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是我為紀念五四百週年而撰寫的第五篇文章。另外四篇文章分別是：
1.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
2.羅馬化運動——文藝復興後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彈
3.民主問題在歐洲思想史中的演變—希臘民主、羅馬化民主和現代民主
4再談何為哲學及其影響下的現代學術研究
這四篇文章都陸續發表在《北京之春》網刊及我的博客上。我對五四百年及五四問題的質疑主要針對的是：五四百年及其紀念所涉及的“問題”，談論這些問題的“方法”、“認識論”問題。為此我主要辨析的是：
1.五四主要推崇及在中國引入的不是“啟蒙思想”而是源於對“啟蒙運動”反動而產生羅馬化運動的思想及其文化。對此，我在第二篇文章中考據並且辨析了Romantik不能翻譯成浪漫主義運動，解釋了何為羅馬化運動。
2.五四的口號是“科學和民主”。所以我在第三篇文章中辨析了在歐洲思想史上，以及啟蒙運動和羅馬化運動帶來的對於民主的不同理解。在第四篇文章中辨析了源於古希臘的科學在現代學術中的表現：何為繼承古希臘思想帶來的近代學術，何為羅馬化傾向帶來的思辨性的閑說、受宗教教條影響、意識形態化的所謂體系，以及現代政治學、社會學中的科學性表現在什麼地方，源於古希臘的哲學究竟是什麼？
3.五四被稱為開啟了新文化運動，余英時先生自認繼承了胡適開創的新文化運動。對此第五篇文章具體以余英時先生對於庫恩的推崇為案例，辨析了余英時先生對於文化的理解，對於概念的把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而由此進一步對於胡適、余英時先生的西學根底、西學方法，以及他們所說的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根本的質疑。
這五篇文章大致勾畫出了一個母語為中文的、繼承古希臘思想傳統的啟蒙思想者，對於這一百年來中文界存在的文化思想問題的質疑及討論——從問題到方法。有興趣、有閱讀能力並且願意更深入地討論的讀者可以參見鏈接的文章。
可以肯定地說，它們涉及的都是當代中文界，乃至當代西方學界、思想界關注的根本性的問題，是每一個真正對思想和學術問題感興趣的人必定會注意討論的問題。
鏈接網址：
這是《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下部。
這篇文章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1]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2]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以下是本文（下）部：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這是《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上部。
這篇文章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1]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2]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以下是本文（上）部：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去年，二〇一九年是五四百年，本來在這樣一個對於中國當代歷史及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應該有提出新問題、或者是新的反思及思索方向，或者是新的深度研究的文字出現，從而對於探究及反思百年來的問題有所推動，但是情況卻是十分令人遺憾。對於這個大約可以料到的現象，我前後陸續發表了五篇文字。在後來提供這五篇文字的鏈接介紹，“關於五四百年及其紀念問題的討論索引” [3]的一文中，我特別告訴讀者：
為此，由於黨的組成天生地存在著黨高於一切的傾向，如果它不能清楚地表明在人權、民主及言論自由價值面前，黨是第二位的，那麼它就沒有在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社會中的合法性存在。
為此“任何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政黨”，嚴格說來在民主社會中的價值基礎上，它存在的“合法性”都是有疑問的。
而對於宗教，尤其是那些建立在二元論思想基礎上的宗教，由於它們天生地具有“絕對性”的要求，因此，這種宗教必須“徹底”放棄它的“社會要求”，回歸到個人信仰的領域。而這就決定了在現代社會中，由於這類宗教所具有的絕對性，因此任何它對於社會的宗教要求，和那種意識形態化的政黨的絕對要求，一黨永遠統治的要求一樣——必須拒斥！
為了讓讀者清楚地理解這段話，我最後具體點明：
我說的是美國大選中的川普及川粉，說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我說的是時下的中國共產黨，過去的國民黨以及現在台灣的民進黨！
我並且提出，需要討論的是儒道釋——它們的認識論基礎是否是二元論，是否有絕對性的要求？如果是這樣，那麼它們就也在我的指謂之列。由於對他們的認識及判定不是我的專業，所以到現在我不僅不曾，並且自認自己還沒有足夠的能力討論它們，在此只是拋磚引玉！
2020.10.22
人生志學之路竟然都是如此。我輩不幸生於黑暗停滯的時代，但如果把文化革命開始投身於社會開始，也可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開始走入人生探尋之路。如此看，我志學是十有五，志於人文是十有六七，志於哲學則是十有八九，也就是上個世紀一九六八年。
我的思想研究之路，六九年可謂一個節點，那年的“反叛”使我把“顛覆”“四九年後的知識界”作為自己終生的任務。後來，走過三十年之後，即到了新世紀我開始進一步感到，“顛覆”四九年涉及到的是“顛覆”五四後的所謂新文化。對於這個感覺，又經過十年準備，直到最近十年我才十分明確地提出——五四帶來的這個新文化，在對於西方的認識及瞭解問題上，對待傳統問題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它引進及繼承的竟然不是文藝復興和啟蒙，而是對近代及啟蒙的反動。而這個反動決定了它的全面反傳統的特點。五四的這些特點都是基督教文化所天生具有的宗教統治要求，及宗教征伐要求的世俗化產物。
而到此，我的這個對於五四的“顛覆”就直接超越了大陸，涉及到對當代華人知識界的余英
按：這是筆者準備寫的有關極權主義與政治宗教問題的系列文章之一，第二部分是關於弗格林的政治宗教思想，正在寫作第三與第四章，在第二部分全部殺青之前，現在全文發佈這個之一，它是整個討論的基礎。第一部分兩萬五千余字，全文目錄如下：
一．序
1.研究共產黨問題的三個階段及三個領域
2.關於第三階段的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
3.本文構思及方法
4.本文結構
二．極權主義現象和極權主義研究
1.極權主義之路——十九世紀回顧：意識形態及族群問題的產生及發展
2.極權主義現象——二十世紀-極權主義世紀
3.極權主義現象研究——極權主義理論和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研究
三．極權主義研究中的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研究
1.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的出現：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
2.擴展及形成階段：三十年代中期後
3.洛克爾關於國家、宗教與文化的探究
4.古利安關於世俗宗教問題的探索
5.世俗宗教問題在二次大戰後的展開
四．構成描述框架的概念
1.關於中文“宗教”一詞
2.關於西文Religion
3.作為學術研究及本文使用的“宗教”概念
4.宗教、基督教與近代社會產生的ideology（意識形態）
5.“宗教—基督教”所涉及的一些概念
敬告文友：
因為友人希望為我安排更好的張貼方式，因此暫時撤下原稿。致歉！
現在在原網址換上剛剛寫作的兩篇關於此文的概述。
——2020.10.16
發表《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下）》臉書按：
《五四文化傳承中的“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下）》是我為紀念五四百年而寫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後一篇——《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下部。
由於余英時先生在五四百年紀念以及他自己的傳記性回憶錄中都強調自己繼承了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帶來的所謂新文化，以及所謂“民主與科學”，所以本文下部進一步從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上討論了余英時先生的治學之路。
從八十年代初期以來，余英時先生就非常喜愛談論庫恩、推崇庫恩，但是他沒有讀懂庫恩，所以他的推崇導致了悖謬。由於它非常典型，我把它稱作“余英時先生悖謬”。
余英時先生悖繆指的是：
敬告文友：
因為友人希望為我安排更好的張貼方式，因此暫時撤下原稿。致歉！
現在在原網址換上剛剛寫作的兩篇關於此文的概述。
——2020.10.16
1．新文預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
繼去年關於五四百年紀念的討論，半年前我又完成了“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全文近一萬五千字。由於文中的問題不僅從根本上涉及到余英時先生的治學方法問題，而且涉及五四後的文化思想及一代代表人物的治學方法及帶給中國社會的知識及文化問題，因此我決定不再拖延，在本週，首先在自己的博客中，然後在網路雜誌中發表。我希望藉由去年以來的一系列有關五四問題的討論文章，為討論一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及社會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討論起點。為此，敬請網友及關心這一根本問題的學人注意。
全文內容概述如下：
本文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2020.6.19 德國•埃森）
全文內容概述如下：
本文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2020.6.19 德國·埃森）
黃家與還家家族友情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黃老伯系還學文父親還健吾教授同學，他在北師大讀書，又與學文母親李林芳女士同學，自此兩家交往，友誼延及子女，至今一個世紀。歷經戰亂及四九年後的各次運動，包括黃老伯被打成右派及文革地獄，互相關心、相濡以沫，兩代人都未間斷。
北京廣西
兩世雅懷 神思相系 百年人生手足情；
神州德國 三生分緣 天人一別 萬里天涯肝腸痛。
雲香大姐永存——學文、維光敬挽
龍蛇歲月世情煎， 劣匠陳詞濫半仙； 鼓譟冠猴臨北美， 投林雀鶩過瓜田； 盈虛禍幸掃幽夢， 閉塞傷嗟悲幕煙； 寂寞天涯多逸想， 清寅海角不更弦。 2024.11.20 德國·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