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阿爾伯特提出，波普採用了的，在西方思想文化領域、知識領域存在的“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到了那些擁有了實體的意識形態群体手裡，即極權主義國家，徹底地得到完全由意識形態分子們掌控的設施及條件，進行了隨心所欲地展開。
該展開立即把在西方只是一種免疫策略的方式方法實體化為免疫體、免疫機制乃至防火墻。意識形態的這一實體性發展變化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時期，尤其是在八九年後世界重新成為一體後，留下了實實在在的經驗歷史。對於它們的發展軌跡、變化形式及其效果，結合歷史事實，可以分三方面，亦或說三個階段來描述解析。
A.從“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到極權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免疫機制”：
毫無疑問，對於掌握了實際權力的意識形態分子，意識形態的堅持及擴展對他們來說不會僅僅停留在策略性的思想論述，他們及其意識形態一定會被充分利用顯示出進攻性的一面。這樣“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就不會停留在思想層面，一定會變成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實體”。。即如馬克思宣稱的，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替代——意識形態的硬兵器。
這就是說，免疫策略，在意識形態分子、意識形態群體手裡，在可能的時候，一定會被立即深化及普遍化，衍生出其實體及其機制——免疫組織及機能。而它們在極權主義國家就是：
在號稱學術研究、文化部門、藝術團體、教育系統、傳媒實體，尤其是不同層次的宣傳部門中，意識形態主導一切，不僅以論帶史，而且以論審學，有實有虛，全面專政，徹底意識形態化。
這樣的變化在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共產黨國家，例如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後一直在進行並且越來
越普遍堅實。而這樣的免疫機制理所當然地包括所謂改革開放的時代，例如八十年代的體改委，北京的各類叢書編輯委員會，甚至由西方投資的《索羅斯基金會》。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切一樣，從來是在國家政府，極權主義機制的嚴密控制下構制及運行的。在極權主義共產黨社會，每個一般社會的部門都是免疫體的一部分。他們的功能及中心任務是：對于獲得知識的方法論的多元性的絕對、毫無猶豫及妥協地否定及反對。
伴隨這類問題及現像是，這個部門及其某些精英群體或個人，與時俱進，完全類似前述的波普列舉的那類意識形態分子的免疫策略，利用各類形式“聲稱”對這些意識形態的特定核心信條及其獲得，具有“先進性”、“現代性”、“最新科學性”，從而，迷惑社會及知識及教育領域，繼續擁有知識壟斷權或解釋特權。其中當然包括培養一批新的、年輕的意識形態分子，以便使得統治及意識形態化更為徹底及有效。
意識形態在各個領域直接帶來一批衛道者，他們會針對批評者不斷地一次又一次地捍衛他們所維護的符號人物（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乃至鄧小平）的假說及其專斷的信仰。意識形態群體中的那些倡導者、精英會依靠他們所堅持相信的觀念學說體系的核心性的假設及基本原則千方百計地攻擊批評者們，以維護他們的學說。為此他們甚至會動用行政、司法及專政——文字審查，思想禁令、禁止質疑，暴力威脅以及司法程序。
這些部門及措施，以及各部門的意識形態分子，形成了龐大的“免疫機體”，它們組成極權主義國家的實體的“免疫系統”。
任何一個在這些部門工作的人，都既是它的締造者，也可能是它的受害者。但是其“締造者”的主要功能，是無法否定的！而他們甚至在其後的年代中，一生中，都不斷試圖為他的“締造性”工作辯護、塗脂抹粉，則更突出顯示出了他生下來就具有的為極權主義國家及其意識形態的免疫功能。
B.極權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免疫機制”獨具的功能、方式及手法：
關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免疫機制的描述設想，我們必須有更為清晰的觀察及描述可能，才會使這一類比描述的存在能在政治學、社會學上，作為一個描述框架能夠存在應用。
為此，我們必須要來檢視：在多大程度上展現出其獨有的“保護其核心假設”免受批評的傾向“功能”；具體有哪些“獨創”及“獨具”的“能力及策略”，“方法與手段”，來實現這種拒絕批評，維護本體的“免疫”作用。
對此首先我們看到：前述波普批評辨析的“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就進入，甚至說與生俱來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存在。那些個輝煌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詞句，“假大空”聲勢，冠冕堂皇、義正辭嚴地激發了極權主義社會的免疫系統。即波普曾批評討論的那些出自西方意識形態分子的免疫策略，在極權主義國家幾乎可以說是下意識地成為理所當然的方式、方法，他們大張旗鼓、可謂逐句逐字地重複了波普具體辨析過的意識形態分子的那些“基因謬誤”、“空話論證方式”、 “冠冕堂皇的高調辭藻魔力”、“故弄玄虛黑話”、“令人費解的行話”、“瘋言亂語的自然神秘主义”、“神智自然主義”……等等油花伎倆（萌典：賣弄架式，並無真實工夫）、本能表現，一馬平川地進入到極權主義國家的官方媒體、學術刊物、教科書、高校講堂。
對此的案例俯首皆是。在中文界最直接的是作為徹底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大陸社會，間接的是時下在臺灣執政政府正在以其意識形態黨綱、意識形態化社會的表現。它們都如教科書一樣地為此提供了案例。
以大陸為例，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把這種“假大空”的語言及語言方式的暴戾發揮的淋漓盡致、出神入化，諸如“掄大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血染華盛頓、頭斷太平洋”，那麼八十年代的青年才俊，則把它的光怪陸離的時髦性，所謂現代性濫用到天花亂墜，令人眩暈的地步。其典型的意識形態的強詞奪理，如控制論研究歷史，超穩定結構等等，在《走向未來》等各類花拳繡腳的叢書的叢生中達到高潮。它們甚至在所謂“一級”學術刊物中如入無人之境。
我們說這一切都是極權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免疫機制，因為首先這類叢書及各類所謂改革組織，
都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各類紅衛兵造反派一樣——是黨領導下的產物。
其次，其意識形態化的鈣化大腦，其固有的拳腳套路先天地決定了他們沒有“超出遺傳給他們的特質”，他們的下意識，導致在這條軌道行駛下去。對他們來說不僅合理也只此一種可能。變化只能是快點、慢點，創新的不過是第一次允許了“或快或慢”。
那些腦子里沒有多元思想意識的人甚至以為這就是多元，這就是啟蒙，這就是思想“巨大的”開放。為此，他們把直接地“反傳統”，不過具體化為傳統是一個超穩定結構，把極權專制，意識形態的獨斷的、絕對意謂，變為“控制論”，把“救世的佈道”、黨的實質性的擴展，稱為是替代“操縱指揮”了的“救亡”，替代了“啟蒙”。無論西方社會還是傳統社會的任何概念，在他們只要能夠捕風捉影到一點可能相似，或相同的影像就可以肆無忌憚地相聯繫，相比較，任意推演。這方面一個最為變態的例子是北京文化叢書的甘陽。他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兩個風馬牛不相關，甚至在思想方法及哲學傾向完全相反的當代哲學家卡西赫與伽達默爾作為一種前後承繼及發展。
所有這一切都是波普及其學派提出的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極為具體的存在的證明。由此在意識形態具有了它們存在的實體——極權主義國家後，產生了免疫機制。而這個免疫機制，在極權主義統治過兩個世代以後，又進一步使得各種知識領域、社會機制中的意識形態的免疫機制，必然地越出體外，而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的一道防火墻——精神領域中的一個帶有過濾及免疫功能的大氣層。
【14】“意識形態免疫策略”的實體性展開——極權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防火墻”：
意識形態的這一發展及衍生，完全是在柏林墻倒塌後，在新的世界一體化的形勢，經濟及政治新的世界存在的方式中發展變化的產物，它可以說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本世紀的新事物。為此，監獄對於波普及其學派的這一對於新的具象的意識形態問題的解析性的描述是新的推論，特別單立一節單獨辨析討論。
C.從“意識形態的免疫機制”發展形成的有形及無形的“意識形態防火墻”：
阿爾伯特的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形成的思想預示給我們，它可以在極權主義研究中應用外推，得到一個新的概念——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極權主義國家中的“思想免疫機制”。
對於這個推論出來的描述概念“免疫機制”，首先，如果我們的提法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應該也能夠在經驗現實中看到具體現象及現實，并進一步看到它們存在的效應及結果。而這就讓我們進一步看到，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在這個“機制”中，會立即成爲“阻礙”、“阻止”那些在極權主義社會生活的人，認識及瞭解、學習與把握西方學術思想，開啓近代文化的啓蒙思想；從而，這個防疫機制，在極權主義國家衍生出一種天然的“濾鏡”、“濾紙”，以及不同形式出現的“免疫體”。
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分子，當然也會成為阻礙、阻止，誤導極權主義社會的人，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求知欲旺盛的莘莘學子，重新認識傳統，能夠讀懂并進入古代文獻的原來意義及原來的精神氣韻，一道看不見，卻帶有絕緣實質性的“大氣層”。
這就使我們發現，針對西方一般社會知識領域阿爾伯特所提出的“免疫策略”，在東方極權主義國家不僅會形成“免疫機制”，而且還會直接地、用不著任何改變及適應，就能“使用這個描述概念”，并進一步深化、擴展。這一深化及擴展，會從“意識形態的免疫機制”再更上一层楼地擴展形成，被波普宣稱的“封閉的社會”的一道有效地對抗外界影響的“意識形態防火墻”！
“意識形態防火墻”，是當代封閉社會為自己生產的、新的獨具的封閉性的機制及實體。
在此，我必須要強調“意識形態性的防火墻”與“意識形態的免疫機制”，雖然都是由阿爾伯特的“免疫策略”衍生出來的，但是他們描述的是兩種不同的現象及事物。
首先“免疫機制”是作為極權主義的思想來源及基礎的意識形態在該社會中發生、發展出來的一套內部機體及機制，它們的存在與功能能夠直接鞏固該社會的封閉性，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殺活作用，直接或間接的“隔離”、消弱、消滅開放的精神及思想和其個體与群體的存在。它是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的衍生內容。
其次，與此同時，“免疫機制”也能夠產生及增強及增加極權主義機體對外的免疫力及免疫可能，并由此產生及構成一道對外——對抗開放性的啟蒙思想，近代學術思想的“無形”或“有形”
、有實質性”的“意識形態性防火墻”。
但是，“意識形態防火墻”的機制不僅對內，而且對外；不僅有觀念主義學說性的思想內容，而且還有實質性的媒體、出版、影視及各類所謂專業性團體。此外，組成這道防火墻最值得注意的，Made in totalitarian states（德語，Hergestellt in totalitären Staaten）實體性的存在是極權主義國家文化產生的新生代！但是，它有出口性，並且在現實中也已經有了看得見、摸得著，實質性的出口。它影響到西方社會及世界！
由“免疫機制”產生的新的“意識形態免疫體”，由“徹底的封閉器物”培育的第二代、第三代意識形態分子，具有先天的免疫體，對任何具有知識性、開放性傾向的近代學術思想及精神，天生麻木、天然帶有刀槍不入本性，並且獨具與各類西方意識形態血脈相親、氣味相投的特點。甚至可謂與各類西方帶有宗教性、意識形態封閉體系特點的思想，骨子里就是一家人！與各種非近代性學術文化思想存在能一見如故！甚至有了一種新的雜交功能，助長西方的各類宗教、世俗宗教，意識形態及其群體的存在與發展，為他們別開一面。
而這些個特性及存在決定了，奧威爾所說的大洋國真理部的子弟，無論從其使用的“原料”，還是燒製的爐窯，出窯後的淬火，都讓他們是極權主義國家、東西方的意識形態思想及群體——天生的防火墻最理想的材料。
對於這個推論性的結果，過去四十年的歷史為我們了解認識這個極權主義的防火墻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案例。試舉幾例：
1.由自索羅斯成立的幫助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及社會開放的《索羅斯基金會》。
這個隸屬於中國政府領導的基金會，集中了比上一代還要粗陋的子弟兵——第二代意識形態分子。該基金會從成立到結束，沒有一分錢是用於真正帶有啟蒙性、開放性傾向，化解鬆動“極權主義社會”的“徹底意識形態化”的“思想”及“文化”交流活動。說它完全成為直接為黨的改革，具體化為“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第二代”服務的血庫——毫不為過。因為由這個基金會資助出來的項目及人，甚至遠遠“不如第一代的意識形態分子”——這第二代意識形態分子，居然到老——在西方生活幾十年，卻依然是除了意識形態什麼都感知不到！語言、語言方式，思維方式及思想，千年不變！
全面以及具體題目、個人地研究這個基金會活動及內容，不僅是說明意識形態化的“防火墻”的最生動具體的案例，而且更是一個可以做得非常精彩的社會學或政治學的碩士乃至博士的題目。
2.過去四十年到西方留學的學生，八九後流亡到西方的各類知識人有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由西方政府成立的中文電台、受西方各種基金會資助的中文媒體，乃至港臺及歐美的中文出版機制出版物更可謂汗牛充棟。這方面當然包括中國大陸內部的出版物，包括波普、奧威爾、弗格林、阿隆、加繆……在內的作家、思想家、藝術家，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極權主義政府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懼怕西方思想、中國文化傳統，而他們的懼怕卻也的確有道理。因為在五、六十年代，一本書、一個思想，一位傳統文人的存在就會散發出極為不一樣的氣息，而影響環境及人。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後一切都變了，叫的越響，聲音越大的介紹“西方”及懷念傳統，越讓人感到是陳詞濫調、陳腐不堪。這道意識形態化的第二代思想及實體組成的防火墻，其效力遠過於冷戰時期的“鎖國”及“鐵幕”。
對此的案例更多，例如，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如果清楚地公佈出該學社曾經得到天文數字的資助，包括其來源，再詳盡列出他們得到這筆資助後的工作成效，調查其成員的思想及生涯變化，是有一個意識形態免疫體及防火墻的實例。他們禁不住調查研究——乏善可陳，僅此四字。
3.極權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對於世界各處的滲透及其進攻性的傳播、散佈。對此只要看一看今天的YouTube，今天的推特及臉書，以及歐美電台的中文部，到處都是中央電視台的聲音及節目，甚至海外所謂異議份子，最有影響力的直接就是曾在那些部門工作的人。操著文革語言回憶總結文革，運用新話新思維擴張海外獨立筆會，“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極權主義社會獨具的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已經讓這個世界到處充滿意識形態分子，到處是出賣醃製了的鮑魚店鋪！
仔細思索這一現象，我們可以認為，這道意識形態防火墻，源於第一代、第二代意識形態分子，，即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知識人，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意識形態分子，徹底地形成在六十年代以後，深根固柢、牢不可拔於九十年代以後。綜上所述，極權主義國家及其意識形態的存在，今天之世界能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全因為這個免疫系統及機制的運轉，全因為它生出且不斷繁衍的意識形態性的防火墻。————我的一生對此體會很深！
最後回到波普採納的阿爾伯特提出“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對於我這個生於極權主義社會，曾經受到被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教育，經過自己努力走出這個桎梏，以及其後半個多世紀在知識及思想領域中的經歷及遭遇，讓我深深地感到這個提法的有效性、廣袤性；尤其是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世界成為一體後，今天美國與歐洲的現狀，這一提法可以進一步作為政治學中的“新的思想框架”來描述極權主義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在國家內部及世界範圍上的存在。
這個思想框架及其範疇包括“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意識形態的免疫體”、“意識形態的免疫機制”，以及“意識形態的防火墻”。這個“防火墻”同樣具有現實中的信息防火墻的那些隔絕，監督，檢舉，獵殺，防守及進攻性功能。
以它為基礎構成一系列的規範、範疇，用以描述中國大陸、臺灣，YouTube上的文化，歐美中文電台，東西交流，它能夠避免很多悖謬，以最少的邊界條件，最有效地描述及解釋相當多的現象！
波普學派大大地深化了對於意識形態的認識及辨析能力，由此也可以說再次有力地促進了思想走向開放、啟蒙的可能！
【15】波普及其學派對於意識形態的偽學術、假進步及價值欺騙的解析：
對於意識形態產生的免疫問題的描述及辨析，不僅描述了意識形態的特點，而且更讓人看到及早地識別出它，讓人們在精神及思想生活中提高警惕，自覺地抵抗它的重要性。
為此，更深、更為具體認清什麼是意識形態——觀念主義思想體系的“表現”：
即其在學術生活中的一些直接的偽裝形式與直接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及災難，不僅重要而且必要。
對此，我們首先來描述及辨析前者——波普及其學派對於意識形態的偽學術、假進步及價值欺騙的研究。
波普及其學派關于意識形態問題，在認識論基礎上提出的另一最重要的警示是：針對上述的意識形態的一元絕對性的專斷要求，基于西方文化思想的二元論的認識論，他們提出，在“批判性的雙重性原則探究”（ kritischen Dualismus）中，堅持對於知識結構的兩個原則性的認識。
在波普學派看來，這兩個原則，既保障了二元論的知識論的討論的開放性質，同時也保證了這一討論能夠不斷深入——保持它的客觀性。
這個對“知識”性質、人的“認知”性質辨析後得到的二元性的認識，首先是我們不斷強調的“知識論”而不是“真理論”，“知識”是人的“認知構成的理論框架”對于人的“認知感覺到的現象”的描述，它是一種假設性、推測性的知識。
其次就是：構成認知的框架的抽象的“形而上學認知前提”、“價值基礎”，都是一種“假說”；不能自證，也不能他證，而知識只是這個認知前提的演繹結果。
這也就是，任何學術研究及其所得到的知識——與價值無關。都是各自的形而上學前提及價值前提的結果。
所以簡言之：前面所提到的“批判性的雙重性原則”、知識的二元性就是：
一，知識是一種假測；
二，知識與價值及形而上學前提無關，一切知識都帶有主觀性，認識工具的特點。
對此，具體直白地說就是：
A.理論、描述框架是物理學家、思想家想出來的；
B.人的信仰、價值是形而上學假設前提、人的主觀選擇；
C.道德及社會規範則是外來的規定性的要求；
D.政治决策、政策是衆多非理性能够决定的個人、環境偶然選擇及集合；
所有這一切都既不是從那些帶有人的感知性質的現象産生的知識性、邏輯性的結果，也不是歸納能够得到的。
它們既不是能夠帶有確定性的實踐的產物，也不是帶有絕對性、專斷性的“真”或“理”——而是一種人為的思想，人造的觀念性的思想。
在波普學派看來，力求客觀、真實的描述是對於客觀存在“認知”產物；而“應該如何”則是外加的人的“主觀性”思想。
但是，相對於波普學派的思想，在觀念主義學說體系，即意識形態中，人們常常發現：一些从價值出發的視角及其規範及原則，往往被他們說成是——與那些已經獲得確證的，或者經過了某些檢驗的事實性的“知識”緊密“融”合、有機地重疊交織在一起，從而給人以一種錯覺，使人們會誤以爲，如此出現價值及其視角，以及其導出的規範原則，都是這些帶有客觀性的“事實”顯現出來的。它們本身——即價值及規範同樣是既是知識，也完全、徹底地是事實的“反映”，即它們源于事實知識，能够從事實中導引出來。所謂“實踐出真知”，“真理來自實踐”——徹底地混淆了什麼是假設、什麼是人為規定，什麼是人的隨機性的決策及對策，從而把所有這一切變成為浸透專斷性要求的“世俗學說”、人所需要的政治要求——一種世俗性宗教教義及教條。
這類或是有意或是無意“將價值判斷僞裝成事實知識”的現象，在意識形態化的領域中，意識形態的框架內層出不窮。它的手段及方法甚至包括各類虛擬的、海市蜃樓式的經驗論證，模糊或似是而非辯證詭辯性的辯解，不經辨析的隨意的帶有指向的暗示性定義，以及在邏輯上經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論證。如此所得到的結論，尤其是在意識形態分子及意識形態化的人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絕對客觀真實的知識及規律。
這類在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看來天經地義、自來就存在的認識上的“謬誤”，經過他們的自拉自唱，渲染蠱惑，在政治領域造成了讓人們相信某類意識形態，比所有其它意識形態更加客觀，其價值前提更加純粹誠實。為此，這就使得他們極為容易地控制社會，吸引操縱更多的民眾。
他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偽裝及論證，是因為如果不是他們斷定的，不這樣論證及推動，他們的這些價值前提，政策要求就只會讓人們感到——是衆多可能的道德或政治世界觀立場中的一種，同時更只是很多政策中的一種。這就使得他們不再具備那種具有理論性的真實的科學事實主張、所擁有的客觀有效性和廣泛的適用性。他們就失去了唯一性、絕對性，從而就失去了一黨、一派及一個人唯一地代表真理及正確的可能。
過去百年的經驗歷史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後所進行的一切所謂學術討論，都是波普學派的這一“意識形態指南性的揭示”的生動案例——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內部、黨派鬥爭的語言欺騙及造勢欺騙。他們不是學術，更毫無學術意義。這個討論演出的戲劇——行為、語言及其演進展開，簡直就是為波普學派對於學術研究的雙重原則的解析內容，一對一地量身定做的現實模板。
【16】波普學派對意識形態“直接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及災難”，“直接間接使用的手段”的描述與批判：
意識形態固有的絕對性、真理性，帶來它天生的封閉性、排他性。這兩個性質衍生出它在社會存在中對於所有那些不同於他們的事物及人的態度，以及對待方式及方法。對此，同時也就註定了他們會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擇手段的思想及心理基礎。這樣的做法的社會性影響，則註定了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群體的存在，無論在什麼樣的社會中——民主或者極權主義社會，帶來的都一定是撕裂社會、撕裂族群；他們在歷史中的作為及要求則一定是一切以自己的要求為準，也就是，凡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分子一定會切斷歷史的聯繫性，反傳統、反對其所來自的社會的曾經的及現在的與他們不同的文化存在。
為此，波普及其學派認為：與免疫策略平行，凡意識形態，都一定具有其自體所帶的進攻性、各類排他性藉口，以及無事生非的不擇手段性！
這意味著，一種思想或政治觀點是否是可能對社會具有危害的意識形態，可以從是否能觀察到——它是否具有對政治及社會現實現象進行“標籤化”、“教條化”及“兩極化”地進行解讀的傾向，即它的思想傾向是否表現爲是一種教條專斷的帶有極端性的二元對立區分、分類，以及非黑即白的描繪。
這種傾向及其付諸現實，讓我們看到，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一定會帶來的仇恨性策略及手段：陰謀論、敵我論、替罪羊……。為此，那些帶有及運用“陰謀論”，幷結合“陰謀論”采用了“替罪羊策略”，以及充滿情感色彩的“敵人”形象，來維護其存在的合法及合理性的思想及學說，一定是一種值得警惕，必須以批判性的辨析對抗的意識形態。
在人的社會存在中，無法也不應該禁止作為一種思想及思維方式的封閉的觀念主義思想，意識形態的存在，但是人類社會互存必須的開放性、普適性，人的精神及知識追求氣質所要求的開放性、知識性及能夠溝通的客觀性，要求學術工作者、知識探究者需要無時不在地警惕及對抗這種封閉性的思想傾向的存在及蔓延。
對此，波普從開始對於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的思想及其作為的批評性的探究，以及伴隨於此，自己短暫地步入歧途後立即進行的反省開始，就著重討論了思想史中整體論（Holismus）和本質論（Essentialismus）問題。對這兩種思想的討論是他關於政治哲學的兩本著述，《歷史决定論的貧困》與《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最重要的內容。其後，在五十年代末期，他與以阿爾伯特爲代表的德國波普學派就德國學界社會學的方法問題與法蘭克福學派，以及馬庫斯等新馬克思主義的辯論，繼續展開了這一探究。可以說，這個討論所涉及到的社會學中的政治文化思想問題，爲我們提供了預警及對抗意識形態及政治世界觀的又一標志性的問題。
在波普及其學派看來，意識形態思維的另一種基本思想模式，使用及訴諸的是觀念思想的統一性、完整性和封閉性。而這一點正是整體論與本質主義的特質。對於這種特質，訴諸者強調的是它所具有的思想及社會能力。即這兩個思維模式所强調的統一性、完整性和封閉性。無論這種思想體現在信仰、知識、共同信念，還是群體、社會或國家內部，它們都顯現出一種強大的凝聚力。與之相反，一切個體化的、不完全及多元、多樣化的事物，都被他們認為僅僅是暫時的、膚淺的和不充分的。它們與整體論與本質論所追求的本質性統一與完整性相比所顯現的差异、偏離、多元與個體性，顯然是低劣的。這類被他們稱為“惡質”的傾向甚至被他們視爲具有反動性、顛覆性。因爲它們阻礙了追求統一與完美封閉的理想的實現。
為此，整體論及本質論，這種基于一種模糊的整體性或總體性概念的思維模式，進一步聲稱能够把握“社會整體”，幷認爲社會變革只有在盡可能徹底和劇烈的情况下才有意義——即改變現有社會的“整體”。
與此同時，他們在對時下社會及政治的分析認識中，提出樂觀的預言。然而，事實卻是，這些預言及預期，不僅完全不切實際，而且強行暴烈的整體化運動，往往帶來極端化了的不人道的極權主義後果。例如，人們期望且相信能够整體規劃一個全新的、人道的、永久和平的世界，幷通過最激進、最全面的社會實驗一舉實現。為此他們僅僅需要做的，就成為通過一場激進的、暴力的革命徹底摧毀一個社會現有的制度，就能最終用精心計劃、規定並且是全新及人道性的未來社會來全面取代舊社會。
阿爾伯特認爲，這類解釋框架帶來的另類極端主義，在複雜的社會政治事物的行爲方式中一定會不斷地帶來被簡化了的非此即彼，支持我還是反對我的問題。對此，這個整體論，總體性範疇所帶來的兩極化的解釋闡明框架，在教條化地使用的時候可能深入到人的精神及社會达到什麽程度；這一極端化非黑即白的分類法能够在政治事件中激發出多大規模的情緒，造成的衝突及災難性後果，卻是遠遠地超出人們的想象及控制範圍。
例如，被充滿激情的不同的意識形態極化分類，曾經給社會帶來的分裂有過：納粹德國的“雅利安人與猶太人”、共産黨國家的“無産階級与資産階級”、“共産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紅五類與黑五類”……。
過去百年歷史中，它們製造了猶太人大屠殺，文化大革命大迫害，柬埔寨波爾伯特的大屠殺……；
這類殘酷鬥爭及迫害，甚至在意識形態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黨派群體內部，演繹得比在社會中還要殘酷尖銳，還要赤裸裸；為此，意識形態帶來的對抗及迫害——上億人家破人亡、死於觀念主義學說、意識形態思想之下，說它史無前例，并不為過！
所以，在現代社會中——二元認識的西方文化占支配地位的社會中，任何帶有意識形態性質的存在，都必須引起人們的警惕，人類及其社會的進步及和平存在，只有在普適、開放、寬容、多元的精神氣質及知識基礎上。因為最近二百年意識形態問題存在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其對人類帶有毀滅威脅的災難——史有前例。
202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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