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針對洪謙先生辭世後所遭遇的近乎荒誕的回憶及評價，首先談了洪先生在哲學及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其次，概述了他的學術特點——反形而上學導致的拒斥意識形態。
第三，總結了百年來中文思想文化史中獨屬於洪謙先生，余者只能望其項背的兩個學術貢獻：
1.中文世界對維也納學派的準確介紹及討論，
2.對於馮友蘭等的學術的拒斥及辨析。
最後，從洪先生所留下的極為珍貴的文獻——信件中揭示，為什麼說還學文是洪謙先生唯一的學術傳人，并進一步揭示洪先生在二十世紀的中文世界的社會境遇、文化心境及思想氣質，以使後來的人能更深地理解五四後百年來的中文世界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
1.
馬勒曾說：“音樂中最精妙的部分永遠不可能在音符中找到。”
對於活著時候的孤獨及冷遇，他說：“我的音樂是屬於未來時代的”，“我的時代終將來臨”。
聆聽馬勒音樂，讓我對此深有體會。馬勒的音樂涉及的不是音符，而是生活於社會中的人，以及最根本的“生”之理解的深感、深思。他對生命的感知及對時代和社會及人的生存的疑問及探究，涉及的是超越禁錮，以及自我設置的麻痺限制。這一切都是只見眼前得失的人所看不到的。當然，也更不是那些封閉的觀念主義者，意識形態化思維及感覺的人所能夠體會到的。所以馬勒的音樂不僅有現在——有血有肉的感覺及動蕩，而且有未來，它能穿越歷史及社會，以及一般人的智力的霧霾，永遠作為人們感知生活及生命的一個具體的淵源。
由於馬勒音樂記述的是對於生命、自然，對於人生的感覺，因而就感覺來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理解特色，而這就使得在聆聽馬勒音樂時，每個不同的人的感知的演繹，都是你，作為只會活一次的人盡力拓寬自己、豐富自己的助力和源泉。而這就是馬勒音樂，在西方音樂史中的最獨特的地方，他為每個演奏者、指揮家、樂團提供了最大的詮釋展開人對於生活的感觸可能。這一點同時也帶來，無論誰演奏馬勒的音樂，幾乎都沒有可能掩飾自己，沒有可能濫竽充數、模棱兩可地滑過去。所以馬勒音樂於我，竟然是聽的次數越多，版本越多，越是增加了對於未知的版本的好奇心、探知欲，擁有欲——那些未知的版本究竟擁有哪些我所沒有的，所不知道的，所缺乏的“音”素，內容？哪些慾望及渴望？又有哪些生活的情趣、衝動、彷徨動蕩？
瓦爾特指揮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樂唱片被譽為百年首選。很慚愧，全因偶然我最近才仔細聽了瓦爾特的貝多芬，很有特色！無論您收有誰的貝六，都值得再多買一張瓦爾特的。
在此首先我也必須說，晚年聽貝多芬，沒了年輕時的激情四射，熱血沸騰，沒了好奇，但是多了舊日波瀾氣息，往昔沉鬱的情思。老年的情，比年輕時的情更濃，不再是那種喧囂，而是遒勁醇厚。瓦爾特處理的第六，緩緩而來的田園，所有的情景、每一個音符都浸透了生命的感觸，不溫不火，從毛髮皮膚的感覺滲入到內心、腦海深處。
我是因為很喜歡瓦爾特指揮的馬勒，尤其他指揮的第九開始熟悉他的唱片的。月前突然想到，究竟馬九第一樂章還是貝九第三樂章是最好的對於生命的體悟，對過去的追憶，而不斷對比聽了一二十位指揮的這兩樂章。對於馬勒音樂，瓦爾特由於猶太人，和馬勒合作過并得到馬勒提攜，所以在馬勒詮釋上獨領風騷。馬勒生前未曾演出過的第九，馬勒死後他的妻子艾爾瑪堅持首演必須是瓦爾特指揮。樂評說，瓦爾特指揮的馬勒作品，他大都聽過馬勒自己指揮的演出乃至排練，因此很權威。而第九雖然馬勒生前沒演出過，但瓦爾特指揮的版本還是被認為是最接近馬勒的。然而在深入了解了一些瓦爾特思想及經歷傳記後，我感到他的性格和思想還是和馬勒有很大距離，因此，在這一輪聆聽琢磨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好好聽聽，并且與托斯卡尼尼、富特萬格勒乃至吉倫比較一下，瓦爾特會怎樣及他詮釋貝多芬的作品是否更有一種風格。而由此立即發現，他在剛有立體聲錄音的時候，錄製了一套非常權威的貝多芬交響樂。這些錄音至今鮮有人能夠超越。為此，近日除了貝多芬第一和第二外，其與七個我都非常認真地細聽了多次。而最先，我是由這張出過一張報紙版包裝的第六所引發的好奇，當然還有第九第三樂章，才靜下心來進入，并繼續聽了他除了第一第二外的其它五個貝多芬交響樂。這些個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貝多芬交響樂，在他的指揮下卻都是別具一格，很拿人。當然我尤其喜歡這張第六。
樂評說，他本應與托斯卡尼尼齊名，但是一直被托斯卡尼尼的名聲壓了一頭，其實就水準並不比托翁遜色。我覺得，這評價不錯。
2022.11.16
一部當代中國地區的西化史，竟然是從國民黨的原始追求節節蛻化的歷史！-2022.11.18
對於把Democracy，這個作為方法表述的術語——“票決法民治”，錯誤地翻譯成中文“民主”，且竟然百年來沒有人直接對如此一個理解近代思想及社會史的關鍵性的概念提出質疑及辨析，必須要加上邊界條件才能夠接近中文所說的“民主”的這一事實，表明當代中文領域的“政治學、社會學”存在著嚴重問題，當代中文領域對於“西方思想史及學術研究”的理解及認識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因為這本是個只要不使用穿鑿“附會”的方式，有辨析研究的態度就無論從西學還是中學都很容易看到其指向、指謂不同的問題。
而這樣的誤解對譯，不只是一個單詞的問題，而且必然會為中文界理解把握西方思想帶來更多的問題。對此，我自己在圍繞這個概念及當代思想史的探究中體會很深，且我從中走出來竟然用了五十年的時間。我將在本節中繼續梳理我所碰到及思索的這些問題。
1.“民”主性票決與“神”主性票決
由於中文把Democracy，投票法來解決執政及政治問題，翻譯成了“民主”，為此，弗格林認為，只有基督教國家及社會的文化適於Democracy曾經引起我極大的困惑，甚至有一段時間加劇了我對於弗格林的厭惡，認為這是基督教思想的學者的不可原諒的偏見。因為“神主”和“人主”、“民主”完全是互相對立的範疇及存在事實。如果把Democracy譯成民主，那麼弗格林此說，神主文化及其社會能夠最完善、完滿充分地運行“民主制”，就是荒謬、可笑的妄言！民主如何能夠進入及到達被某些人認為“神主”的內容及機構、機制中，如教會及宗教領域的事物，如何能夠堅持由“民”來做主替代以“神”為主？
意大利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的埃米利奥•詹蒂萊（Emilio Gentile）在他關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崛起的研究中，其代表作《作為宗教的政治》（Politics as Religion）不僅清楚地揭示了，基督教及其帶來的各種基督教思想方式的思想Political religion，以及其群體，是最近二百年西方及國際社會中造成的災難的根源，而且針對於這個現象提出，把普世價值及民主文化塑造成一個新的帶有基督教宗教性的“自由化的”“以民為主”的宗教。他稱之為Civil religion，可以解決現代社會不斷發生的災難及問題。這個西文術語，Civil religion在一些中文文字中被翻譯為公民教（公民性宗教）。
他認為，過去二百年在基督教社會——西方，以及西方影響推進到的國家及社會發生的政治事件及災難，都帶有基督教宗教的性質。在那些採用democracy制度的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常常是在用一種“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取代了基督教社會中曾經存在的上帝和神的位置，且神聖化了他們的世俗政治內容。一些人及群體平行於基督教教會的要求，聲稱自己的存在是掌握了人類生活根本目的和意義的存在，並且把自己的存在以國家、種族、階級和政黨等的世俗性的名義，神聖化為歷史和人民、種族及階級的代表，並且以此要求及佔有絕對的權力。
詹蒂萊認為具有這些要求的共產黨、法西斯、納粹，以及形形色色的具有絕對排他要求的民族及地區獨立分子等群體的出現及要求，實際上形成的是和基督教平行的類宗教群體及學說。他把它們稱為“政治宗教”。在這樣的國家及社會，以及那些已經具有類似西方社會形體的社會中，與democracy相關聯，或者說左右操控democracy的是共產黨分子、法西斯納粹及各類具有排他性的群體。二十世紀發生的大的如兩次大戰，以及不同內容的如階級、種族屠殺，地區性的大規模的屠殺，以及無數局部地區及人群的小規模的激烈衝突，都和這種“政治宗教”有著根本性的聯繫。
他認為，雖然不僅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也包括羅素在內的很多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學者、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認為，“政治宗教”的所謂“宗教”是一種欺騙性的錯覺，而不是“宗教”，但是他認為，那不是欺騙性的錯覺，而是植根於社會及人性的深處，文化及社會深層的宗教性。
詹蒂萊指出的這點，其實就是筆者在上一篇文字的最後一部分強調的：西方二元論文化思想潛在的一種一元論、宗教性傾向。對此，詹蒂萊特別提到，在西方社會有一種a never-never religion——永不可能拒絕的宗教。
為此，詹蒂萊認為，，在政教分離后的當代democracy社會的結構中，克服及對抗這些政治宗教問題的方法是建立一種和普適價值、和自由相聯繫的，能夠由民來決定democracy走向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這意味著讓公民（civil）佔據過去上帝的位置，成為一個社會的最高存在。
亂世月羞明， 心旌搖惑縈； 高來鄉國痛， 遠遁古詩情； 九土清光在， 三秋老氣橫， 星文斟北斗， 皓魄振頹聲。 註： 1. 鄉國：取韓愈·憶昨行和張十一：眼中了了見鄉國，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