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毫無疑問波普是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貢獻不僅是在認識論、科學哲學和社會哲學等多個領域提出了開創性的思想，至今這些思想仍然影響著學界及社會性的政治話語，而且更在於他對於一個時代及其後的精神、思想及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對於知識分子及一般個人的具有根本性的氣質的影響。
最近三十多年，由於在各類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社會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撲朔迷離。在很多直接導致災難性的問題上各類意識形態傾向及意識形態分子的影響日益加劇，愈演愈烈。因此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認識及辨析更加重要。波普哲學，尤其是其帶來的傾向及氣圍，知識及學術人的氣質，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意義。爲此，波普及其學派對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認識，以及他們在過去百年對于意識形態問題的抵制的現實意義，在今天都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
波普及其學派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從始至終都集中在三個哲學性質上：
A.知識性質及方法上的專斷、絕對及其對於確定性的主張與要求——它們對個人及其群體黨派的控制性影響；
B.所建立的知識及思想的封閉性，以及其帶來的社會及個人結果——它們對專制社會及其文化思想的影響；
C.絕對“確定性知識”及其“封閉性”帶來的進攻性、排他性，不擇手段的殘暴性——它們對一般人類社會產生的毀滅性、災難性影響及作用。
在介紹及討論波普及其學派對於意識形態的研究及其影響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要說的是，在這一領域中，波普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對源于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即觀念國，而取“決”與“義”卻於宗教及黑格爾的觀念論所帶來的，被極權主義社會使用得極為廣泛，對其統治的個人要求及應用的“世界觀”的辨析——對觀念主義學說體系，也就是本文所說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性研究。
波普及其學派在極權主義研究的學術領域中、語境中，對於意識形態的存在，尤其是“意識形態”，Ideology一詞的“批判性研究”中，從沒有採取那種給予意識形態一詞正面，假設它是價值中立的含義——即不把它看作是某種可以修正的、帶有對於世界上存在的政治事務具有普遍性的觀點、具有修正性的指導性政治原則或基本政治綱領。相反，在波普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中，他極具代表性地承襲了啓蒙運動所特有的那種對於“人‘在認識’上存在的‘偏見’”的“批判”，“辨析”傳統——洛克、休謨及康德傳統。
在波普及其學派那裡的“意識形態”是作為扭曲現實認知的“偏見”及利用這種“偏見”形成的“學說系統”。它們具有可操縱性、也可以運用於極為片面極端化的標籤性論斷；它們爲了服務於黨派利益，以論帶史而不惜絕對性地拒絕排斥其它看法、歪曲現實，因此，“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及意願”提供關於社會與政治現實——帶有客觀性，可證偽及改正性的圖景。
意識形態在思想領域及其社會存在中顯示的，所有這些社會現象及作用的負面性，使得波普只能沿用啓蒙傳統中的批判辨析精神，賦予 “意識形態”這個新出現現象及單詞，在社會科學的學術中概念中作爲負面術語出現。因為任何人都能夠看到，當“意識形態”，觀念主義的學說體系演變爲專制或極權主義的世界觀時，它們的封閉性及排他性就會毫無掩飾地顯現出反民主傾向，同時對開放的民主社會構成嚴重威脅及破壞——在這種情况下，它們能爲威權與獨裁的領袖及精英階層提供了有力支持，助其奪取權力，幷爲極權主義的統治手段提供正當性辯護及為其穩定性提供支撑的手段與方法。
與此同時，由於極權主義社會是建立在“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基礎上，因此由于認識論及方法論的原因——由于意識形態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並且它絕對性地根除了其它性質的語言及概念，思維方式，因此極權主義社會，其土壤沒了其它的種子、植物，無法產生出其他的語言、思想及思維方式。而在這片徹底改造過的土壤上他生成的意識形態分子、知識精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僅喪失了感知其它氣味的能力，更都徹底地失去了反省自己的衝動及能力。
他們可以因為政治的變化而改變政治觀點，但是，無論是互相觀看，還是照鏡子，都使得他們絕對不會懷疑及放棄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思想的確定性，以及獨佔真理、歷史規律及所謂正義的要求。
一百年的極權主義社會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極權主義社會一經産生，對於生成它的一代人，生成後的幾代人，社會科學的普朗克定理是有效的：改變他們是不可能的，只有等他們死去，只有等待在完全在另一知識環境中的新一代的成長起來。這大約也是奧威爾所說的，極權主義社會可能會存在千年的原因。
【8】波普政治哲學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在關於意識形態及極權主義問題上，波普雖然不是直接明確地專門使用“意識形態”這一術語來描述極權主義及共産黨問題的學者，但是對于最近二百年來在歐洲社會中新出現的這一政治、社會及文化現象，波普却應該不僅是最早專門思索研究，而且是最深刻及廣泛的學者、哲學家。他對很多問題的明確的認識及形成思想出現于一九一九年，十七歲的時候。他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述《歷史决定論的貧困》，最初的成文公開出現雖然是在一九三五年，但是如他所說，基於法西斯及納粹對世界的威脅，而那時的左派也在對抗著他們的擴張，他把這些致使他十七歲開始進入知識論研究的思想——已經非常成熟的思想及文字，封存了十幾年。直到三五年才把它們公布出來。此後在他在新西蘭，在戰時完成了對于極權主義社會産生的觀念根源，思想基礎的研究及辨析，完成了《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意識形態，Ideology，因爲是以觀念爲基礎的學說系統，因此不僅可以說《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是直接研究它的産物，而且甚至可以說，這本書的出版無論究其研究的方法，所涉及內容，以及廣泛及深刻性，都使得任何研究“觀念主義”問題的人繞不過它。
與弗格林、阿隆不同，波普把觀念主義思想的探究，推深到西方文化最根本的認識問題的方式及思想框架上。他探究的是更爲廣泛、抽象的思想史問題。
在這本書中，他沿著思想史的綫索，“究根問底”地討論了柏拉圖、黑格爾及馬克思；全方位、詳盡地辨析了意識形態存在的形式、內容，以及我們已經能够看到的其辯護自己、進攻對象的策略、方法。爲此，波普的這本書一經出版就立即成爲了二次大戰，以及冷戰時期在哲學及思想領域對抗及研究極權主義與觀念主義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最有助益的著述。
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及冷戰時期的經驗歷史告訴我們，這本書能夠讓我們及早地認識到、看到，意識形態，即觀念主義思想及其學說系統，以及某類政治學說中所具有的反民主、反人道的特性，本來的性質上存在的專制及極權主義傾向，促使學者及社會提前警惕。
其次，這本書不僅爲西方民主社會而且更爲極權主義社會中的异議人士提供了對抗意識形態及極權主義思想的學術基礎及方法。它甚至極為直接與具體地爲那些還不是民主制度的國家提供了制度及社會轉型的“思想”及制度構建的努力方向及藍圖。
為此，波普的這一研究被公認為是二十世紀在哲學領域中，分析辨析“政治化的世界觀”，批評研究觀念主義學說——意識形態的標準著述。
關於這一點，英國以普及哲學著述影響著名布萊恩·馬吉（Bryan Magee）教授，與奧地利格拉茨大學哲學教授，意識形態問題研究專家庫爾特•薩拉蒙（Kurt Salamun），等哲學家，對波普做了教科書般的研究及著述。他們甚至成為波普思想的推崇者及該學派在各自國家的代表。馬吉教授還曾經當選為英國工黨議員（1974-83），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實踐過波普的主張。
這兩個人的著述，都條理清晰、明確詳盡地介紹了波普及其學派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觀點及其貢獻，本文下半部很多具體介紹，參照了他們倆人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
馬吉在一九七三年出版了專門研究介紹波普的《卡爾·波普》（Bryan Magee，Karl Popper，Fontana，1973.德文本，Mohr，1986）。
薩拉蒙教授甚至在發表過大量的有關波普的研究著述後，在二〇一八年再次出版了一本極為經典的介紹波普及其學派的著述（Ein Jahrhundertdenker: Karl R. Popper und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9】意識形態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確定性絕對性要求：
在思想史及當代極權主義研究中，關於Ideology一詞的指謂——它與其它思想、學說體系有什麽不同，它自己獨特的思想性質是什麼？在波普及其學派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與弗格林、阿隆等學者關注的方式及方法的不同。這一不同清楚地顯示出，該學派在哲學中堅持關注的所有思想特點！而這些特點在對意識形態問題上的研究及看法中，得到全面充分的反映。
我們所說的“充分的反映”，指的是不僅思想內容，也包括具體的語言及語言方式——波普及其學派一向堅持的“語言描述”要簡單清楚，言之有物，不允許晦澀、模糊，易於讓人誤解的說法存在；甚至還擴展到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知識氣質。
首先，波普及其學派一向強調并關注的認識論方法論問題，哲學問題，貫穿了該學派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認識中。
在波普及其學派看來，觀念主義學說系統，意識形態，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特點及其存在模式顯示了該術語描述的思維方式核心部分，最根本的內容及要求。
波普認為，人類“理性”認識世界固有的“感知方式”、“思維方法”固有的“推測性”、“構制性”，決定了它們與生俱來的“易錯性”與“局限性”，而這就使得波普學派首先看到及揭示的是——觀念主義思想系統，意識形態最為典型的潛在的性質所存在的模式。
如果某類“世界觀”“自然觀”聲稱掌握了絕對真理——即堅信存在絕對正確的“洞見”與“原則”，那麼它就立即與啓蒙推崇的開放、民主性的“世界觀”、“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原則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認為：
從批判理性主義的政治哲學中，利用上述原則，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帶有政治性的世界觀及觀念性的那些思想系統、觀念學說體系，究竟在哪些方面，哪些特點上，觸犯了那些原則，可以使我們立即觀察到它們具有“意識形態”的傾向及性質。這些傾向及原則對于提前預警意識形態中存在的導致專制及威權主義傾向非常有幫助。
關于意識形態的根本特質是什麽，波普及其學派對此提出的原則源于波普所堅持的人的認識的“知識論”，而非“真理論”的認識。
爲此，波普學派認爲，源于“理性”本身的“易錯性”及“易受謬誤影響”的論點，某種思想及其思維方式是否是意識形態，取决于在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礎上，它是否具有絕對性、確定性的專斷要求。
建立在這樣一種要求之上的看法及思想，包括它的思想原則，必定導致其與“絕對性真理”及知識的主張相關聯。這種真理觀的導致它的取得及要求以獨斷的判決、斷定的形式呈現，聲稱他們的洞見和原則是絕對正確，是真理，幷且這些洞見及原則被認爲是不僅不可更改，而且“不允許”置疑。
【10】意識形態模式的宗教性及其要求及效用：
如果把這樣的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區分爲“核心”領域與“外延”的“操作”領域，那麽這種“絕對性的主張”通常出現在“核心領域”，形成不可動搖的“觀念思想基礎”。
如前所述，從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的視角來看，這類主張基于這樣一種觀念：
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絕對真理，對於這個真理，“人類理性”——即意識形態分子所定義的“理性”、他們自己的所謂“理性”，可以一勞永逸地得到並且確保這一真理的存在。
波普及其學派認為，這樣的絕對性的主張，這類知識態度，這種觀念思想一定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極其危險及灾難性的後果！
它們不僅助長了精英心態的無限膨脹！而且也會助長專制傾向及專制制度的放肆行為！
首先，當人們宣稱自己擁有絕對真理時，就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的絕對性的排他性，以及唯我獨尊。
其次，持如此主張的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氛圍必定會滋生及助長狂熱主義。它甚至會導致獻身的狂熱。這樣的狂熱一種信仰式的宗教性狂熱，只不過在這類人間的觀念主義學說中，替代上帝與教義的是人、黨派及觀念思想。
第三，這種排他及狂熱必然導致對持有不同信仰及觀點的人抱有及采取不寬容的態度的合理性及現實化，幷且賦予“不擇手段”“正義”的色彩。
為此，這樣的思想也就註定了不可避免地會加劇社會與群體的分裂，并激化他們之間的對抗。
所有這四點，在迄今爲止的不同內容及形式的極權主義國家中，毫無例外地都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
而這就使我們進一步看到：在共産黨國家進行的階級鬥爭、文化革命……，甚至可以說任何一次政治運動都具有這四個程序性的內容。當然這也包括他們所說的“改革開放”問題的論證及消滅异己。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的是，近百年來在共產黨作為黨派存在，作為政權存在的領域中，所有發生的一切所謂變化及內部對抗，包括所謂“改革開放”——都毫無新意！都早已經在其認識論方法論的思維方式及精神氣質中存在了，所不同的不過是時空存在變換帶來的不同具體形式，背景及人員的變化。只是消滅的對象不同，多少不同，形式不同而已！
對於這一傾向及其結果的社會存在的基礎，波普及其學派在五十年代中期後更進一步認為，在近代化帶來的社會動蕩中，新的啟蒙思想及生產方式帶來的變化——重新構造市民社會，文明引起的動亂的壓力及負擔中，對世俗的絕對真理的確信，在政教分離後留下的宗教真空，在某種程度上能起到緩解因“文明帶來的重負”——社會的市民化、城市集中化而産生的負面恐慌情緒的作用。
意識形態分子的這類說法及社會行為，使得曾經的宗教真理的擁護者也常從實用主義角度爲他們的這種補償功能辯護，强調此類信仰所帶來的慰藉與心理安定感。但是，基於對於人類認識的知識論看法，基于批判理性主義的立場，波普認為必須拒斥這種將“確信絕對真理”視爲緩解對於動蕩及未來的懷疑的負面情緒之補償手段的做法。
由於所有這一切究其根本，都與波普所認同及推崇的自由民主社會中世界觀的多元性幷存的理想背道而馳，所以波普及其學派認為，拒絕的原因還不僅存在於他對理性、啓蒙運動及科學的看法，而且更在於他對哲學與普遍存在的人類及其人性的構想，人類存在著的“追求”的超越理性的價值及“形而上學的前提”。
在他眼中，人是一種高度能動的存在，不斷尋求解决問題的新方案，幷致力于完善各種假說與制度。這樣的人將會面臨充滿未知及不確定性與風險的領域，他們應該不懈地努力以實現更大的自由與人道。這種努力，在他看來可以使得前進路上所面臨的痛苦，付出代價的最小化。而那種確信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與原則的心態，反映了一種確定感與安全感；這種心態所對應的人性圖景是靜態的、沉思式的，這與波普所構想的那種動態的、創造性的人性理想截然不同。
波普及其學派，在這方面直接及間接或是潛藏著涉及到宗教性問題，是波普，尤其是其學派在五十年代中期後的一個變化，一種新的推進。
筆者認為，這尤其是顯現在，波普及其學派第一次提出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免疫策略”，其帶來的“免疫機制”及功能中。它可以說是“波普及其學派在中期後”對於意識形態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對於這一特點，該學派成員奧地利哲學教授薩拉姆在三十年前對波普生前對他的介紹及研究中，就曾經對此做了非常清楚準確地描述。但是在我看，無論波普還是薩拉姆都始料未及，在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氾濫的形式已經和冷戰前不可同日而語，“免疫策略”所揭示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特點，不僅在極權主義國家，而且在一般社會，甚至老牌所謂民主國家橫行霸道，而這使得波普及其學派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及辨析，在二十一世紀比三十年前還要重要。
【11】波普學派與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免疫策略”：
對於波普及其學派關於關於意識形態的宗教性的揭示，薩拉姆教授雖然清楚、明確地揭示了它的獨特性，但是關於意識形態的宗教性研究，波普及其學派的工作無論“時間的早晚”還是“廣度”，與弗格林及阿隆相比，還是只能說是“後進”。其深度也還是只是視角、傾向重要，既不能取代也不能說比弗格林與阿隆研究更廣泛，更不能說在其方向中開掘的更深邃。然而，在下列討論的兩個問題上：
A.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免疫策略；
B.意識形態在“學術”、“進步”及“價值問題”上的欺騙；
就筆者對於極權主義及意識形態的研究及閱讀範圍來說，認為它們是波普及其學派的獨辟新徑的提法及辨析。他們對此的認識及其視角及描述概念，不僅“獨特”而且“深刻”，不只觀察方式破竹建瓴，而且描述鞭辟入裡，刀刀見骨。
極權主義，以及專制與威權主義的世界觀、政治學說及各類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會利用多種手段來捍衛其信仰體系、思維方式及其語言。這些手段及方式在極權主義政治體制下，既包括肉體暴力（如秘密警察實施的酷刑），也包括通過製造恐怖、進行勒索以及禁止質疑而施加的心理壓力。在思想及語言領域中，各類直接及間接的具有暗示性、指南性的論證模式與精心構制的辯護說辭，也發揮著作用。
對於思想及語言領域中的這些特點，波普及其學派曾經具體地做過討論與揭示——即對那些自封的“詮釋精英”，知識精英與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是如何維護他們宣稱擁有的語言及思想特權，解釋而免受批評的特權；以及誘導批評及批評者跟隨他們的思路，追隨他們；在極權主義社會維護及鞏固其意識形態及他們的統治及其文化思想。
對於意識形態所具有的這種傾向及功能，波普直接採用了漢斯•阿爾伯特提出的術語，將此類論證方式稱爲“免疫策略”（
Immunisierungsstrategie）。
對於“免疫策略”，波普認為，在語言及思想上他們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利用“基因謬誤”（genetischer
Fehlschlüsse）來拒絕批評，把批評討論問題引入另外一個方向。
對此，波普在他的不同著述中反復及多次討論辨析過這個問題。他認為這種方式的始祖是馬克思。在馬克思著述中，只要加上“資產階級”就意味著錯誤及原罪。這一方式在共產黨社會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只需指出他們的政治對手所屬，或所介入過的團體社團，他們的家庭出身、家族關係，朋友聯繫，就足以“證明”他們是錯誤的，把他們置於極為負面的境地。
波普的這個關注及描述，在思想及學術問題上，中文領域有著更為廣泛的體會。意識形態式的論證更帶來很多教條式的不言自明的否定標籤，例如中國傳統社會，封建傳統，儒家、遺老、遺少……，這類稱謂意謂著你不“科學”、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你的邏輯天生邏輯錯誤。即一經貼上“科學”、“五四”、“歷史規律”、“走向未來”、“唯物主義”就一定健康正確；一經貼上資產階級、封建社會、“舊文化”、“傳統”就不言自喻地錯誤。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這樣的標籤下具有的傾向——觀念化、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及其思想，就帶有了基本的免疫力，不僅對內穩定自己的存在，而且對外也再沒有可能看到真正的學術研究是什麼，感到有改變自己的必要——“絕對性地喪失了”對於“認識論方法論”思考及辨析能力！
就我和我的自然辯證法導師打交道的四十年中，對這種免疫力所具有的刀槍不入，以及其對外的進攻性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
波普對於這種免疫策略的討論非常廣泛而具體。例如，他對於意識形態所慣用的“空話論證方式”的辨析。他不僅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具體討論了這點，而且在六十年初期前後開始的與阿多諾、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就社會學的方法及語言內容展開的辯論中，一直到他辭世，持續了三十多年，毫不迴避、針針見血地具體討論了這個問題。
在這一批評中，他曾經使用了“冠冕堂皇的高調辭藻魔力”（Magie
hochtönender Worte）、“故弄玄虛的黑話”、“令人費解的行話”（mystifizierenden Jargon）、“裝瘋賣傻的自然神秘主义”（schwärmerischer Naturmystik）、“精靈詭異的自然主義”（spirituellen Naturalismus）來說明它們完全就是一種空話，讓人在似是而非中感到滿足。
對此，波普指出，意識形態分子把自然、自然性的，這類詞語與任意的內容相聯繫，甚至把他們濫用到 “天生領袖”（natürlichen Führer）、“人類自然性本質的特性”（natürlichen Wesenseigenschaften des Menschen）這類詞語上，如此，就似是而非地證明了他們的內容。他非常直接地說——哈貝馬斯們的這類做法根本就是一種知識欺騙。
波普及其學派在此討論的問題如此深刻且有遠見，其討論二十年後，八十年代的我們突然在中國大陸，活生生地重複了這一切。波普及其學派就認識論方法論出發討論的意識形態對於學術研究，“科學”性問題的破壞及混淆，竟然在中國共產黨社會的第三代意識形態分子中，八十年代開始卡通化地風行這種免疫策略，而這一切都是當年在西方被波普學派撕破、嘲弄過的騙人把戲——可謂十足的捧臭腳。
讓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分子的後代，理解及進入學術研究，感到啟蒙的需要——難入上青天！但是追隨後現代們的雲山霧罩、胡說八道，卻不僅充滿勇氣，而且敢說敢幹！
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知識界，乃至港臺說明了這一點。前有波普學派史鑒，毋須浪費篇幅具體論證了——因為看不到的直可說是眼盲！
至於“免疫策略”，阿爾伯特的這一提法簡直就是“神來一筆”！他把很多在極權主義社會難以定義、直接點破的知識現象、學術問題，都一下撕開、一勞永逸地如同“指南”一樣地釘在墻上！
【12】從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到極權主義國家的“免疫機制”及其“免疫體”、“防火墻”問題：
二十世紀的經驗歷史研究讓我們看到，波普及其學派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對抗各類意識形態，集中於對抗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分子的思想及語言方式時中提出的免疫策略，在極權主義國家產生了一種經驗實體。即歷史事實讓我們看到，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免疫策略”在極權主義國家形成了一種“免疫機制”、免疫體，更由此再進一步發展到信息時代後，形成一道“有形”甚至“無形”的——精神思想上的一道“防火墻”。
在這個意義上，在“西方社會中存在及形成”的“波普及其學派”的論說及文化思想影響，對於共產黨國家的知識人來說，居然簡直就是一部“意識形態”思想及文化存在的具象的“指南性”的課本。
遵循這部指南，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中國共產黨政權”，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八九年大屠殺引起的海嘯，當代的信息開放、奧運會以及諾貝爾獎等的關注，“竟然屹立不動”並且有相當的“發展與穩定”，究其原因及結果——就筆者對於這一現象的觀察及思索發現，波普所接受的阿爾伯特的提法——“免疫策略”，以及這一概念形成的理論框架，可以非常有效地說明他們在思想及文化領域的穩定機制及原因。而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掌權者，自一九四九年開始，有效地不斷地改進，與時俱進，把“免疫策略”發展成“免疫機制”。這一發展不僅形成了傳統的“免疫體”，而且不斷更新，再進一步遺傳性地形成意識形態及其心理、精神性，思想性，甚至扭曲了的人性變體的防火墻。
這類免疫機制及其存活能力，對於八九年後，不僅對中國、北韓實存的極權主義，而且對於那些解體後變形存在的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發揮了巨大作用。在三十七年後的今天看來，至少還會繼續在未來一百年中存在。對於奧威爾曾經說過的——極權主義可能會存在一千年，，看來很可能的確如此。對於時下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說，只要這個世界的文化及社會結構及機制，建立在西式的社會及文化思想框架中，極權主義傾向乃至實體，尤其是意識形態就會有產生的可能及存在的實體……。與極權主義實體相比，意識形態就是種子，到處漂浮的蒲公英！
回到阿爾伯特教授御用類比提出的意識形態的“免疫策略”，如果我們把這個新的類比的、描述性、分析性的概念，類比應用到更為具體的極權主義社會的現象存在的描述及辨析上，我們就會發現，它非常有效地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一面紅樓夢中的“風月寶鑒”。由此使我們可以對很多現象做出有效的判斷，從而對於中國這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大國如何能夠穩定存在近八十年，為何多少國際社會支持的資金、多少獎項，多大聲援支持，也擋不住異議人士的雪崩式的潰敗，川粉類的華人天下肆虐。異議聲音及精神文化，不僅發芽而無法生長，甚至連合格的種子都越來越少！
啟動免疫機制，在醫學上意謂著存在有多種可能、不同形式，其中包括直接殺活，以及直接間接地阻止病毒蔓延，亦有利用強大的免疫力誘使病毒變異，由此又有不同形式的引誘其發生變異可能……。
在極權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帶給它的免疫策略及形式，其豐富性並不亞於生物體中的變異形式，當然也比生存於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變化的能力更強、可能性更多。
這也就是說，在免疫問題上，在極權主義國家及具有其意識形態思想傾向的權力集團中，不僅存在免疫策略，而且在其社會存在中，尤其是在極權主義國家機制中，會在不同的社會存在的領域及其機構、部門，如在學術界、教育界、宗教界、經濟界、工廠工會，農村合作社集市中，同時孳生出很多不同形式存在的“免疫實體”、“機制”及“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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