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拒斥川普及其代表的傾向 ——答某位法輪功媒體人

1.

近三十年幾乎從來不看電影的我，近來由於每天跑醫院，時間零散而無意中在YouTube上發現了幾個介紹電影的節目，突然發現很多有文化、人性乃至思想特色的好電影，在和中國大陸的當代電影及文化對比的時候，它們甚至使我更深地認識到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化及思想乃至社會問題。聖誕節那天，我在YouTube上聽到一個剛剛推上來的關於二〇一五年美國拍攝的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介紹。它是由凱爾·帕特里克·奧瓦內茲（Kyle Patrick Alvarez）導演一部片子。這是一個根據真實的事件編寫的電影。一九七一年美國心理學家菲力浦·津巴多領導的研究小組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建立了一個模擬監獄，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施刑者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大學生志願者，實驗資助者是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

結果出乎試驗設計者的想像，囚犯和看守竟然很快就適應進入了自己的角色，危險與傷害也越來越嚴重。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認為顯示出“真實的”虐待狂傾向，很多囚犯則在心理上受到創傷，有兩人甚至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後，津巴多因為這個研究中日益氾濫的反社會行為而受到警告，不得不提前終止整個實驗。這種性格的變化後來被他稱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後來墮落成魔鬼撒旦。

電影的介紹者說它是“史上最黑暗心理實驗，好人變惡魔只需六天，即便是斯坦福高材生，也逃不過“路西法效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w4w10jwXs）

在YouTube上看過這個介紹後，讓我良久無語，感到問題的重要，為此立即寫了幾句話把這個介紹推到我的臉書上：

“斯坦福試驗對理解共產黨社會、臺灣社會，乃至五四之後百年出現的華人社會的各類現象，尤其是今天黃川粉們的心理錯置，提供了很好地案例。

請注意，這個片子片尾的評述，一個人保持清醒的辦法是：

永遠不要把自己看作高於別人一等，更不要降低自己身份，把自己看作是低於別人！

這就是說，沒有華人低於白人、本省人低於外省人或反之外省人低於臺灣本省人，更沒有黑五類低於紅五類，中國人低於日本人，無神論低於有神論，儒家低於基督教……！

時下社會中的人的紛爭、對抗、互不相容、沉淪都起於此！”

別庚子年有感

篇章意見思無竭，翰墨溶身氣自華；

醇厚源由文史藏，鋒芒出自理工家；

多情學海春秋筆，寡慾文壇二月花；

漫捲詩書辭舊歲，寂寥窗外傍雲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 ——概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及歷史根源

清華附中的另類紅衛兵——井岡山兵團

1.

二十世紀曾經稱為意識形態的世紀，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後，研究二十世紀歷史的學者認為，“極權主義世紀”更能夠代表它的特點。這個看法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墻倒塌後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

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可以說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及社會，以及在這個社會發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百分之百地是“極權主義世紀”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及社會可以說全面地反應了第一代的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統治下的共產黨政權及其社會的特點。所以，由此我們可知，沒有對共產黨及極權主義的研究及認識，根本不要談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及否定。為此，在這個意義上，傅高義也罷，麥克法考爾也罷，都甚至遠不如德國的極權主義專家Hans Maier和D.Bracher等人對中國共產黨社會及文革認識得更透徹。

為此，這也讓我們看到，對於中文界，尤其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知識人，他們對文革及共產黨的認識，還有著更為嚴重的思想障礙，即不只是你是否了解國際學界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現狀，而且還有如果你本來就是共產黨社會的產物，那麼就一定會非常典型地再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準確說就是，如果你只是用共產黨那套語言，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真理部的新話、新思維，那麼你就只會用所謂反封建、反傳統，只會用它是黨內不同路線、不同派別人物的鬥爭來描述，那麼就不過是形式稍有改變的文革來否定毛澤東。

因此，對大陸知識界，首要的是對於共產黨從思想上、歷史上及文化上的否定，對自己思維及觀察能力的反省——首要的是看問題角度、語言方式，即認識論方法論的改變，否則對於文革的描述及認識就根本進入不了學術及思想的場地，就一定如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進行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那樣，不過是走不出共產黨意識形態圈子，走不出共產黨文化氛圍及真理部控制，變形或弱化的文革的繼續。

 2.

在更深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及認識上，當深入到文化及思想史問題時，當代對極權主義及

聽顧正秋《賀后罵殿》有感

顧先生把這段“罵殿”唱絕了！

聽過不下幾百遍、幾十個“罵殿”的錄音，但是顧先生的這段唱竟然還是讓我感到“如聞仙樂耳暫明”！

這感覺，我曾經在聽富特萬格勒指揮貝多芬第六交響樂時產生過。我聽過無數次貝多芬第六，但是富特萬格勒指揮的，那張充滿噪聲的、錄音單薄的老片子，竟然讓我一聽大吃一驚！那麼大路化了的作品，怎麼會有指揮家做出如此超出你想象的處理，而且讓你你怎麼聽、怎麼咀嚼、回味，怎麼覺得好！你深深地感到，這么處理絕不是故意做做的追求新奇。貝多芬第六還有如此一番境地，如此一個世界！

顧先生的這段唱段也是如此。她讓你感到，什麼京劇到她那裡，經過她再出來都會立即具有裹著完全脫俗、完全超出一般所有的內容的新鮮感覺。

在此，我非常非常不同意樓主的評述，“顧老闆學程派沒有死學，而是學了程派的精神”，程先生反對別人死學他的東西，而是要結合自己的條件和特點在程派根基上發揮……。這是流俗屁話，這樣的見解及言論，我認為，樓主這樣有感覺和才氣的人不應該隨便地接受。如果你習慣於接受這些“屁話”，那你藝術家所必須的感知及才華就會被逐漸腐蝕，消融殆盡。

學東西就必須要“死學”，人之能做到的，人之努力能做到的也只有是“死學”。至於所謂“發揮”，那屬於你演唱及表演的“神韻”——那是“先天”的，學不來，也做不來，不是想有就有的，更不是可以隨便說

晚歲清思

曉窗彩雲舒、陋室映華風（自拍）

晚歲清思

觉 来 师 中 外，

漂 泊 思 不 枯，

文 欲 從 陶 杜，

思 望 步 九 衢，

不 才 途 共 远，

有 志 道 安 孤，

北 地 耕 耘 老，

南 星 卻 暮 虞。

注：陶杜，近年記誦陶淵明和杜甫詩賦，倍感何為才學及人生。

南星，當年肝重病多年，雅維孝、何大釗君學算命，特告余，汝耳輪有南極添壽，七十四歲以後無虞。

優雅、教養與潑皮罵街 ——看克萊伯指揮貝多芬第四和七錄像有感

有音樂評論家說，如果你的唱片架上只留一張唱片，那就應該是小克萊伯（Carlos Kleiber，1930-2004）的那張貝多芬第五和第七。

小克萊伯是上個世紀最偉大的五位指揮家之一老克萊伯（Erich Kleiber）之子。這裡我想說的只是，在YouTube上欣賞克萊伯指揮的音樂，不說那無所不在的音符所攜帶者的細膩高雅的感染力，單只看他的身形、手勢，你就會突然感到，在他的每一舉手、一低頭、每一個眼神、一個身形中，在他在空中劃過的每一道曲線中，都透著優雅，無法模仿的優雅！你會立即想到，那一定是只有經過幾代人的教養累積、滲透到人的每個細胞、每滴血液中的教養與文化。那絕對是無法複製、立即學到的。只有祖輩修養，家庭門風陶冶累積而來。

有意識地認識到這點的大約只有我們的儒家祖上，“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但是這一切談何容易，在人生、人世的驚風駭浪中，只說克萊伯家庭，他父親那麼大的指揮家也奈何不得戰爭而流亡阿根廷，小克萊伯更是長在阿根廷，初學化工，後來才投身音樂，可投身音樂卻從七十年代就沒有過專門屬於他的樂團，一直是客座指揮。卡拉揚死後一度傳出他是柏林愛樂的繼承人，但實際上他從來沒進入過名單。所以修養、家庭門風的延續，優雅都不是那麼自然地擁有、傳承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世事動蕩，人生各異，家風遺傳談何容易！難怪蘇軾言，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與在世界上擁有一點美好不易，多加一份教養不易相對，這世界上卻只有那些市井鄉野潑皮來的輕易——到處橫行。

聽過格什溫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的音樂，可這兩日我竟然也看到“北京潑皮到巴黎”——典型的假大空的“北京喜訊到邊寨”交響樂變體版，變態的音符替代為不堪入目罵人髒話。

如此對比，小克萊伯的優雅舉止、優美音樂讓人看到，都是父母養的，差別竟如此之大！難怪中國罵人話最難聽的是“禽獸不如”。

“禽獸不如”，阮籍用它罵的是弒父弒母，而到“老”，六十幾歲到了巴黎還在外邊丟父母臉的人，又何異於此！所以，小克萊伯讓我感到，他的優雅，彰顯的是父母家庭，而鄉野乃至市井潑皮的出言不遜，罵的實在是自己！

2020.12.14

克萊伯指揮貝多芬第四第七錄像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3-jlAamGCE&list=RDd3-jlAamGCE&start_radio=1&t=3989

 

再談“黃川粉”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

時下在美國、在大陸甚囂塵上的黃川粉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

套用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話說，黃川粉們是典型的《真理部》培育的一代“小崽子”。他們在兩方面最為典型地反映了這種黨文化的特點：

1.意識形態化，2.撕裂族群。

 

1.關於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化是黨文化獨具的特點，它表現在一下三點：

A.非黑即白，專斷地認為自己的認識或信仰是唯一的真理，自己或自己的群體代表了這個真理。在這個前提下，他們沒有能力“提出”問題，更沒有能力“討論”問題。他們所能有的只剩下了“黨同伐異”。

B.為此，它就直接導致了“不擇手段”，導致人所有的一般的倫理及審美趣味的變質。由於他們只認同在政治訴求上是否符合他們，所以在他們那裡不僅徹底地失去了真善美存在的空間，而且由於“政治”統帥一切、以論帶史，甚至造成他們會以下流殘暴的侮辱消滅對手為樂。對此我們曾經在共產黨社會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文化大革命中看到。

C.意識形態化、政治先行，不僅導致假大空，而且註定了在文化上導致語言的惡質化、暴力化、粗鄙化，同時也導致這個群體的人的行為粗俗化、瘋狂化及野蠻化。

裝腔作勢的文風，捕風捉影、肆無忌憚地造謠，劣質的文字，如今在那三個媒體及其代表人物身上，毫無遮擋地充分顯示出來，而且一下子就是十幾年。在這十幾年中，這批黨文化生下的兒子，雖然來到海外，沒了束縛，但是他們非但沒有重生，反而這些劣根性甚至比在大陸表現的還淋漓盡致。而這就讓人們進一步看到，這批人，這批華川粉，他們之所以無法改變自己醜陋的心態、修養及文化面目，因為黨文化的培育已經使得他們失去了學習及改變的能力。

最近幾年黃川粉的表現，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他們已經成為要了解黨文化是什麼，最為直接的模板！

天淨沙·歲末

天淨沙•歲末

按：晨起推窗見月，不覺有感，拍下記上，合為一幀。季冬，本為農曆十二月，此取十二月。八月曾幾有文，不覺移日至今，故起於秋風轉為季冬。

秋風卻月斜暉，季冬年暮人非，伏櫪不知老至，

西邊故壘，行歌焉是忘歸。

 

立此存照——作為真理部大外宣的陽光衛視“文革回憶”

原團中央文革領導成員劉晉: 1966 我的五十天「口述歷史•文革往事(第18集)」【陽光衛視20週年經典展播】

跟帖YouTube劉晉回憶文革五十天

立此存照——作為真理部大外宣的陽光衛視“文革回憶”

——簡評YouTube陽光衛視劉晉回憶文革清華附中五十天

1.

陽光衛視做了一系列的文革回憶放到了YouTube上。這些節目聽了幾個，發現幾乎可以說完全沉浸在過去的話語及歷史中，可謂荒腔走板，因此開始時認為完全不必認真。但是後來發現並非如此，它對社會的影響在慢慢地擴展，很多人以為這就是歷史，以為這樣的回憶就是記錄歷史及反思歷史，這讓我開始感到，有時間的時候一定要寫幾個字——錄以備考。

然而，近日偶然看到張郎郎和劉晉的回憶，由於直接刺激到我自己的正在進行的思想研究乃至我所親身經歷過的事情，伴隨瀏覽我下意識地寫下幾千字的筆記。這讓我突然感到：陽光衛視及其這一系列節目的嚴重性遠遠過於我所想象的。這些節目竟然活生生地、不知掩飾地繼續了《一九八四》的內容，不僅在繼續用真理部的方式敘述歷史、改造歷史，而且根本上就是代表真理部，即作為真理部的一隻伸向海外的手，在正在進行的歷史中執行其改造現實、向世界各個角落滲透的任務。

這個系列文革回憶可謂是真實版的《一九八四》的續集，而那個張郎郎的《文革死囚》竟然可以作為奧威爾《一九八四》的附錄，“新話的原則”的解釋和說明——第二個附錄，讓人們直接看看半個多世紀的真理部及其骨幹家庭，以及其子弟們的文化生活究竟是什麼？具體現實中、歷史中的新話、新思維、新文化究竟是什麼？四十年來被真理部充分滲透的思想開放及所謂改革運動又是一些什麼東西！

它們促使我做出立即的反應，從“錄以備考”變成必須馬上——“立此存照”！

匆匆寫下的簡短的對劉晉回憶的評述，目的就是“立此存照”——讓那些心存善念的朋友在聽這些節目的時候，有所警惕，不要被誤導。

 2.

弗格林的《政治化宗教》及其政治宗教思想研究介紹（之五）

本節目錄：

五．小結：弗格林的政治宗教思想及問題

1.弗格林的政治宗教思想：

A.關於國家的概念

B.關於宗教

C.超越宗教和世俗宗教中的“政治宗教”

D.當代世俗宗教中的政治宗教

2.弗格林的《政治化宗教》及其思想帶來的幾點討論

A.對宗教及政治宗教概念的質疑

B.對不同階層的人政治宗教的意謂不同

C.對歐洲的政治宗教是否是線性變化的質疑

D.基督教宗教是否是人類存在的基本需求

E.對弗格林反現代傾向的質疑

3.兩點擴展性討論

 

 五．小結：弗格林的政治宗教思想及問題

 

在結束這篇對於弗格林的《政治化宗教》一書的討論，以及關於他的“政治宗教”思想的介紹時，鑒於這些問題對於中文世界的陌生，所以平行於弗格林的小結，我再次從另外一個視角對它們做一個概括。

弗格林說，他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儘管政治和社會問題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存在，但是把我們時代的各種運動不僅作為政治，而且更要作為宗教性的運動來談論，作為“政治宗教”來分析，還沒有被人們認識到，從這個方向用這個概念來討論這些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為此，對於政治和宗教的聯繫，弗格林在這本書中做了編年史式的描述及論述。

 

1.弗格林的政治宗教思想：

 

A.關於國家的概念：

弗格林認為，要理解政治和宗教的聯繫，政治宗教思想，人們必須把已有的對於“國家”和“宗教”概念的理解擴展為更為普遍化的理解。

由於在研究塵世的國家和教會究竟各自指的是什麼、有何區別的時候，這兩個概念被看作是對立的概念，互相之間幾乎沒有交叉重合，然而，仔細研究人們就會發現，今天的人們在談論“國家化的”、“國家的”事物的時候，卻並沒有完全限制在塵世中的人的組織機構中的關係，在很多地方都把國家進行了絕對化的拔高。對於這種絕對化，弗格林指出，在黑格爾的思想中極為典型，在他那裡國家在某些方面越來越多地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他是把國家作為一種絕對的現實存在，一種最高的實在物。在黑格爾的國家概念中，恰恰反映的就是那種宗教式的渴望、需求和信仰的特性及表述。

而由黑格爾式的這種解釋出發，人民變成國家整體中的一份子，國家機器中的一個部件，具體的人消失在他所稱謂的實現絕對理念的最終存在中，國家吞噬了他們，替代了他們，并自稱是代表他們存在的載體。這個過程弗格林稱它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因為國家權力被看作是最初的、絕對的，並且成為了一種信仰教條。這種做法使得我們陷入的就不是單純的、客觀的人的社會事物中，而是帶有宗教性質的世俗事件中。為此，從弗格林的思想看，如果國家被看作是實現人的存在價值的載體，那麼這個國家的存在以及產生的組織結構、機構就被賦予了宗教性，就必須從宗教的意義上，宗教在人的存在中的地位及影響上，才能夠理解在這個國家中發生的政治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