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之所以在貝嶺事件出來後的第一時間寫了“聲援貝嶺”一文，不只是對於老友的關切，而更是對文化問題及思想問題的長期關注。如臺灣媒體所述，我的此文遭到圍攻。為此，我再三再四地強調，請看懂我所提出的“中西文化問題”，以及臺灣時下的文化問題，然後再來“圍攻”我。與此同時，這個圍攻卻更讓我體會到文化及文化環境的重要性，一個知識人，從事精神和思想工作，文字工作的人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知識分子與文人是不同文化領域的知識人，在智力上的性質及作用各不相同。這兩個稱謂不能隨便混淆使用。
作為西來的知識分子概念，intellectual，其特點是從事辨析性“知”與“識”及其各種關係的人。其中最惡劣者是意識形態分子，ideologist，即那些以論帶史，以黨領學術的人——黨工。這尤其是對於那些從事教育、出版及媒體的人，其比黨工惡劣百倍！
作為中國文化中的文人，是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個人的知與行均在其中。其中最惡劣品與質者則是鄉愿。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因為它亂的是德。且擾亂了視聽及社會環境！
是知，中國文化是人的文化，內修的文化，核心是忠孝仁義禮義廉恥，而西方文化思想的核心是認知——知與識之論。可憐的是，如今在極權主義國家只允許意識形態分子存在；如今在臺灣卻“居然”也是“意識形態分子”和“鄉愿”的天下。
不敢面對任何權勢——政治的、黨派的，媒體的、教育出版的敗壞，卻放肆地到我這裡輕薄潑賤，污人清白，證明了我的觀察不錯——臺灣早已經是個文化情懷缺失的地區！相當多的所謂知識人既缺乏西方啟蒙以來的知識人的積極品質，更敗壞了中國傳統文人的道與德！
2.
有網友留言說：
“法律人玩法，文化人弄文：個體間的不尊重是事實，任何的粉墨不是建立在這基礎上？”
對此我明確地回答他說：
這你說對了——要建立在事實上，且個體間的不尊重事實。但是這裡的問題是究竟是誰不尊重別人，肆意杜撰、誣陷另一個人？又有哪些事實作為，或者說可以作為證據？
我是有一分事實說一分話。到今天早上之前，因為我沒聯繫過貝嶺，所以對那位著名的臺灣女文化人說的事件究竟如何，貝嶺如何，我都反復極為謹慎地說：基於我對貝嶺的基本品質的了解，基於我對於報道事實的了解——我不相信貝嶺是犯罪，認為他可能有些令人討厭的言行。為此我說，等待事實！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時，追殺一個流浪，沒有任何權勢，且來自於臺灣某類人所厭惡的“中國的”流亡者，是說不過去的！
與之相對，可以說所有到我這裡來發帖的二年，都不了解事實，都至多是看了媒體的報道。我不敢說的，他們都敢說乃至征伐，甚至謾罵！不顧事實即發言者對我強調事實，難道不荒謬嗎！
世事真成風馬牛！
剛剛，在我聲援貝嶺一文貼出五天後，有幸看到一方面的事實——十五年前他們之間的通信，這讓我忽然認識到：
這故事太戲劇性了！真的是個“文青們”過分消費個人及其最珍貴的個人及男女感情，消費社會輿論及媒體的荒誕鬧劇！
再精彩的戲劇也趕不上人間的事實來的突兀！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如今的臺灣可比榮國府熱鬧多了！如此，就更讓我痛心地感到，這是文化和社會的悲劇，它損害的是雙方！因為事實是——性騷擾的戲，沒那麼多“前戲”——沒那麼多日、多次、多場景的文字往來、感情交流，沒那麼多的“文青們”的“文明戲”。與此相比，民進黨的連環爆，顏志發、洪智坤、吳乃德……以及藍色名嘴朱學恒的“戲”才是教科書般的性騷擾事件！
3.
在我看來，在一個涉及公平正義的“性平”問題上，貝嶺所經歷的幾乎可謂是迫害性的傷害。其實整個事件無論對他還是對那位在這個問題上發起攻擊的女性友人，都是一種扭曲和傷害。造成這個傷害的不是”性平”要求有問題，而是把”性平”問題導向了另外一條道路——錯誤地把它變成一個政治鬥爭的口號，一個意識形態爭鬥的工具及策略。這個傾向甚至讓對事實的認知都出了問題。
在貝嶺事件上，它典型地反映了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如何把一個帶有普世價值性，公平正義性的要求，抽象、扁平化成意識形態化的口號，政治鬥爭、炒作社會效應的工具。
“性平”問題，如現代社會中的一切帶有人的普適性及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一樣，具體到每個人及社會問題，它一定是具體的，細緻的，具有豐富內容的問題！對它的認知及判定執行也一定是要對每個人負責！這樣才能顯示出它是普適的，超越政黨及族群性的。但是在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中，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政黨政府統治下，無法做到這點。
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的社會中，當一個樸實的價值，變成為封閉的政黨和意識形態服務時，這個“價值”就會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對於新話和新思維描述的那樣：它一定會被逐漸抽掉所有的具體的內容，超越性的性質，只剩下極端化的兩個字“性平”——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可以被政黨、派別，尤其是政治、經濟及輿論的掌握權勢者隨意地進行改變性、改編性應用。
如今在臺灣變成如此的傾向的還有“核能”問題，“廢除死刑”問題乃至“中國”及“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夠對此進行具體的討論及改變，不能夠觸動它們并做出改變。它們是“神主牌”。為此在文化問題上甚至在逐漸廢除古文，扭曲很多歷史事實及文化性的知識，傳統的倫理教育。這樣性質的現象在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描述及揭示。
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帶有投機傾向的個人就得到可能，讓自己利用這個口號在政黨政治中，在這個變態的社會中找到炒作名利。因為所有那些如此悖謬性地利用一個普適的價值，只有在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中才會成為可能。
而這樣的社會變化的發生，在一個族群撕裂、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一個黨國不分的政府統治下，其結果是，有才能、有品德的人一定是遭到壓抑的群體。只有那些意識形態分子，以及缺乏才能，只能靠炒作意識形態問題出名獲利的人才會節節高升，名譽隆起。這就是我說的：
三十年來的臺灣的社會史，是一部步步意識形態化，政治為主導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化、族群撕裂，不僅敗壞了正常的政治及社會存在的現實，而且根本性地敗壞了文化、學術及藝術，尤其嚴重的是教育和媒體。
對教育和媒體的敗壞將徹底地影響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影響到數代人。
憑藉政治觀點，或觀念，即所謂前衛，就在藝術上佔據乃至霸佔一席之地，然後又企圖再次通過一個意識形態，一個極端化的觀念繼續炒作自己。這種性質的文學青年的崛起之路，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社會的典型的藝術之路。在我看，這是藝術的變態乃至死路。而所有這類藝術至多可以說是“觀念藝術”、政黨色彩的藝術，毫無涉及根本的人性問題，感知問題的藝術可言。
這樣的人運用的不是“才能”，也毋須苦練“才能”，他（或她）只需要窺測掌握權力的個人及集團的顏色、臉色，找到觀念及意識形態，迎合媒體，迎合大眾社會的口味及潮流。這樣的存在就是對於傳統藝術的阻礙及妨礙！一種實質性的文化革命！
所以貝嶺事件，可以說是一個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中，意識形態分子竟然把一個帶有普適性的公正要求變成不公正的變態事件的案例！那些匆匆忙忙地打到我的門上，不是想細緻、具體、公平地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不過是把它變成一種討伐，一種取悅社會潮流，取悅依附於政府的某種勢力，一種媚俗的表態。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看了十五年前貝嶺和那位與他在戀愛性的交往中，才逐漸發現自己是“同志傾向”的女性友人的信件後，我非常希望能夠早日發表這批文學性的信件。它們帶有濃厚的時代特點，幾乎把文青們的夢幻昏思發揮到淋漓盡致。它應該說是一個文學青年如何被一個社會導入一條意識形態化道路的變態的追求，以及一位流亡異議文學人士如何陷於這個漩渦乃至幾乎沒溺死的生動故事。甚至這個故事也可以說已經不只是個文學故事，它更具有廣泛的文化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的意義！它們已經是一批打著燈籠找不到的，珍貴的文學性、歷史性的文件！
202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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