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轉來關於余茂春的採訪報道。
在我看，余茂春對於共產黨的認識遠不如你的文字。但是他用了共產黨社會的語言，那個社會的人接受容易，且會感到有新意。例如中國人民和共產黨政府不是一回事。這其實在西方是常識，沒有人會認為如今的社民黨綠黨自民黨組成的德國政府等同於德國人民，且會去強調這點。
同樣，“中國是美國的頭號威脅”也是一個不能簡單化為非黑即白的口號問題。就政治學來說，共產黨國家-極權主義政權與民主國家的對立，在西方已經有近一百年的研究歷史及經驗歷史，不是余茂春提出的，且余茂春雖然出自大洋國（借用《一九八四》中的指謂，在我看大陸是很典型的大洋國），對大洋國卻沒有專門的研究。其二，作為具體的美國外交政策，政治決策政策，這說法則是犯了大忌！而這就是法國自由主義大師阿隆所說，政治問題和政治學及價值問題不是一回事，絕對不能夠用後者取代前者，當然更不能以前者出賣後者。把政治非黑即白化，口號化是共產黨國家的特色！在美國如此提出且運作，不僅會無法運行，且一定會分裂美國社會。
但是，余茂春這類提法，對於大洋國的人來說，卻似乎還需要。這其實是種以毒攻毒，也正是大洋國文化及語言方式的問題所在。
這樣的延續了大洋國假大空的語言及其語言方式，也是余茂春一直以來的思維方式，所以他的談話，我一般不很在意。而與此相對，你的那一組文字，不能更廣泛地傳播在我看是十分遺憾的事情。中文世界中規中矩的談問題，介紹問題及事實的人太少了！亦如今年德國紀念東柏林617，有很多可以報道及借鑒。中國的六四不過是局部的與專制不同聲音的翻版，而具體反抗並沒有到達東德民眾53年的程度。今天對617事件的認識、爭論及遺留的問題，都是我們時下及明天的問題，如平反及補償，如何歷史教育。大陸大學生們如果了解了，就會有直接的對比。然而對此，即便是余茂春，都“從來”沒關注過。
最後就是，由政治到政治政策——余茂春涉及的外交“政策”。恰在這點，他更是個外行，極為典型地顯示出他繼續用共產黨式的思維來對待這一切。
外交政策及行為是如何在認清對方後，巧妙地為自己獲取最大利益，且有效地遏制對方。但是余茂春在川普時代後期，與蓬皮奧的配合，把對於政治形勢的具體且一定是微妙細緻的研判及運作，讓位於國內選舉，變成簡單地對抗，并以此獵取社會效應的做法。我不認為是遏制共產黨，認清共產黨社會最好的做法。
而對於冷戰時被掩蓋了，冷戰後表面化了的西方社會與共產黨社會及制度的聯繫——歷史的、文化的及今天表面化的經濟的、制度的聯繫，其共生關係，余茂春不僅沒研究過，且沒有想過。就此，長遠的政策及政治研究，在沒有研究這個問題的基礎上，不會有好的政策。這問題的前車之鑒就是，在冷戰開始後，西方同時立即展開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及了解，如五十年代初期的弗里德里希的研究。他是布熱津斯基的導師，布熱津斯基又是杭亭頓的導師。這條政治社會及思想史的線索，影響了冷戰時期的美國政治戰略。
按照我現在的認識，我以為，半個世紀後的最大變化是——極權主義已經不能夠成為冷戰後的今天研究共產黨國家和西方關係的基礎。新的研究的認識框架應該是“後基督教社會的文化思想及其政治社會問題”。
基於上述看法，我認為，余茂春不是一個好的參謀及運作者，並且我相信，他在美國政治界的對於中國問題的研判中，也不會是個重要的研究者，至多因為他是來自中國大陸，母語是中文，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咨詢對象。因為他所有的談話及談話方式，讓我感到，他不僅不是一個學者專家型的人，而且對西方政治及其運作也依然是陌生。
雖然如此，華文世界的混亂，有他這種聲音，或許還是有其積極作用，所以，他的言行，我只是從旁觀看，說出來也是供你參考。
由於我只是對媒體中的他的言行談觀感，所以如果我的看法錯了，我願意，且會十分高興地承認錯誤！因為，如果與我現在的看法相比，那一定對中文界是極為積極的好事。
……
202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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