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Feynman was an American theoretical physicist who shared the 1965 Nobel Prize for his work in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and spent much of his career teaching at Caltech.
In a 1966 talk, Feynman recalled walking through the woods with his father. Another child knew the name of a bird, but Feynman had learned that knowing its name, even in several languages, revealed nothing about how the bird lived. Instead, he and his father watched its behaviour, proposed explanations and checked them against observation.
Later in the same talk, Feynman remembered his father asking how an atom could emit a photon that had not already been inside it. Despite studying at MIT and Princeton, Feynman admitted that he could not explain it. He did not hide the gap behind technical language.
Definitions were necessary tools, Feynman
said, but knowing them was not yet science. He tried to find the exact point
where words ended and understanding began.
費曼是二十世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因為對於量子電動力學的貢獻而於一九六五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上面那段話記載的是一九六六年，他在一次對學習物理的學生的演講中的回憶故事。
在物理課上，費曼回憶了兒時與父親一起在森林中散步的經歷。對於林中飛鳥，有一個孩子知道它的名字，但費曼明白，哪怕知道鳥的幾種語言名字也不是知道鳥。於是他和父親開始觀察鳥的行爲，提出解釋，然後又用觀察來檢驗他們的這些解釋。
為此，費曼說：
定義固然是必要的工具，但僅僅知道它們還不是科學。努力找到這些語言在什麼地方止步，即嚴格使用它們的界限，才是理解的開始。
費曼談的是近代學術研究的基本態度及理解方式。這在人文學科亦然。這個態度及問學治學方式起自古希臘，在近代展開，產生了嚴密科學。
在人文學科中，洛克、休謨由基於人的認識、知識及思想，那些個描述名詞的觀念術語，具有的人的主觀性而討論了自由寬容等社會、政治等問題。在康德直接對於產生觀念的感知、感覺與理性進行了具體的探究辨析後，具象地產生了近代學術的要求及其學科。十九世紀後在歐洲產生，其規範已經在各類大學及學術領域通用的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乃至人類學，即是這樣一批，與現代物理學、科學有著共同的認識論基礎及規範的學科。
你的學科有著自己的認識論方法論基礎，你使用的語言及語言方式是知識論性的，不是真理論、本體論，不具有絕對的客觀性。你是一種描述及對此的辨析。導致知識及其內容的價值問題、形成一種描述理論框架的前提，與其內容無關。只與你個人的氣質及想象力有關。而這就是費曼淺入檢出地談到的對“科學”的理解——它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含義。
也正是在這一康德以來的，對於認知到的“認識的性質”上，二十世紀物理學發展證明了的理論與現象的關係，現象與人的觀察的關係，使得最近二百年的學術研究清晰地認識到哲學，愛智的philosophy與經院式的、宗教性的觀念學說系統，Ideology，不是一回事。學術研究與觀念主義的以論帶史不是一回事。前者之所以成為學術，因為它是一種研究、探究，討論，它的描述及推論內容帶有主觀性，可以被客觀現象糾正及改正，它不具有排他性，只具有排錯性、糾正性。
2.
正是費曼所強調的，對於認知到“定義”、“觀念”的界限，什麼地方、什麼問題不能使用它的重要性，決定了馬克思及其主義與科學思想的區別。可以肯定地說，馬克思主義不是古希臘問學態度及方式、近代科學的產物。它的語言及論述方式與近代學術態度相悖！
因為他不僅不承認及允許質疑思索它們使用的概念及語言的有止步界限，而且禁止理解性思維。
那種每個單詞及概念都有著極為專斷的“不可置疑”、“沒有界限”的“絕對確定性”的規定了的意義的使用方式，由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規定的這種語言即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審查並且重新定義的“新話”，而如此對待語言的方式就是“新思維”。
新話新思維，建立的方式及形式乃至各類具象描述，都源自馬克思對於語言的看法及使用方式。
這樣對待語言及其語式、思維方式，必定“造就”，甚至可以說“決定了”一個人的精神及知識氣質，
他，馬克思主義分子，極權主義社會的學術專家——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文人，他們就是一批貨真價實的黨工！
黨員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這類人：
學術語言說-是意識形態分子、觀念主義學說分子；
類比說-世俗教士、教徒；
俗稱“黨棍”；
傳統語言說，看家護院、橫行害民、監督文壇的“教師爺”。
而用黨的語言說：黨的知識工具、宣傳喉舌、先進分子，知識精英、馬列專家，學術骨幹，甚至還會是以論帶史的“啟蒙學者”！
3.
如此，費曼關於科學說的另一句，看來老生常談的話，對於大洋國社會及其文化思想來說，讀懂了，就立即可以看出它的發聾振聵的根本性的震撼力量。
“Learn from science that you must doubt the experts.— Richard Feynman”
“運用“科學的方式”學習，註定了你必須懷疑專家。——費曼”
由於“科學”一詞在徹底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在意識形態分子那裡，完全是另外一種意義。因為他們居然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模板。所以，這句話絕對不能翻譯成：
“從科學中學習，你必須懷疑專家”。
必須如我這樣翻譯。或許還要加上費曼前面那段話作為註解。
我之如是說，因為被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人，不僅使用語言及概念術語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并思索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時候不能夠使用它；而且不知道使用它，你已經肯定性地使用了那些本是假設性的界定。
對“科學”的專斷性的誤解，以論帶史式的思維，導致一個人喪失了提出問題及辨析問題的能力，他們只會非黑即白地貼上左右的標籤，大批判。所以，那些個甚至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的那些被意識形態訓練出來的老師，及大洋國的出版物的人，何談帶有假設性、知識性的科學的探究，何談懷疑專家！
歸根結柢，徹底地意識形態化——徹底地觀念化思維、世俗宗教化的人，已經失去了正常的感知及懷疑的能力。不止費曼，奧威爾早在一九四五年的《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就揭示了這一點。
所以對科學的理解，科學在思維方式中的品質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學與意識形態，觀念學說體系，世俗宗教思想，完全是相悖的兩種學科，兩種思維方式的思想！
202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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