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繼續所謂反封建，以尋找中國共產黨帶來的災難根源，顯然是極為荒謬的！這種思想不僅是在繼續進行文化革命，而且讓人們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上麻木且失明。為此，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究竟和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有什麼關係，它對於基督教社會意味著什麼，它又是把哪些極為負面的西方影響帶到了中國，在中文世界應該是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及文化社會學等科目極為重要的題目，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經歷了巨大歷史災難，且還能夠在學術上保持自由及開放的港臺，以及由此可能留學西方的海外華人，對於這個題目的研究半個世紀下來竟然非常薄弱。
弗格林作為基督教文化的維護者，從宗教的立場及觀點對於馬克思的研究極具特色，他對馬克思和基督教關係的看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益的模式。所以在本文，“弗格林對於馬克思及其思想的批判性研究”的最後一章，筆者特別具體介紹了為什麼說馬克思思想毫無創意，不過是基督教的世俗鏡像，以及這一鏡像對人性及一個社會文化氣氛帶來的根本性的威脅——馬克思不僅偷竊了基督教的思想及模式，而且要佔領基督教曾經在歐洲擁有的各種權勢，全面取代基督教。
為此，在弗格林看來，馬克思及其思想不僅是世俗化的基督教，而且是基督教及上帝的謀殺者；他和他的追隨者們的理想不僅是在塵世建立一個“世俗化的教會國家”，而且要徹底地毀滅人所固有的神秘性、好奇性，以及對於超越的追求衝動。
在這個意義上，弗格林的認識讓我們看到：馬克思要建立的國家的社會，一言以蔽之，一個世俗化、唯物化，也就是物質化，人性被徹底地改造了的社會。而這其實就是現今的中國大陸。所以說那種認為近日大陸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的，是典型的自欺欺人！——2021.7.1）
在第二章中，讀者已經看到，在弗格林所討論的政治宗教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及社會思想在基本的思維方式及構圖中對於基督教的模仿及複製，以及一些替代性的變化。
弗格林直接了當地批評馬克思，認為他的思想不過是把基督教的帝國（王國）末日論世俗化為世界發展的固定模式。在《政治化宗教》這本書出版後，弗格林一九三八年流亡移民到美國。其後在美國的大學生涯中，他繼續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在歷史及思想的深度及範圍上做了拓寬和推進。為了把馬克思的這種複製的非基督教性揭示出來，也為了避免對於宗教問題，人所固有的對於超越的追求的誤解，他不再使用政治宗教概念來描述辨析馬克思及其思想，在概念及提法或者說視角上有了很大的改變，即對於馬克思的“偽”宗教性，不再集中於它的世俗化的宗教性特點，而是集中於“偽”的基礎另一面，“反”——“偽”給宗教帶來的的毀滅性的惡果。
在弗格林看來，在所謂共產主義的歷史發展的三個王國，這種對於基督教內容的複製性的解釋之外，由於馬克思的反宗教性，他不止是模仿，而且更多的是一個平行於宗教發展，對立於宗教的諾斯替主義，即靈知主義的後裔，一個革命性的靈知主義的活動家。他不僅是個“知識騙子”，叛變了上帝和神，而且是上帝和神的謀殺者，並且還要把這個謀殺非常徹底地進行到底，徹底地消滅宗教，取代它的位置。馬克思為此斷定，並且到處散播：人是通過自己的存在來實現自己，而這一要求及實踐的結果是徹底地把超越性的存在和固有的存在之間的現實性紐帶切斷。
馬克思和基督教的這種直接的鏡像性，導致它與基督教的關係一定是相反相成，即複製了你，就註定了一定要殺死你，徹底地把你佔據的位置剝奪過來的特點——勢不兩立！
弗格林的這一思想在實際內容上被西方學界，尤其是被宗教界的絕大多數人所接受。一九三八年後，在繼續展開他一九三八年的政治宗教思想的過程中，在其後的另一階段、另一層次中，弗格林對於馬克思及其思想的更為深化及明確的看法可以分為下面三點：
1.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思想不過是鏡像倒置的基督教內容；
2.在知識及思想層面上馬克思是個知識騙子；
3.在文化及社會層面馬克思是謀殺上帝和神的策劃者及直接執行者——劊子手。
1.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思想不過是鏡像倒置的基督教內容
弗格林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政治化宗教》一書中認為，馬克思的對於歷史的理解及努力完全是基督教固有的框架中的思想的不同形式的再現。毫無新意更毫無創造力。他的歷史學說，三個王國論，是對基督教三個王國論的抄襲。
馬克思把歷史分為原始共產主義時期、階級國家及最終共產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是邁向最終王國的承載者。在歷史的進程中，利用這種啟示形式，馬克思同樣也創造了他的學說中的撒旦。在馬克思的學說中，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魔鬼，在他的學說中的選民——被選的族群，同樣是站立在低劣的階級上面；王國的實現，歷史的進步同樣存在於選民戰勝撒旦的過程中。
歷史，對於馬克思來說就成為了一部階級鬥爭史，它被簡單地顯現在社會經濟运行過程中的不斷重複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抗。在資產階級工業化的十九世紀，在兩個敵對陣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展開的最後的爭論，使得這一對抗到達了頂點。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當歷史到了極具轉折的時期，依據世界革命的必然性，這個對抗將發展向人類的自由王國。在馬克思的歷史發展的辯證法中，在這個由原始共產主義通過階級社會最終發展向共產主義到達高峰的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將是無產階級。這個受到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壓迫的無產階級，將承載歷史重任、改變歷史的進程。
馬克思的這個思想，不僅弗格林看到，而且西方學界的很多人都揭示過。德國著名的宗教文化研究專家卡爾•勒威特（Karl
Löwith）也曾一针見血地指出——馬克思思想毫無新意，它不過是借用了基督教的選民思想。在他的著述中，具體地指出了馬克思思想的癥結，認為馬克思不過是把無產階級看作是完全在社會外的被異化的一個族群，現在成為承擔歷史發展的，被歷史選擇的一個“族群”。而這中間又含有基督教的原罪思想。資產階級帶有剝削的原罪，而無產階級沒有這個“原罪”，所以他們能夠承擔歷史發展的任務。（注30）
為此，這個抄襲，這個同質性就一定會同時導致馬克思及其思想的另外一個重要傾向——它和宗教、和神的關係。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結構的階級社會導致人的本性的徹底的異化。按照他的看法，人類的歷史就是通過勞動的一部人類生產史。人性是由勞動所具體展現的現實。上帝和神在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中不再有任何影響。對此，恩格斯明確地說，我們在歷史中看不到任何上帝的啟發，而只是看到了人。
“歷來總是提出這樣的問題：神是什麼？德國哲學這樣回答問題：神就是人。人只須瞭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為衡量一切生活關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質去估價這些關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這樣的話，他就會猜中現代的謎了。”（注31）
馬克思把費爾巴哈的人解釋為人的本質，即國家、社會，恩格斯認為人的本質就是歷史，歷史“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切”。
2. 在知識及思想層面上馬克思是個知識騙子
A.可能最好地說明馬克思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基督教的替代、宗教的替代的就是，對宗教的批評可說是馬克思的任何批評性看法的前提。對於這點的辨析可以直接和間接地讓人們看到，他對於宗教佔據的這個位置的重視，以及為何如此極端化地敵視宗教。而他和基督教宗教的這個關係又進一步決定了他的另外兩個極為獨特的特點：
在知識和思想層面，包括信仰，他是個知識騙子；
在人性及與人固有的超越性追求相連的宗教問題上，他謀殺了上帝、謀殺了神，以及人所有的敬畏、神秘，人和神相聯繫的神性。
馬克思認為人之所以需要宗教，不是因為超越性的追求，而是因為人的自我異化的結果。在一個異化的世界中人並沒有認識到這點。
他從費爾巴哈的論斷出發，宗教是人創造的，認為宗教顛倒了世界圖景，變成神創世界及人。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宗教，人們在自由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不再需要宗教。對此他說，“宗教批判使人擺脫了幻想，使人能夠作為擺脫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來思想，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性；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旋轉。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當人還沒有開始圍繞自身旋轉以前，它總圍繞著人而旋轉。”（注32）
馬克思認為，徹底地消滅宗教就必須徹底剷除宗教產生的最根本的動機及基礎。為此馬克思從對於上帝、神、天上的問題的批評轉換到對於地球上的問題的批評，即從神學批評到經濟學批判，再到政治上的批判。
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仰聯繫在一起的歷史唯物主義，說穿了不過是一種沒有上帝的救贖性的千年盛世，一種偽裝的猶太基督式的的彌賽亞，救世。這種救世思想非常明確地作為他的思想在現實中行動的推動力。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究其根本不過是使用國民經濟學的救贖史論。他的所謂科學發現的語言論述，事實上從頭到尾都是滲透了基督教固有的那種末世論的救贖信仰。在他所設立的沒有階級存在的共產主義夢想的論說基礎及論說中，潛藏著的不僅是基督教中所獨特具有的那種先知式的、預言性的特點，而且同樣帶有非常明確、清楚地末世論的特點。
現代工業社會的兩個具體存在的特點：一是它由進步和革新來決定，其二是通過貧困和崩潰。這讓馬克思建立了他的觀點，它將最後在現存的世界秩序解體消亡中達到歷史的最高峰。這個極端的世界得到解放的時刻將在共產主義革命的呼喚中到來。承擔它的核心力量在現實中是無產階級，在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暴力在最後的革命階段是必要的，目標是一個沒有剝削的無階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可以沒有任何強迫地隨心所欲地發揮他們的能力。——這其實都不過是佈道語言結構加上歷史及社會性的名詞術語的再現。
B.騙自論起——以論帶史卻禁止對“論”的探究
對於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弗格林說，人們都已經看到，馬克思思想在現代社會和歷史中，乃至今天的現實中所具有的爆炸性的毀滅力量。所謂馬克思的“哲學”中的那種革命性的爆炸力，是遠比人們可能想像的結果還要嚴重的事情。他認為，馬克思根本就是一個諾斯替主義的“行動家”，即一個信仰靈知的“行動家”和“知識騙子”的混合體。
弗格林對於他為何對馬克思下了一個如此帶有毀滅性的、讓人驚呆的判斷，他在他的五八年就職慕尼黑大學教授的演說中，即後來發表的《科學、政治和諾斯替學說》（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Gnosis）一書中做了展開。這一展開的出發點是，他認為，馬克思建立他哲學的最根本的立足點是在他的哲學中的“禁忌問題”，也就是有些問題嚴禁去問（Fragverbot）。弗格林由此出發對馬克思進行了毀滅性的分析批判。
弗格林認為，馬克思為了使人能夠自己決定並且創造自己，而運用了他關於自然的概念。他以具體存在的過程來排除超越存在。
對於人，關於他最初來自何方，關於人類起源的疑問，馬克思回答說：“如果你來問自然和人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問題，那麼你就把人和自然都抽象化了。……你要是放棄了抽象化，你也就放棄了你的這個疑問。”（注33）
他認為，對於一個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產生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說來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說來作為人的存在，已經變成實踐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淩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在實踐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注34）
按照弗格林的看法，馬克思意識到，誰如果來談這個最初起源的問題，誰就會讓他所說的那一套思想的結構崩潰。為此，他認為，馬克思所做的這些論證絕對不是用知識來讓那些人提出關於起源的問題，而是要讓他們禁止提這些問題。但是“這個‘嚴禁去問’卻讓我們不禁要問，馬克思難道不是一個知識騙子？……的確如此，馬克思就是一個知識騙子。”（注35）
當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嚴禁質詢最終的存在問題的時候，同時卻宣稱他代表著一個終極目標，代表了真理，而超越的精神在他那裡是終點的時候，他實際上就是在進行欺騙。因為所有他宣稱的不僅無法證明，而且他禁止人們對此產生疑問，進行探尋。
C.自欺欺人的論說方式
弗格林認為，馬克思及這一類的思想者，所使用的這種論說方式是一種自我欺騙。那麼他們為什麼會使用這樣的一種自我欺騙？弗格林在對於尼采的研究中解釋了這點。他認為，尼采也是一個典型的諾斯替主義者，即靈知主義者。尼采認為，人類的所固有的力必多（libido dominandi）驅使了人類對於權力和統治的慾望的膨脹。
力必多，libido dominandi，這個拉丁語，本來是描述人的性慾的，但是在尼采那裡，或者說弗格林引用它，實際上是帶有更多的普遍性的實際慾望，或者說強烈地在行動上及現實中具有佔有要求的慾望。這種力必多驅使下的要求，激發了那些靈知主義者們步步加碼地膨脹發展，並且導致這類人開始進入一廂情願的自我欺騙。而這使得他們進一步把自己封閉在願望和意志中，排斥與此相對的求知。當然也可稱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因為它使得這些靈知主義者及其運動具有了一種能力，隱藏在面具後面觀察及出來欺騙。但是這導致人們會失去在精神上可能產生的轉變和開放，並由此走向柏拉圖意義上的那種理念性的超越，從而把自己封鎖在一個封閉的靈知主義運動中。
權力慾望一定會碰撞到人的存在的墻上，並被關進牢籠。為此精神就被迫進入欺騙的節奏，受到自我撕裂的折磨。靈知主義者們渴望並且努力得到權力、統治，從而反叛上帝的代價就是給他們自己帶來痛苦和孤獨。在這種結構中，靈知主義思想家們給自己帶來一個問題，是否他們自己真的想成為上帝？尼采在“夜曲”中說，雖然他們不想要成為上帝，但是卻由於更深不可測的原因而至此。然而這種強迫和必須，在弗格林看來卻不過依然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面具，在它後面隱藏著就是反叛、對抗上帝的動機和目的。他把它稱為“惡魔般的謊言”。弗格林認為，馬克思和尼采一樣，獻身的都是這種自我欺騙的謊言。
對此，弗格林引用了馬克思自己的話：“任何一個存在物只有當它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時候，才能夠被自己當做是獨立的，並且只有當它把他的存在歸於他自己的時候，它才會是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馬克思，國民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這個論述上，弗格林聯繫到“禁忌問題”，即“嚴禁去問”對馬克思做出最終的判決：
在封閉的靈知主義的體系中，人的理性屈服於體系的理性。為此人將停滯，將不再是人，他將成為體系的一部分，現實也將離開體系。
3. 在文化及社會層面馬克思是謀殺上帝和神的策劃及直接執行者——劊子手
弗格林認為，靈知主義將在謀害上帝中達到頂峰。他在《學術、政治和諾斯替學說》一書的最後一部分論述了這點。
對神的謀殺建立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只有單獨的人，是人自己的創造者，是存在的統治者，是更廣泛的意義中的世界。神、上帝的世界是人的創造中不必考慮的。
對於他如此論斷的理由，弗格林再次強調了他過去所做過的闡釋：當馬克思把人當作是自己創造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候，他是諾斯替式的、靈知主義的。人的存在在馬克思那裡通過“新人”被完美化了。這就使得不僅上帝的創造成為幻想的虛構，而且把最好的東西重歸於人，從而產生了一種像尼采的“超人”（Uebermensch）一樣的“新人”（neue Mensch）。這使得人自己就成為了上帝、神。
對此，弗格林在他的論述中也同樣地引述了馬克思的關於宗教的名言，“宗教是被壓迫的造物的歎息，它正如同是沒有精神的狀態中的精神那樣，是無情世界的情感。宗教是民眾的鴉片。”（注36）
對馬克思的這個表述弗格林強調說，宗教問題到了馬克思那裡，但是馬克思不是理論家，他關心的不是思想和精神，而完全是人間及其實踐問題。他把理論上的批評最終變為實際上的批評。對此馬克思自己也毫不掩飾，他認為從來的哲學家是要解釋世界，而他是要改造世界，認為批判的武器不能夠代替武器的批判。
為此，馬克思自己佔據了神的位置，擁有了神的一切，而這就造成了世界的災難和罪惡。這一切在弗格林那裡，他看到的是：這裡涉及的是諾斯替主義的巫師們的謀殺願望，這種批評已經不僅是論述，而是“在宣判之後緊接著行刑”！馬克思宣判了“神”，也謀殺了“神”。
由於馬克思自己強調的是“實踐”，是社會實踐，所以馬克思謀殺的就絕不只是神，而且還有社會及人，他謀殺了人的精神中的好奇心和敬畏心，人的謙遜乃至人性，即人如何活。而這就是最壞的結果！不是謀殺了神，而是具體的人類及其生活！為此在這個意義上，弗格林認為可以說馬克思謀害的是人類！
對於上述思想，弗格林在《新的政治學術》（注37）一書中，再一次強調馬克思關於歷史的分期法，歷史通過原始共產主義、階級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完全抄襲了基督教所特有的帝國、王國的符號系統，Reichssymbolik。這套系統的模式不過依然是約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的基督教思想，馬克思不過是鏡像化地倒置了它。對此，基於這種替代及複製，弗格林在他的書的結束中，進一步概述了馬克思的這種共產主義思想對於人類及其社會的危險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使得西方社會及人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返回到最嚴重的癱瘓狀態。但是絕對不止於此，因為馬克思關心的完全是人間及其實踐問題，是要改造世界。所以馬克思及其大大小小的信徒們，最後的目的一定是自己佔據了神的位置，擁有神的一切，這就造成了他們都一定是謀殺上帝、神、宗教的策劃者及執行者，人間一切神性、神秘性的毀滅者，一定會導致世界的災難和罪惡！
弗格林對於馬克思的批判是毀滅性的，但是他和歐洲其他的學者不同，他的內容完全是圍繞著宗教問題，人和宗教的關係問題進行的。
對此，弗格林同時也提出了如何對抗諾斯替主義，即靈知主義的危險，如何對抗現實中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的推薦建議。
他始終如一地認為：對於真正的實在、現實結構的認識，辨析及審慎（Sophia und prudential）的美德的愛惜，對於學術、理論性的知識生活，文化及公眾社會的精神生活的維護，是人們所能夠做到的最有效的方法。
對於弗格林的這個推薦建議，以及本文中介紹的弗格林的思想，在結束這篇關於“弗格林對馬克思及其思想的批判性研究”文字的時候，對於中文讀者筆者要說的是：
凡是匍匐在西方腳下的人不可能正確理解把握弗格林的思想；
凡是對西方思想史缺乏真正了解的人不可能理解弗格林所思考的問題；
凡是對於西方為近代帶來的災難沒有痛感的人，不可能理解弗格林的思索和痛苦！
2021.6.27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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