文學、藝術的現代傾向，都是這類作品最粗鄙的案例，望文生義地生成史觀、文化觀，但是說到底，結果都是典型的“狗追自己尾巴”，不知疲倦及所以然的大洋國的游戲。
對於這種相互混淆，隨意地雜交，我們必須注意的是：
斷言性的論斷，基于觀念的觀念學說、意識形態-Ideology，由政治好惡生成的世界觀及所謂三觀——Weltanschauung（Worldview、），隨意地定性判斷歷史及文化，不是理論及學術研究的問題及其結果，不是古希臘的哲學性也不是近代學術問題的研究方式。相反，它們是一種經過中世紀基督教封閉性浸泡過的思想傾向的産物——一種反近代、反啓蒙、反開放及寬容，反對大同普世的基督教宗教性反動。
從根本上警惕及判斷這一切，我們應該看到的是：
學術語言向外開放，引導人們透過懷疑走向理解，對於認知的辨析；學術精神是懷疑性的、假測性的，求實性的，這個“實”是具體的、能夠做出證實的。
意識形態化語言則是向內凝聚，既無好奇也無懷疑，更沒有能力解析，原地起步，引導人們透過他們的斷言、信仰走向相信與服從。意識形態分子習慣於充當革命導師、偉大領袖，甚至成為異議份子也沒學會如何異議，只會那種蒼白的造神及封聖……。
202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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