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斯·凱拉普賴斯編輯
還學文，仲維光翻譯
英文本序——弗裡曼•戴森
還學文，仲維光譯
由於過去三十年來我一直是普林斯頓出版社的朋友和顧問，為了幫助出版愛因斯坦文獻這一艱巨項目鋪平道路，我答應了為這本書寫前言。在這個計畫中，阿莉斯·凱拉普賴斯（Alice Calaprice）起了中樞性的作用。經過長時間的拖延和激烈爭論之後，現在，出版計畫終於取得了重大進展，開始源源不斷地逐卷出版這一充滿科學和歷史價值的寶藏。
我瞭解愛因斯坦，是間接通過他的秘書和他的檔案管理人，海侖·杜卡斯（Helen Dukas）。無論對成人還是孩子，海侖都是一個慷慨熱心的朋友，並且有很多年，她是我家孩子所喜愛的臨時保姆。她喜歡講關於愛因斯坦的故事。在講故事時，她總是強調他的幽默，對一般人所有的那種死亡折磨痛苦的從容超脫。孩子們一直記得，她是一個溫和風趣，說話帶有德國口音的老太太。然而，她也非常倔強，象一頭母獅一樣。當愛因斯坦活著時，她一直驅趕那些人試圖侵害愛因斯坦的私人生活的人。在愛因斯坦去世後，她奮力保護他的私人遺物。作為愛因斯坦遺囑執行人，她和奧托·南森（Otto Nathan）時刻準備用法律手段懲治那些敢於不經他們許可就發表愛因斯坦文獻的人。有時候，海侖·杜卡斯會模糊地暗示上述那些不具名的人。在她對外顯示的平靜的外表下，我們可以感到一種隱藏的焦灼不安。這些人正在給她的生活製造不幸。
愛因斯坦的遺囑規定，在奧托·南森和海侖·杜卡斯活著時，他的所有的文件都由他們管理。在這之後，全部愛因斯坦檔案將永遠屬於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在愛因斯坦一九五五年死後二十五年長的時間中，愛因斯坦檔案一直存放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所的一長排檔案室中。海侖·杜卡斯每天都在那裡工作。她整理了數量巨大的往來書信，發現上千份新的文件，把它們補充到收藏的檔案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奧托·南森和海侖·杜卡斯兩個人顯然還都非常健康。大約在耶誕節前後，所裡的大部分人都休假去了，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是一個漆黑的雨夜，一輛大運貨車停在研究所門前，一隊全副武裝的以色列士兵擔任警衛。我偶然路過那裡，停下來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是唯一的觀眾，但是，我毫不懷疑，海侖·杜卡斯一定也在場。她或許正站在研究所的頂層樓上，她的工作室的窗邊，監視著這個行動。很多大木箱子，迅速連續地從樓上由電梯運下來，通過樓的前門搬運裝載到貨車上。最後士兵也跳上車，貨車啟動消失在夜色中。第二天，檔案到達耶路撒冷的最終目的地。海侖繼續來所裡工作，處理信件和整理曾經存放過檔案的房間。六個星期後，她出人意料地突然去世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她是否對自己的死亡有所預感。但是無論如何，她是考慮過，她所心愛的檔案在她死前就應該在可靠的地方。
在希伯萊大學接過對檔案的責任，奧托·南森也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去世後，很快那個糾纏海侖的幽靈就顯現出來。幾年前曾參預愛因斯坦文獻出版計畫的合作者，科學史家羅伯特·舒爾曼（Robert Schulmann）由瑞士得到一個消息，說在世紀交接的時候愛因斯坦和他第一個妻子密勒娃·瑪麗琦（Mileva Maric）的來往情書的收藏，可能還在。他猜想，這些信應該是密勒娃的遺物。她的文字遺物的一部分，在她一九四八年去世後，她的兒媳，愛因斯坦的長子漢斯的第一個妻子，弗麗達（Frieda）帶到了加利福尼亞。雖然人們向舒爾曼反復保證，那裡只是保存了愛因斯坦在一九一四年之後，以及在和密勒娃分手後寫給她的書信，但是，舒爾曼還是不完全相信。一九八六年，他在伯克利與愛因斯坦的孫女伊芙琳（Evelyn）見了面。在這次見面中，他們共同發現一個關鍵性的線索：在一件沒有公開的手稿中，弗麗達在講述他的岳父的私人生活時，有一條雖然沒在正文中，但是非常直接了當地提到有五十四封情書的注解。結論是顯然的，這些書信應該在加利福尼亞的，負責密勒娃的遺產的法律代理人，“愛因斯坦家庭通信託管”法人團體那裡。他們管理有四百多封書信。由於奧托·南森和海侖·杜卡斯曾經阻止弗麗達的傳記出版，因此，他們兩人被拒絕接近這些書信。對於信的內容，他們沒有直接的瞭解。由於弗麗達·愛因斯坦的注釋的發現，及愛因斯坦檔案轉交給希伯萊大學，這為爭取發表這些書信提供了新的機會。
一九八六年春天，當時負責愛因斯坦全集出版的編者，約翰·斯塔切爾（John Stachel），和希伯萊大學的羅伊本·耶容（Reuben Yaron），成功地克服了障礙，和家庭託管法人團體達成了一個協議，複印了這些信件。這使得全集的出版者和希伯萊大學各獲得保存一份這些通信的影本。具有決定性的會面是在加利福尼亞進行的。物理學家的長孫，湯瑪斯·愛因斯坦和家庭託管法人代理人之一居住在那裡。當那個身穿網球短褲的年輕人一出現，談判的人都立即解除了武裝。很快就達成一個友好的協定，結果是，公開發表這些私人通信。
這些給米勒娃的信顯示的是真實的愛因斯坦，一個並非沒有常人激情和弱點的人。這些信件是火辣辣的散文傑作，它講述了一個失望婚姻的古老、悲傷的故事。它以溫柔，肆溺的愛情開始，以生硬冷酷的退卻結束。
在海侖·杜卡斯管理檔案的所有那些歲月中，在她身邊始終有一個木箱子，一個卡片箱。在她每天的工作中，只要她遇到一個在她看來值得注意的，或是特別喜愛的愛因斯坦的言論，她就立即記在卡片上，放到她的箱子裡。每當我到她的辦公室去看望她的時候，她總是讓我看最近又增加了些什麼。這個箱子中的藏物就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人性面》一書的核心。那是一本愛因斯坦引文選集，她和巴納希·霍夫曼共同編輯，在一九七九年出版。這本書展示了一個海侖想要讓世界看到的愛因斯坦，一個神話的愛因斯坦，一個小學生和窮困的大學生的朋友，一個溫和的具有諷刺氣質的哲學家，一個沒有過激情緒和悲劇性錯誤的天才的愛因斯坦。
把海侖·杜卡斯“人性面”中所描述的愛因斯坦和阿莉斯·凱拉普賴斯在本書中所展示的愛因斯坦作一對比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阿莉斯·凱拉普賴斯不僅從舊有的，而且還從新的文獻中選出了這些語彙。她沒有強調愛因斯坦個性的隱密面，但是，也沒有隱藏它們。例如在“關於家庭”的的一節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隱密面。
當我為這個文集寫前言的時候，我不得不問自己，我是否因此而涉及一種背叛。這是很清楚的，海侖·杜卡斯曾經明確地、激烈地反對公開發表愛因斯坦給密勒娃，及他的第二個妻子愛爾薩的私人書信。而這本書中的很多內容是從那些她非常不喜歡看到的書信中摘引出來的。如果她在一本書上看到我的名字，她可能感到被背叛了。她無論如何不想看到這一切的發表。我是她所信任的、親密朋友之一，她信任我，因此，違背她明確表達的願望，對我來說是不舒服的事情。如果我正在背叛她，我無法愉快地寫這篇序言。最後，我終於以這一設想來安慰我的內心，海侖·杜卡斯，儘管她有很多美德，但是，當她企圖向世界隱瞞真正的愛因斯坦時，她就大錯特錯了。在她還活著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在這方面假裝和她一致。我也不曾試圖改變她的觀點，因為她對於自己對愛因斯坦所承擔的義務的理解，是改變不了的。但是，我也對她明確地表示過，我不贊成她用法律訴訟阻礙愛因斯坦文獻的發表。作為個人，我非常喜歡海侖·杜卡斯，並且敬重她。但是，我從來沒有答應過她，支持她的這種新聞檢查。我希望並且相信，如果海侖·杜卡斯還活著，親眼看到這些私人信件的發表，沒有減少全世界對愛因斯坦的欽佩和尊敬，她會原諒我。
這些情書的發表，即使對於海侖·杜卡斯來說，可能意味著是背叛，但是，對於愛因斯坦來說，卻絕對不是背叛。這本來源豐富的語錄集，描繪出一個充滿魅力和質樸純真的愛因斯坦，比海侖·杜卡斯在她的書中展示的那個溫和的哲學家更加偉大和令人景仰。當人們瞭解了愛因斯坦生活中隱密的一面，就會對愛因斯坦在科學和社會領域中的貢獻更加驚奇。這本書表明，真正的愛因斯坦不是一個超人的天才，而是一個人們當中的天才，因此對於我們來說，他甚至更加偉大。
幾年前，在宇宙學家斯蒂芬·霍金到東京作講座的那段時間，我有幸和他相處。對我來說，伴隨乘坐輪椅的霍金穿過東京街道，是一個神奇的經歷。我有一種感覺，就象陪伴耶穌穿過巴勒斯坦的加利利。無論我們到哪兒，都會有很多人。日本人默默地尾隨在我們後面走，有時伸出手為了接觸一下霍金的輪椅。霍金以超然的幽默欣賞著周圍的景觀。當時我想到我讀過的一篇關於愛因斯坦在一九二二年訪問日本的報導。那時人們跟在愛因斯坦的後面圍觀。七十年後，依然如此，在霍金後面追逐。那時，日本人向愛因斯坦表示敬意，現在向霍金致敬，並以此證明在選擇他們的英雄的時候，他們有卓越的格調。他們能夠跨越文化和語言的界限，在這來自遠方的訪問者身上追尋到猶如上帝般的品質。無論怎樣，他們知道，愛因斯坦和霍金不僅只是偉大的科學家，而且是偉大的人。這本書就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是這樣。
弗裡曼·戴森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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