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大地就要說說劉曉波，因為劉曉波是他爹的學生，而我在八八年出國前，大地特別把我叫到他家，介紹我與劉曉波認識。但是說也奇怪，我那時對於劉曉波的“黑馬”行為是持很積極的評價的，但是我和劉曉波卻沒有一見如故，並且在此後也沒有繼續更深入的交往。我想這是有著思想及氣質的原因。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大街上撿來的，只不過是幾句話，就在互相之間的精神上產生了吸引力，從此交往終生。老一輩的馬元德是一個例子，同輩的黃大地也是一個例子，九四年回國認識的楊健，在臺灣活動中認識的貝嶺都是如此，當然研究生的答辯導師之一劉遼教授也是如此。所以這養成了我的自信。在北京的時候，我自信來往的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有才華的人一定會來我家。當然我自己也是只要知道有才能的人，有可能也一定會去拜訪他們。來到德國，依然有此自信，那些無才的、沒有感覺的，就是來德國、住在我城市近處，也不會和我有來往。這樣的人我也沒必要浪費時間。單憑這個文人直覺，我就可以不費心地篩選朋友。
和這些交往相比，我和劉曉波八八年認識，雙方在其後二十多年的社會活動及事件中有過各種直接和間接、正面和負面的交織，但是始終不但沒有過更深交往，而且最後在思想上幾可說是成為對手，此中一定有著深刻的原因。
我和大地的交往很深，借書、買書、學外語、聚會、私人買錄音機，他還帶了磁帶親自上門教我太太和我跳舞。我當然也知道，他讀書外，拍婆子、為了女孩子打群架，在家舉行貼面舞會等無所不幹。他是條男子漢，為朋友兩肋插刀眼都不會眨一下。他通過我和馬元德、高王凌認識，後來他們也成了莫逆之交。和老馬的認識則是因為他聽說馬元德是性學專家，商務印書館關於弗洛伊德的書的翻譯，都要找馬元德過目，馬元德是少有的看過金賽的《性学报告》一書的學者。因此請我約老馬在我家中見面聊聊。
九四年、九五年、九六年我每年回京探親時，沒少往師大跑。因為北師大校園除了這幾個小朋友，還有劉遼教授。我沒有選擇回國，劉遼教授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勸我一定不要回去，他說的很直接：你回來，許先生一定要拉著你參與政治活動，你的思想研究就一定難以進行下去。而你對於這些思想的研究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就在我猶豫的時候，九七年二月我的護照被吊銷。
這兩張照片都是在師大校園中拍的。一張是劉遼先生請我吃飯的時候拍的，另外一張照片上的聚會，的確是大地結婚聚會。但是我卻忘卻了這是他舉行了並且結成婚那次，還是沒有結成的那次。因為第一次我到了他家，他告訴我，新娘昨天夜裡跟著一位意大利人跑了。第二次，到了婚禮會場我才知道他結的那位女孩，竟然是七一年出生，比我們足足小出二十歲。在他那兒永遠讓我跌破眼鏡。由於我了解他，也從來沒感到過奇怪。
關於黃大地兄的父親，劉曉波的導師黃藥眠：
黃藥眠也是共產黨出身，192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冬，黄药眠被派往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1933年冬，黄药眠绕道海参崴回到上海，向上海中共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之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并被判处10年徒刑。抗战爆发后，黄药眠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即赴延安，在新华社工作。由于历史政治原因，黄药眠在中组部的干部审查过程中受到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因此负气离开延安，后到长沙，加入“青记”，并同范长江、胡愈之等一起创办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五六年因為六月六日六教授聚會被打成右派，後直接收到康生的點名迫害。
網上有網友在我上述文字下跟推：
“劉曉波說穿了就是一懦夫。他罵過孫中山，罵過中華傳統文化，還要殖民三百年。唯獨沒有罵整死他的共產極權。他與林昭組成了泛自由派的意淫圖騰，止充氣娃娃耳，泛自由派還指望他們能下崽。”
對此，我回答說：
“劉曉波是我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精神和知識結構都是真理部培育的，並且一輩子沒走出去，然而卻很有些雞零狗碎的機智，所以就這麼亂七八糟地演出了一場看來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大型人生鬧劇！這是一個能夠寫出巨著的題材，可惜時下這兩代人沒人有這個才力。”
對於這位跟推推友，我認為——有這麼清醒頭腦的，連林昭都認識到了，走遍江湖的我，還很少遇到。唯一有一點我不很同意，即說這類人是自由派，那有點風馬牛。他們不過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泥石流中的石沙，甚至垃圾而已，從來沒有自由主義思想，也不自由。
記於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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