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的感知：初聽塔巴科夫（Tabakov）的馬勒

1.

馬勒曾說：“音樂中最精妙的部分永遠不可能在音符中找到。”

對於活著時候的孤獨及冷遇，他說：“我的音樂是屬於未來時代的”，“我的時代終將來臨”。

聆聽馬勒音樂，讓我對此深有體會。馬勒的音樂涉及的不是音符，而是生活於社會中的人，以及最根本的“生”之理解的深感、深思。他對生命的感知及對時代和社會及人的生存的疑問及探究，涉及的是超越禁錮，以及自我設置的麻痺限制。這一切都是只見眼前得失的人所看不到的。當然，也更不是那些封閉的觀念主義者，意識形態化思維及感覺的人所能夠體會到的。所以馬勒的音樂不僅有現在——有血有肉的感覺及動蕩，而且有未來，它能穿越歷史及社會，以及一般人的智力的霧霾，永遠作為人們感知生活及生命的一個具體的淵源。

由於馬勒音樂記述的是對於生命、自然，對於人生的感覺，因而就感覺來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理解特色，而這就使得在聆聽馬勒音樂時，每個不同的人的感知的演繹，都是你，作為只會活一次的人盡力拓寬自己、豐富自己的助力和源泉。而這就是馬勒音樂，在西方音樂史中的最獨特的地方，他為每個演奏者、指揮家、樂團提供了最大的詮釋展開人對於生活的感觸可能。這一點同時也帶來，無論誰演奏馬勒的音樂，幾乎都沒有可能掩飾自己，沒有可能濫竽充數、模棱兩可地滑過去。所以馬勒音樂於我，竟然是聽的次數越多，版本越多，越是增加了對於未知的版本的好奇心、探知欲，擁有欲——那些未知的版本究竟擁有哪些我所沒有的，所不知道的，所缺乏的“音”素，內容？哪些慾望及渴望？又有哪些生活的情趣、衝動、彷徨動蕩？

痛悼周素子女士仙逝

驚聞周素子女士駕鶴西去，深感震動、心痛！

我和她九十年代中期在德國和2006年在新西蘭相識交往兩次數日。尤其是2006年底到新西蘭，得到她和陳朗先生及周大幼、二幼和三幼及其夫婿陳維健、陳維明兩家厚待——此生不能忘記！

在一起那些日子，談詩談戲談天地——忘年相通。我深知周素子和陳朗先生是人生中難得能促膝長談的良師益友。未料此一別，十六年後等來的竟是天人相隔！於人生中失去的只有我知！

痛哉！一慟海徼，摧胸破肝！

2022.11.24 德國·埃森

瓦爾特指揮的貝多芬田園

瓦爾特指揮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樂唱片被譽為百年首選。很慚愧，全因偶然我最近才仔細聽了瓦爾特的貝多芬，很有特色！無論您收有誰的貝六，都值得再多買一張瓦爾特的。

在此首先我也必須說，晚年聽貝多芬，沒了年輕時的激情四射，熱血沸騰，沒了好奇，但是多了舊日波瀾氣息，往昔沉鬱的情思。老年的情，比年輕時的情更濃，不再是那種喧囂，而是遒勁醇厚。瓦爾特處理的第六，緩緩而來的田園，所有的情景、每一個音符都浸透了生命的感觸，不溫不火，從毛髮皮膚的感覺滲入到內心、腦海深處。

 

我是因為很喜歡瓦爾特指揮的馬勒，尤其他指揮的第九開始熟悉他的唱片的。月前突然想到，究竟馬九第一樂章還是貝九第三樂章是最好的對於生命的體悟，對過去的追憶，而不斷對比聽了一二十位指揮的這兩樂章。對於馬勒音樂，瓦爾特由於猶太人，和馬勒合作過并得到馬勒提攜，所以在馬勒詮釋上獨領風騷。馬勒生前未曾演出過的第九，馬勒死後他的妻子艾爾瑪堅持首演必須是瓦爾特指揮。樂評說，瓦爾特指揮的馬勒作品，他大都聽過馬勒自己指揮的演出乃至排練，因此很權威。而第九雖然馬勒生前沒演出過，但瓦爾特指揮的版本還是被認為是最接近馬勒的。然而在深入了解了一些瓦爾特思想及經歷傳記後，我感到他的性格和思想還是和馬勒有很大距離，因此，在這一輪聆聽琢磨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好好聽聽，并且與托斯卡尼尼、富特萬格勒乃至吉倫比較一下，瓦爾特會怎樣及他詮釋貝多芬的作品是否更有一種風格。而由此立即發現，他在剛有立體聲錄音的時候，錄製了一套非常權威的貝多芬交響樂。這些錄音至今鮮有人能夠超越。為此，近日除了貝多芬第一和第二外，其與七個我都非常認真地細聽了多次。而最先，我是由這張出過一張報紙版包裝的第六所引發的好奇，當然還有第九第三樂章，才靜下心來進入，并繼續聽了他除了第一第二外的其它五個貝多芬交響樂。這些個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貝多芬交響樂，在他的指揮下卻都是別具一格，很拿人。當然我尤其喜歡這張第六。 

樂評說，他本應與托斯卡尼尼齊名，但是一直被托斯卡尼尼的名聲壓了一頭，其實就水準並不比托翁遜色。我覺得，這評價不錯。

 

2022.11.16

再談古希臘的Democracy、基督教國家社會結構與中國文化中的“民主” ——關於Democracy與西方政治文化問題的思索之四

按：11月19日是林肯在1863年發表的葛底斯堡演說159週年紀念日。這個272字的演說，不僅是理解Democracy制和現代民主制關係及美國制度性質的鑰匙，也是理解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思想基礎，本文繼續辨析了如何理解Democracy，票決制，及它只有在哪些前提或者說原則基礎上才能夠向現代民主制演變。最後一節對比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及民進黨在現代民主制問題上的區別及存在的問題，最後揭示：

一部當代中國地區的西化史，竟然是從國民黨的原始追求節節蛻化的歷史！-2022.11.18

 

對於把Democracy，這個作為方法表述的術語——“票決法民治”，錯誤地翻譯成中文“民主”，且竟然百年來沒有人直接對如此一個理解近代思想及社會史的關鍵性的概念提出質疑及辨析，必須要加上邊界條件才能夠接近中文所說的“民主”的這一事實，表明當代中文領域的“政治學、社會學”存在著嚴重問題，當代中文領域對於“西方思想史及學術研究”的理解及認識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因為這本是個只要不使用穿鑿“附會”的方式，有辨析研究的態度就無論從西學還是中學都很容易看到其指向、指謂不同的問題。

而這樣的誤解對譯，不只是一個單詞的問題，而且必然會為中文界理解把握西方思想帶來更多的問題。對此，我自己在圍繞這個概念及當代思想史的探究中體會很深，且我從中走出來竟然用了五十年的時間。我將在本節中繼續梳理我所碰到及思索的這些問題。

1.“民”主性票決與“神”主性票決

由於中文把Democracy，投票法來解決執政及政治問題，翻譯成了“民主”，為此，弗格林認為，只有基督教國家及社會的文化適於Democracy曾經引起我極大的困惑，甚至有一段時間加劇了我對於弗格林的厭惡，認為這是基督教思想的學者的不可原諒的偏見。因為“神主”和“人主”、“民主”完全是互相對立的範疇及存在事實。如果把Democracy譯成民主，那麼弗格林此說，神主文化及其社會能夠最完善、完滿充分地運行“民主制”，就是荒謬、可笑的妄言！民主如何能夠進入及到達被某些人認為“神主”的內容及機構、機制中，如教會及宗教領域的事物，如何能夠堅持由“民”來做主替代以“神”為主？

但是，當我逃脫中文譯名的思維，徹底回歸到Democracy的原來意謂——“投票法決定執政及決策”，作為方法來思考——票決法民治，那麼一切就變得非常簡單明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教會及其信徒在神主前提下是可以在一些領域中實行投票決定的。票決不是用民主來取代神主。

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的票決法民治（Democracy）走向 ——關於Democracy與西方政治文化問題的思索之三

1.詹蒂萊的公民宗教思想：

 

意大利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的埃米利奥•詹蒂萊（Emilio Gentile）在他關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崛起的研究中，其代表作《作為宗教的政治》（Politics as Religion）不僅清楚地揭示了，基督教及其帶來的各種基督教思想方式的思想Political religion，以及其群體，是最近二百年西方及國際社會中造成的災難的根源，而且針對於這個現象提出，把普世價值及民主文化塑造成一個新的帶有基督教宗教性的“自由化的”“以民為主”的宗教。他稱之為Civil religion，可以解決現代社會不斷發生的災難及問題。這個西文術語，Civil religion在一些中文文字中被翻譯為公民教（公民性宗教）。

他認為，過去二百年在基督教社會——西方，以及西方影響推進到的國家及社會發生的政治事件及災難，都帶有基督教宗教的性質。在那些採用democracy制度的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常常是在用一種“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取代了基督教社會中曾經存在的上帝和神的位置，且神聖化了他們的世俗政治內容。一些人及群體平行於基督教教會的要求，聲稱自己的存在是掌握了人類生活根本目的和意義的存在，並且把自己的存在以國家、種族、階級和政黨等的世俗性的名義，神聖化為歷史和人民、種族及階級的代表，並且以此要求及佔有絕對的權力。

詹蒂萊認為具有這些要求的共產黨、法西斯、納粹，以及形形色色的具有絕對排他要求的民族及地區獨立分子等群體的出現及要求，實際上形成的是和基督教平行的類宗教群體及學說。他把它們稱為“政治宗教”。在這樣的國家及社會，以及那些已經具有類似西方社會形體的社會中，與democracy相關聯，或者說左右操控democracy的是共產黨分子、法西斯納粹及各類具有排他性的群體。二十世紀發生的大的如兩次大戰，以及不同內容的如階級、種族屠殺，地區性的大規模的屠殺，以及無數局部地區及人群的小規模的激烈衝突，都和這種“政治宗教”有著根本性的聯繫。

他認為，雖然不僅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也包括羅素在內的很多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學者、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認為，“政治宗教”的所謂“宗教”是一種欺騙性的錯覺，而不是“宗教”，但是他認為，那不是欺騙性的錯覺，而是植根於社會及人性的深處，文化及社會深層的宗教性。

詹蒂萊指出的這點，其實就是筆者在上一篇文字的最後一部分強調的：西方二元論文化思想潛在的一種一元論、宗教性傾向。對此，詹蒂萊特別提到，在西方社會有一種a never-never religion——永不可能拒絕的宗教。

為此，詹蒂萊認為，，在政教分離后的當代democracy社會的結構中，克服及對抗這些政治宗教問題的方法是建立一種和普適價值、和自由相聯繫的，能夠由民來決定democracy走向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這意味著讓公民（civil）佔據過去上帝的位置，成為一個社會的最高存在。

歐美右翼再度興起帶來的對西方“民主”問題的思索 ——關於Democracy與西方政治文化問題的思索之二

1.Democracy不是“民主”，而是用投票選擇執政的制度——“票決法民治”

 

九月二十五號義大利國會選舉，極右“義大利兄弟黨”躍居為最大黨，義大利產生了首位女總理及二戰墨索里尼後首個極右內閣。

紐約時報等西方報紙對此的報道說，兩週前，九月十一號舉行的瑞典大選同樣是右派勝出，由新納粹人士創建的極右翼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已經成為新內閣的最大黨；在西班牙，與梅洛尼結盟的極右翼民聲黨（Vox）聲勢時下也水漲船高。現在法西斯主義的誕生地，且是歐盟創始成員之一的義大利的變天更在整個歐陸產生震動。

對此，《華盛頓郵報》指出，反對者已經警告，梅洛尼的崛起可能成為歐洲政治的劃時代事件。義大利左翼政黨領袖雷塔（Enrico Letta）說：“這是首次出現歐盟大國裡由不親歐的人來掌權。”

紐約時報則指出，儘管歐盟各國近年從抗擊疫情到應對俄國侵烏都團結一致並能整合立場與資源，但梅洛尼勝選顯示“民族主義”仍然具有魅力。她即將要領導的右翼內閣會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威脅到歐盟已經存在的凝聚力，已經引起歐洲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

 

在我看，近年來歐洲等西方社會一系列的變化，尤其此次意大利和瑞典的選舉可說是一個“教科書般的”對於現行歐洲制度、世界各國逐漸依存的制度——Democracy制度的具體詮釋。

Democracy是一種選擇方法，而不是保障一切人的普適存在及權利的“民”主制度，不是普適價值衍生出的制度！

因為如果民主制是普世價值衍生出來的制度，或者說與普世價值天生相聯繫，孿生出來的制度，那麼該制度必然會保障普世價值，而不用擔心它可能輕易地滑入專制乃至極權的軌道，滑入對於不同族群及文化的歧視及排斥，崩潰而一往不復。即如果Democracy是民主衍生出來的制度，它雖然會搖擺，可是其基礎及衍生它的前提可以保證它具有矯正自己的能力。

現在，人們對意大利等國的選舉的憂慮，讓人們再次想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左右的布爾什維克共產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以及稍後的德國納粹利用選舉議會等的Democracy攫取政權的歷史；想到百年來，包括今天的俄國的普京乃至伊朗土耳其居然能夠利用Democracy的選舉制永遠地行使專制；想到最近二十年西方右翼極端主義在Democracy制度中的興起及動蕩。而這就讓人們再次看到——極為遺憾地看到：

為什麼西文Democracy不能直譯成中文“民主” ——關於Democracy與西方政治文化問題的思索之一

Democracy不能翻譯成中文的“民主”！它雖然在古希臘讓更多的人，在近代使普通民眾在選擇政府乃至決定政策上發揮影響力提供了機會，但是，它仍然只是“方法”，且它既不是我們所說的作為價值的“民”主衍生出來的規範範疇——方法及制度，也不能夠保障不被各類專制者、極權主義分子利用。而這就是希特勒與共產黨政府都敢於打著Democracy旗幟，並且居然敢於使用所謂選舉及議會制形式的原因。對此，筆者在本文中根據在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所接觸到的Democracy問題，指出：

1.Democracy不能夠直接譯為中文的“民主”。“‘民’主”，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及術語。

2.西方基督教社會沒有“民”主的傳統，它只是在近代文藝復興後，產生了普世的人權及民權要求，從而開始在思想及制度上思索並且衍生出“民主”思想。

3.最近一百年來的歐洲及西方歷史，乃至世界史讓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災難起自西方國家、政府及社會，而啟蒙以來推崇的人權、自由及由此衍生出“民主”等要求，在西方世界中仍然還沒有成為普世價值，仍然在認識及展開的過程。只要西方文化不能夠徹底地排除宗教文化社會傳統中“排他”性質的結構功能性的存在，及其“排他思想”的絕對化要求，歐洲及世界就會一天不安寧。

為此，為了更為簡便迅速地傳播這個看法，筆者九月十二號在社交網路上發表了一組十個推特，現在把這十個“推特”略加展開發表於此，供更多的關心這一問題的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