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們的研究方法完全是反學術，從根本上不知道學術研究禁忌。即哪些問題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些問題已經有結論，他們涉及的討論——討論“論”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討論，“論”的具體討論——什麼能討論，應該遵循的規範。
意識形態化的討論不是討論而是尋找標籤，變化旗幟的攻訐。
秦暉的老師趙儷生，馬列歷史學家，說白了就是個意識形態分子，但是他是受一般教育出身，還有很多非意識形態的東西，如他對高爾泰的看法。秦暉則是從血液中就是個不可救藥的以論帶史的意識形態分子，既沒有感知及提問題能力，也沒有討論問題的能力。他和朱學勤類似。那次悼念李慎之，我對李慎之的評價，引起他們的攻擊。他認為我是知識的傲慢，這種說法就是不倫不類。所以，不是傲慢，其後我也沒有正面答復，而是說明我的方法及學術領域中的研究現狀。
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說：“所有的文獻都已經遭到銷毀或篡改，所有的書籍都被重新寫過，所有的圖畫都曾被重新修飾……除永遠正確的黨是永恆存在外，什麽都不再存在。”
奧威爾對大洋國社會的文化思想的描述，所有在極權主義國家生活過的人都不會否定這樣的情況。然而每天極權主義國家的高校師生、媒體喉舌、知識精英，無論在國內海外，無論正統還是異議，無論取得的是大洋國的學位還是哈佛博士，居然使用的都是這類遭到重新改寫、改制的“新話新思維”，新概念及其文獻。這是他們失去感知的明證！我有過這樣的經歷及反省，所以對此體會很深。
說到語言，中文不是我的專業，但是我覺悟後，兩次集中大量記誦古文詩賦，尤其是十年前開始的這次，堅持至今，且天道酬勤，已經能自己寫。我的追求目的及語言要求，都是要徹底去掉意識形態化社會的語言痕跡。有感覺能力的人會看到，我與同儕所謂律詩，與紅衛兵一代的區別清晰地是兩種文化的區別。
對此我和許良英先生的接觸，與我的所謂導師們，自然辯證法界的意識形態分子們的接觸，是有一個案例。它們讓我深深地體會到，與這類黨的知識分子的討論，包括與非黨員的戈革教授的接觸，我出於尊敬及師生知道，再三再四地在討論研究的方法，基本的思想及知識認識時企圖繞道而行，并力圖求同存異，讓那些討論有些意義。但是意識形態固有的專斷性、自以為是性，天然存在的精英感覺讓他們比我敏感，感到我是在動搖他們基本存在基礎，否定他們的學術！當然他們本來就是意識形態，以論帶史，不是學術！所以，就這點，我不恨我的導師們，為他們感到遺憾，心疼！
弗格林說，他從來不和意識形態分子討論，是有道理的。就此雞同鴨講，以及莊子的話用到這裡非常準確。所以我會遭到他們痛恨乃至仇恨。我恨的是自己：雖然知道“道不同不相為謀”卻還抱有幻想；對不起他們的則是，我的愚蠢讓他們自爆其短。
我最近會陸續推出五萬字的波普學派對於極權主義研究的介紹。內中談的都是基本問題。我自己在梳理過程中，化了很大功夫，一些認識有所提高。恨自己還恨在：起點低，年齡大，能力不盡人意，生活顛簸、艱難，不然跟著阿爾伯特（Hans Albert）教授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因為我的資質並不差。所以到如今，只落得年近八旬，還沒完全做出自己想要的做的工作；可以安慰自己的是——還在進取、進步；沒白活此生。雖然如此，想到還是比你條件好，就更沒有抱怨哀歎的理由了。
你我共同努力！你要好好愛惜自己！
至於談到基督教救國論，可以說的就是，第一，吳宓記載的陳寅恪當年談耶教相當深刻。耶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一定如此——水火不容。第二，此論是典型的反啟蒙、反近代的宗教性羅馬化運動，Romantik運動的產物，宗教對啟蒙的反動，不是新東西。第三，他們忘了近代的進步源於政教分離。無論在西方還是在其它現今社會，基督教都必須退回到私人領域。
此祝闔家康順！如意！
202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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