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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附中的另類紅衛兵——井岡山兵團 |
1.
二十世紀曾經稱為意識形態的世紀，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後，研究二十世紀歷史的學者認為，“極權主義世紀”更能夠代表它的特點。這個看法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墻倒塌後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
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可以說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及社會，以及在這個社會發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百分之百地是“極權主義世紀”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及社會可以說全面地反應了第一代的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統治下的共產黨政權及其社會的特點。所以，由此我們可知，沒有對共產黨及極權主義的研究及認識，根本不要談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及否定。為此，在這個意義上，傅高義也罷，麥克法考爾也罷，都甚至遠不如德國的極權主義專家Hans Maier和D.Bracher等人對中國共產黨社會及文革認識得更透徹。
為此，這也讓我們看到，對於中文界，尤其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知識人，他們對文革及共產黨的認識，還有著更為嚴重的思想障礙，即不只是你是否了解國際學界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現狀，而且還有如果你本來就是共產黨社會的產物，那麼就一定會非常典型地再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準確說就是，如果你只是用共產黨那套語言，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真理部的新話、新思維，那麼你就只會用所謂反封建、反傳統，只會用它是黨內不同路線、不同派別人物的鬥爭來描述，那麼就不過是形式稍有改變的文革來否定毛澤東。
因此，對大陸知識界，首要的是對於共產黨從思想上、歷史上及文化上的否定，對自己思維及觀察能力的反省——首要的是看問題角度、語言方式，即認識論方法論的改變，否則對於文革的描述及認識就根本進入不了學術及思想的場地，就一定如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進行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那樣，不過是走不出共產黨意識形態圈子，走不出共產黨文化氛圍及真理部控制，變形或弱化的文革的繼續。
2.
在更深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及認識上，當深入到文化及思想史問題時，當代對極權主義及
共產黨的研究已經讓人們清楚地看到，共產黨社會不過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社會”的“世俗化的鏡像”。這個鏡像運動的根源起自二百年前的羅馬化運動，羅馬化運動把基督教的神學教條思想及宗教征伐，徹底地世俗化為“意識形態”及“世俗族群的撕裂及對抗”，世俗族群為此成為世俗神聖事物的選民，即“歷史承擔者”或人類承擔者。這兩種傾向帶來了當代各種專政，以及群體對抗和暴力——當代的各種革命性的大災難。這一切造就了二十世紀表現為左的、或者右的嚴重地影響了人類和平生存的組織和現象，例如布爾什維克、共產黨、法西斯、納粹，各類極端的新宗教組織、原教旨主義、極左或極右的恐怖分子極端組織。
所有這些組織及現象的共同特點就是：“極端地意識形態化”和“極端地排他、自以為是的群體化”。
為此，所有那些組織及個人一定會不約而同地進行極為類似的“黨同伐異的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這個概念、這個思想傾向及潮流來自西方，不是中國文化傳統所用的。在認識論上，它是出於一種一元論思想的必然產物；在文化問題上，它是被波普稱為“封閉社會”、“封閉文化”的必然產物。尊奉探究，多元及泛神論的古希臘文化是開放的；相信天地、人神、陰陽，互依、互存、互補及互相轉化，相信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大同的中國文化是開放的；但是一神論的基督教文化卻是封閉的。
宗教信仰的絕對性一定會導致文化的絕對性，文化的絕對性則導致文化的排他性、封閉性，從而導致文化革命。所以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百年來西化的結果，是近代西方文化帶給中國的極為典型的負面結果。
3.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根源在於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起於二百年前的歐洲的羅馬化運動，承載它的則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真理部培養出來的兩代的大大小小的知識人，以及被西方的極權主義研究者阿倫特等人所稱謂的“暴民”——褐衫軍、紅衛兵，乃至今天號召推翻民主選舉結果，實行軍管乃至走向街頭暴動的黃川粉！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過去百年的歐洲歷史告訴我們：
如果說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代表的不是正義和真理，而是“宗教和貪婪”，那麼今天的世俗宗教——共產黨、法西斯、納粹，各類原教旨主義分子、宗教變體，各類地域主義、世俗群體在世界上掀起的征伐及革命，各類旨在毀滅不同思想族群的所謂“文化革命”，就更是世界災難的根源及基礎！
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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