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戈革教授是我在中國科學院讀研究生時期的老師，畢業答辯論文導師。在我讀書及畢業後，是我在自然辯證法界來往最密切的老師。氣質相投的劉遼教授則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後才開始往來。
在我看，是與中國文化的聯繫使我們如此；而最後我們以徹底地分手結束，則是因為“自然辯證法”的意識形態氣質導致我們一定分手。因為我從進入哲學領域開始就是背對著馬克思主義；而這個自然辯證法氣質，使得戈革先生的中學能夠與大洋國的知識界，如于光遠、錢鍾書們粘連，而我，從高中畢業決定自學進入思想及哲學領域開始，就無法和他們相容。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通信及交往軌跡，在思想史及為人上，留下了教科書式的案例。
三十年後重新思索這些思想文化問題，我會有後續文字。
——2025.8.6
關於戈革先生百度介紹說：
戈革：（1922年1月-2007年12月29日），，號紅莩，一號拜鞠。1922年1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獻縣之前南宮村。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5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後即從事物理教學工作，直至退休。原習理論物理學，中年以後治量子物理學史，專研偉大學者尼耳斯·玻爾的生平、工作和思想。2001年被丹麥女王賜封“丹麥國旗勛章”。平生著譯數十種，共約一千五百萬言。正業面外，有多種文人愛好，能作舊體詩詞，尤嗜治印。主要譯著作品有《宏觀電磁場論》、《玻爾——他的生平、學術和思想》、《史情室文帚》等。
信件依次涉及題目大致如下：
1.關於于光遠：
2.一九九四年回北京探親返回德國的探親雜談：
3.德國現狀及關於與許良英先生的分歧：
4.與戈革先生談與他不同的看法：
5.最後書信——與包括戈革教授在內自然辯證法界訣別書：
1.關於于光遠：
戈先生：您好！
七月十四日收到您七月四日郵出的《碎思集》。我不喜歡這本東西，認爲這是一本無聊的東西。作爲愚忠，于光遠遠不如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其文章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沒有任何新東西。當然在政治上也許有些現實意義，但是這種現實意義又是極其有限的。您爲這種東西花費這麽大的精力，使我和學文都覺得很可惜。另外，我也再次感到和一個人成了朋友，很多時候會囿于友情而不再有尖銳的批評。去年我安排多多(朧派詩人)來德國訪問，其實對他，我們也有一些批評性看法，但是却沒有寫出來。今年鄭義來也是如此。
于光遠在一般學生中的印象幷不很好，大都認爲他是共産黨文人，御用筆杆子，專門從事黨同伐异的工作，甚至可以稱爲一個典型的終生從事共産黨宣傳的所謂知識分子。幾位思想非常一般的朋友看了《碎思集》都是這樣說。但是于光遠在許先生和我們這裏，却竟然是一位大好人。
今年以來，事物性的事情一直很多。至今只寫了五六篇雜文，因此明年我不想再作《萊茵通信》主編了。
祝好！
維光
1993.7.28
註：《碎思集》系戈革先生根據于光遠文章及論點所治的各類印章集錦印集。
戈先生：您好！
元月三日收到您年前的來信。我去年七月一日曾經給您回過一信談到，在您信前我已經接到謝仁真小姐的來信幷囑她可以將稿子給楊景德先生，我想謝小姐肯定會妥當辦理此事，故在年前給謝小姐父親的信中未再提及此事。我在那封回信中曾經談到鄭義來德國訪問之事，幷同時談到普林斯頓蘇曉康諸人的情况。看來這封信可能您沒有收到。
我們的生活仍然如常，學文已經不在那個旅館做工，因爲傅海嘉女士已經和那位德國人分居，幷且去了美國，現在另一位中國女士又纏上了那位德國男士。因此學文已經無法再在那裏作下去，自十一月中旬起轉到一家臺灣計算機公司。目前我在準備申請美國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心，能否成功聽天由命了。另外也要想其它辦法。學文的居留問題雖然沒有了護照，但是德國給了一個臨時的護照。現在解决的情况，除了暫時不能回中國以外，只是更便利一些，到西方國家旅行反而不需要簽證了。我真不知道使館到底是如何想的。當然象我們這樣的人生活是一個問題，不如學技術的人那麽容易，但是至少眼下身體沒病，還是能過下去。
我又作了一年《萊茵通信》主編，深感沒有意思，因爲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只能實行一半，因此今年說什麽也不再作下去了。我現在退出了《萊茵通信》編輯部，因此可以完全退回書齋中來了。我今年準備好好讀書繼續研究一些問題，幷且决心在春天的時候回一次國。
您這次來丹麥不知是您一個人，還是有人陪您來。我和學文很惦記您的身體，很耽心您一個人的生活。您這次來是否還是住在上次的那個地方，吃飯等生活問題望您千萬不要凑合。如果您有什麽意外緊急情况，一定請您立即給我們打電話。必要時您可以把我們的電話告訴研究所，這些事總是備而不患。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很希望您能過來住一段時間。從丹麥到德國後很方便，一張二百一十馬克的火車票可以幾乎走遍德國。到現在爲止我和學文還沒有去過巴黎，到是希望您來時我們能一起到巴黎看看。由我們這裏到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都很近，只有兩三百公里。如果我們有汽車會更方便一些，由于學文兩三年內不可能回國，因此她準備在近期內學習開車。
最後萬望您保重身體！
學文、維光
一九九四年一月七日
2.一九九四年回北京探親返回德國的探親雜感
戈先生：您好！
五月二十九日順利離開北京。那天在飛機場從一進大廳我外甥就發現有兩個人在盯著我。其中一個人手拿無綫電話，另一人空手，都沒有行李，一直在離我二三十米的地方，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要看我一次，動作很笨拙。開始我幷不相信，但是托運完行李入關時，他們依然在我身後，入關後還在我身後，我就相信這兩個人的任務了。他們一直跟到候機室，看我上飛機。其中有一個人，我覺得在我家的樓角看到過他兩次，那裏有一位退休的理髮工人在給路人理髮，當時我以爲他也是鄰居，在那裏隨便聊天。
四月八日，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去看許先生，在樓前看到有一輛茶色玻璃的麵包車，我覺得不好，剛剛走進大樓的門，一下子涌出來六個警察，問我找誰，要我出事證件，我說沒帶，他們就把帶到另一座樓去，請示上級。大約十五分鐘後那個人回來對我說，你昨天剛剛從國外回來，你可以進去了。在許先生那裏，他已經聽李佩珊說，而李佩珊是聽王肅端，王肅端則是院裏保衛處告知她，我是帶著任務回來的。
五月七日我去白洋參加一個詩歌座談會，我們在東直門會合，對方來車接我們去。但是車一出東直門就發現有兩輛黑色的小轎車在跟著我們。開始時，我還不太在意，以爲偶然在後面有兩輛車，後來我們中途休息上厠所，這兩輛車也遠遠地停了下來，我們再，他們又跟了上來，在任丘縣城附近堵車，這兩輛車只得靠近了我們的車，我們爲了繞開堵車，向側路開去，這兩輛車也跟到了側路，後來側路不通，我們只好調頭，接過這兩車也跟著調頭，爲了躲開塞車，我們兩次開入死路而只好回頭，那兩輛車則始終跟在我們身後。進了縣城，兩個紅燈後我們拐進了招待所，才把那兩輛車甩了。但是晚間十點鐘，樓下服務員打電話上來問，我們是否帶來一輛車，如果不是我們帶來的就不允許他們停在招待所院中，我們下樓以看車號正是下午一直跟在我們後面的那輛車。
在京期間，管我居住的那一片的警察，到我家裏坐過兩個小時，說是隨便來看看。另外就是，在臨行的那一周，有一篇東西，由于幷不重要我想試一試是否郵檢我十分嚴格，因此采取了郵寄，幷且分兩封信郵出。但是，這兩封信直到今天，已經半個多月仍然沒有收到。因此我必須承認當局的監視是十分嚴格的。有一個研究東德問題的朋友告訴我，他絕對相信當局的嚴格監視能力。當年東德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爲國家安全部工作，至于信件、電話的控制更是十分嚴密。我在北京家裏打電話的時候，有幾次突然斷了，朋友告訴我，那是在查我和什麽人通電話。還有一次我給許先生連打了兩天的電話都占綫，而後問許先生，他的電話實際上始終都空著。
無論怎麽說，平安出來沒有更多的麻煩也似乎應該知足了。這次回京應該說收穫還是不小。除看了母親以外，還見了許多老朋友，瞭解了一些國內的情况。將近離京時認識了陳小雅。她寫了一本《八九民運史》，我帶出來了一張軟盤，上周她來信全權委托我在海外爲她聯繫出版的事情。她的這本記叙八九民運的書，我認爲寫的應該說是少有的一本有觀點的書。在她的書中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問題：
例如，陳子明、王軍濤問題。陳子明和王軍濤有一個三綫計劃，第一綫爲學生搞得越激烈越好，不惜流血，第二綫是知識分子，利用知識分子向政府繼續施加壓力，第三綫是他們自己，利用上述壓力增加他們和當權者打交道的本錢，進入權力系統。自八十年代以來陳子明和王軍濤時刻想取代陳一諮等人進入權力圈。
中國有持不同政見者嗎問題；方勵之不能和薩哈洛夫、哈威爾和曼德拉相比問題等等。
見了王丹和包遵信。王丹我覺得很淺，但是似乎人還可以。王丹的一篇總結八九民運的文章，我粗看了一遍，感到仍然沒有任何進步，是一篇典型的共産黨文化的産物。整個總結從語言到看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都是過去總結群衆運動的政治語言，因此沒有任何新意。陳小雅提出的陳子明問題，說穿了其實也是共産黨文化問題，共産黨在過去搞的學生運動，以及和他們對待每一次政治活動的態度都是如此。學生運動是手段，而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高的。這和人權是最高原則的民主運動是完全不同的。王丹把嚴家其、陳一諮等人統統都作爲民主派，不僅是缺乏分析，而且可以說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和規範沒有認識。Li Chen和Lynn White的一篇文章說嚴家其、陳一諮等人最多不過是熱衷于製造一些民主噪音，他們和民主派在價值問題上有根本的分歧，他們的目的是反民主的。這是十分正確的意見。陳子明和王軍濤以前和嚴家其陳一諮是完全一樣的，不過如陳一諮所說，他們沒有能够進入體改委的圈子，如包遵信先生所說，他們雖然沒有在船上，但是積極爲船上的出謀劃策，時刻渴望上船。陳小雅書中所揭示的五月下旬他們的活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與包遵信的談話使我突然發現八十年代在北京的每一個大一些的活動，包遵信都參加了，這倒使我對他有些懷疑了。
此次回京還見了張鐘靜、董光璧，我沒有去所裏因此沒有見到其他人。所裏現在派系鬥爭更厲害，我雖然對此沒有興趣，但是我明白政治和派系原因，我如果回國工作，所裏是不會要我的，這以戴念祖爲代表，其實年輕人，如現在掌權的劉頓、王芸生，也都不願意我回到所裏的。而我由于申請哈佛中國為研究計劃沒有成功，我現在很認真的考慮什麽時候回去，回去能到什麽地方工作的問題了。當然這次回去，國內的形勢使我感到，謀生在國外可能比國內要容易且穩定一些。這一年學文在臺灣人開的一家計算機店作會計，我們生活還算穩定，但是，所能作的事情如果說有一點用，也只是對中國人，對大陸有用。因此總想，也應該早日回大陸。我此次回去，有一些朋友希望我能回去，但是究竟什麽時候回去，沒有人願意提供肯定意見，因爲一般都覺得鄧小平之後會有一段混亂，政治上的危險，必須自己去衡量，去下决心。象這次回去探親一樣，我會審慎考慮，何時回去最好，一旦下决心，我會毫不猶豫的去做。目前，最大的問題除政治形勢考慮外，主要是還學文是否回去，若一起回去，則無任何變通餘地，若我先回去，則進退較爲自如一些，但是，這樣每年我們又會分居相當長時間，也是不好的事。無理如何，今年年底我準備再回去一次，因爲只有這樣，對我母親才會好一些，我母親已經七十九歲，她一人生活，吃、穿、住、行都有困難，不能到達和常人一樣，我深感對不起她，但是由于此次警察等始終監視，故我的離去母親情緒倒還穩定。因此勉强彌補的辦法是我增加回去的次數，我想最好在年底再回去一次，至遲明年二三月。
關于我和學文去丹麥之事，看來困難較大，一是考慮生活問題，如果我今年再跑，經濟上壓力太大，二是她上班請假問題。現在她每天八小時上班，她的公司是一小公司，女老闆德語不好，離不開她，而她和該老闆也還相投，因此也盡力配合老闆。三她現在拿的是德國發的臨時護照，她需要安定的工作位置，這對于她以後的護照問題的進一步解决有利。
關于到歐洲旅游，比較好的買票方法是：
可買：
一．Eurail
Pass ，只有一等車厢，在指定期限內可在歐洲隨便乘車，分以下幾種：
（1）648美元， 21天有效；（2）798美元， 1個月有效
（3）1098美元，2個月有效； （4）1398美元，3個月有效
二．Eurail
Flexipass ，也是只有一等車厢，分以下兩種：
（1）560美元，在兩個月內，可以任意選十天乘車，在該日內可隨意走
（2）740美元，在兩個月內，可以任意選十五天乘車。
二十五歲以下有幾種選擇：
（1）398美元可在十五日內隨意乘二等車厢在歐洲各處旅游
（2）578美元可在一個月內隨意乘二等車厢在歐洲各處旅游
（3）768美元可在兩個月內隨意乘二等車厢在歐洲各處旅游
（4）255美元可在兩個月內可以隨意選五天乘二等車厢在歐洲各處旅游
（5）398美元可在兩個月內可以隨意選十天乘二等車厢在歐洲各處旅游
（6）540美元可在兩個月內可以隨意選15天乘二等車厢在歐洲各處旅游
上述票在歐洲以外買要比在歐洲買便宜的多。
我離京前兩天腰又扭傷，只是因爲拖後返德，會有很多不便，才堅持按期啓程。回來後休息了近一周才能起床。十年來腰的問題一直纏繞，稍微勞累不注意，很多時候是一伸手腰就抻傷，此次又是彎腰拿東西時，突然感到不好，腰便有十幾天直不了。信拖至今日
請您原諒！
祝您身體健康！
夏日愉快！
維光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3.德國現狀及關於與許良英先生的分歧
戈先生：您好！
給您的信發出後第三天收到您幾乎同時寄出的信。林正弘那裏，我自離台至今還沒有給他寫信。在京時因爲忙也不便，回德後又一直想安靜一下後再給他寫信，故一拖再拖。我最近在編輯我和學文的文章，準備先在波鴻大學作爲我們那個研究計劃成果出一個文集。然後我準備再擴充爭，取在港臺各出版一個集子。現在已經寫出的文章各人已經都有二、三十萬字了。這件事情做完後，我準備把那次與查汝强的爭論寫一篇文章，材料已經基本準備齊了。這篇文章主要以自我批評爲主，想寫我自己在思想以及文風上受共産黨意識形態及那種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影響。想把規範轉變的困難寫出來。還準備寫一篇“白洋詩歌群體和中國當代文學”。此次回京看到國內那種憶舊，觸發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準備寫一下七十年代我們插隊時的追求，以及如何評價它。與此同時我想準備材料，再寫一篇關于從東歐的變化看大陸知識分子，構思也早已經有了，材料也基本有了。
七月初李鵬來德國訪問。且不說這是一個典型的爲了經濟利益而不顧顔面的交往，將肯定記在德國的歷史簿上。我只是中性地談談這位十幾億人的大國領袖的失體。不知是由于這是李鵬上臺後第一次訪問西方大國，還是怎的（可能是感到他帶了幾十億的定貨單而成爲德國巴結的對象），這位領袖在開始時得意忘形溢于言表，和科爾合影時居然眉飛色舞、手舞足蹈的比畫著和科爾比個子，以致合影後東倒西歪地走向另一間談話大廳。在第一、二天的訪問中包括會見外長金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和德國總統，李鵬的臉部表情都是在以前在電視上少有的，近似嘻皮笑臉，走路也搖搖晃晃。李鵬雖然得意，但是，他非常害怕示威者，每次出外都是遠遠避開示威地點，繞行，以致經常遲到。周四按計劃李鵬應到柏林勃蘭登堡訪問，那裏早就有幾百人，很多是以前東德的人在示威等他。他們認爲勃蘭登堡門是統一和自由的象徵，李鵬來此將會玷污這座門。柏林市長爲了防止以外事件發生，在該門所在廣場布置了應付各種情况的警察。但是李鵬，知道了這裏有示威群衆，他沒有通知等在廣場上的市長，就直接乘車轉向機場，市長白白在那裏等了一個多小時，非常惱火。在外交上這是非常不合禮貌的行爲。李鵬直接由柏林飛往魏瑪，在魏瑪有遇到很多示威的人，本來李鵬參觀完哥德故居後要步行穿過市中心步行區，到一餐館用餐，但是李鵬要求市長將示威的人驅散，市長表示在民主國家無法作到這一點。李鵬遂决定提前離開該城市，飛往慕尼黑。在參觀時哥德故居時，照例要先簡要介紹哥德的生平，當館長講到，哥德故居深刻幷且高度地和自由的尊嚴與個人的不可侵犯聯繫在一起時，李鵬立即說不想聽介紹了，要參觀。翻譯只好對主人說，李鵬以前讀過哥德的書，知道這些，所以他不想聽了。李鵬到達慕尼黑後，又因爲害怕碰到示威，取消了一切參觀游覽活動。德國報界把上述事情稱爲“醜聞”，說李鵬不是平常的客人，所以肯定會有不平常的事情發生；德國政府不應該把這樣的客人象通常那樣，帶去參觀勃蘭登堡門，讓他到這座象徵統一，自由戰勝專制的門去，肯定會有不平常的事情、醜聞發生。德國的政治家應該知道，生意不是一切。在柏林舉行的歡迎李鵬的宴會上，很多位子都空著，受邀的人很多拒絕參加。當地的市長在宴會上致辭中說：“任何壓制監禁批評者的制度都注定要失敗。”
此次在京時，我幾乎沒有就理論及觀點和許先生交換看法，回來寫信談了幾個看法，我料到必然引起他的不快，但是沒有辦法。其實我已經寫得很含蓄了。今天接到朋友來信，果然，許先生又幾乎要“槍斃”我了。這其實在意料之中，我把我的那封信從計算機中調過來附在下面，供您一笑。
“在此關于您對一些問題的提法，我也有些想法，特提出來和您商量。
一．您說在中國沒有幾個懂得民主的，也沒有人認真研究民主問題。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够準確。民主問題分價值問題和方法問題。某些人幷不是沒有讀過民主的書籍，而是因爲不接受民主的價值。或者說基于他們舊有的心理規範，對一般所說的民主有一種先天的抵制。而民主的方法問題則的確是幷非每個人都瞭解的很詳細，而有些方法如何仍然是在討論。那些宣揚擁護專制，新權威主義的人决非都沒有讀過關于民主的書，有些人可能還真對民主研究過，但是他們却沒有接受民主。說他們不懂民主，似乎不够準確，用懂和不懂民主來說，則會出現錢穎一說您沒有到過西方，不瞭解所謂民主社會，反說您不懂民主的爭論。
二．關于把八九學生運動後期歸于失去理性的問題。我認爲在這個地方用理性這個詞幷不能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當時的問題。因爲究竟什麽是理性，幷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不同的價值系統下有不同的理性標準。按陳子明的三綫計劃，利用學生運動製造流血，然後他們有資本爲當權者服務，進入共産黨權力，推動改革，那麽流血就是理性的結果。按照鄭義的想法，絕食在五月下旬每堅持一天，在電視鏡頭下和廣播中就會對全世界産生更大的影響，對全國人民産生更大教育作用，那麽五月下旬的行動就是理性的結果。
以人權，人爲最高原則與以政治目的爲最高原則的人對理性的看法是决不一樣的。
關于六四鎮壓是否是學生運動失去理性造成的，或者問題不這麽提，學生運動由于失去理性因此失去了它所應有的最好結果，我認爲也是還可以再思索的問題。我現在不敢匆忙下結論，因爲事關人命問題，而我自己還活著，我只想對比兩個例子，
1．是解放前您們搞學生運動時，是否每次學生運動結果是流血，甚至死人，那麽就是失控了，失去理性了呢。我不知道那時搞地下學運是如何總結的。
2．羅馬尼亞事件時不但發展到流血，而且還抵抗了，因此造成了後來的變化。是不是這就是合乎理性
的行動了呢。
這兩天在看余英時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是這本書的第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您是否讀過這篇文章，不管是否同意他的觀點，這是我看過的討論中國文化問題最好的文章，無論就對方法的掌握和對概念及問題的把握，余英時都遠過于其他討論這一問題的人。
在我瞭解德國的思想爭論時，深感許多時候不能只從字面和概念上理解，必須瞭解它的思想甚至人事背景才能明白一篇文章說的是什麽。由此，我突然想到在美國科學史界對魏瑪文化及其非理性對物理學的影響的看法，美國科學史界也許和德國的某些領域一樣是左派占上風，他們的這些研究和看法有著美國自身思想爭論的特點。瞭解現在科學史界活躍的那些教授的思想傾向和政治傾向，對我們正確判斷科學史研究的現狀是有幫助的。凡事不能只從字面和詞句上看和理解。所有研究其實都有著它自身的思想和社會背景。”
在我認識許先生之後，這樣的爭論已經不止一次了。七六年初夏，我第一次見他，與他爭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我那時推崇啓蒙，推崇科學和經驗主義，他大駡我，維護馬克思主義。其後一次爭論，我說中國壞就壞在知識分子身上了，我對他說，我文化革命中由于年歲幼無知，跟著幹，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讀過愛因斯坦的書，爲什麽一直不覺悟，他認爲這是我的偏激。八二年，在他家和他關于哲學問題的看法、對實證傳統和啓蒙傳統的爭論，由于他的激烈攻擊，致使我不得不懷疑自己。由于涉及的是許多哲學的基本常識問題，我整整苦惱了一兩周。那一次是學文幫助我度過了這一關，因爲她那時已經大學哲學系畢業，也讀過一些哲學書了。我和她談了很久，她說，你的理解是對的。許先生對哲學的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于是我堅持走了下來。當然我沒有料到，那次爭論後，他還是希望我報考他的研究生。在那時我對許先生的評價是，人很好，但是思想不深刻。他的兒子和我是好朋友，七十年代時，也和我激烈地爭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後來他自己學了經濟學，在哈佛拿到博士，想應該是完成了思想的轉變。
九○年、九一年關于我的幾篇文章關于八九民運的看法和許先生又有很大的不同，那時他就要槍斃我，來信說你要繼續堅持這種觀點，我就不再認你爲我的學生了。他兒子也來信說，請你在和我父親爭論時注意他的身體。于是，我不再和他繼續爭論。爭論的問題，有些後來他修正了自己的意見，有些仍然存在。他自己悄悄地修正了的，如關于人權問題。我把人權放在第一位，而他來信說，五四從人權改提民主是一進步，而你重新把人權放在第一是退步。他所謂保持學生運動純潔性，知識分子都不介入運動，認爲八九民運失去理性等一系列看法我認爲都是值得討論的。他看問題的框架仍然在舊的思想中。對于他的一些看法是否是膽怯的自我逃遁的觀點，我也持保留態度。人是可以膽怯的，承認它也不是羞耻，問題是很多人還要論證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方勵之進美國使館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以前林培瑞在《九十年代》撰文談方勵之進美國使館的過程，說到當時李淑嫻已經緊張得說不出話來了。最近原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也有相關的談話，對方勵之很不利。記者問起，方說歷史會有公正評價。其實，我們自己都有膽怯的時候，何必活得那麽累，要拚命否定別人的批評，掩蓋或打扮自己呢。我現在認爲，無論是方先生還是許先生都無法和哈威爾相比，哈威爾是個人。儘管如此，許先生還是能不時地修正自己，我覺得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了。
許先生曾經激烈地批評余英時，但是我必須承認，看了余英時的東西後，我認爲余英時代表了一種學術新方向。去年許先生曾經激烈地批評《萊茵通信》上戴海寧的一篇關于昂那克（前東德共産黨總書記）審判的文章，討論現代法制國家在處理這類問題時的困境。由于舊的思想框架，我懷疑這些問題許先生究竟能否理解和把握。
此信先寫到這裏，望您保重身體！
夏日
愉快！
維光
1994，7，13
4.與戈革先生談與他不同的看法
戈先生：您好！
郵去打印好的幾張詩。有兩張顔色稍微淺一些，字體我采取了不同的，但是由于計算機中只有這幾種，因此選擇不多。
我隨信在郵去兩篇文章，一篇是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序言，一篇是我九○年爲臺灣一家雜志寫的文章。陳小雅，我是初識，她的經歷和思想過程，都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以後是否是一路的人，也很難說。但是作爲一種意見，一種有勇氣，而不是世故的意見，我還是願意支持她。另一篇文章，是想說明我自己關于知識分子的信念，這些信念不是只是口頭說說而已的，而是我自己做人的座右銘。我還是願意聽您的不同意見，和您討論。
關于民運人士問題，我和學文這些年從事了很多工作，在一些人眼裏，我們就是民運人士，因此我在所有文章中從來沒有一概而論。而對于那些靠拍共産黨馬屁，幷且現在還在說共産黨好話的人，我絕不會一聲不吭。坦率說，我和學文都沒有受到共産黨很多的迫害，但是，任何人只要稍微有一點人性就不會容忍共産黨那一切的。共産黨沒有人性，那不是自今天開始，幷且也不是難以辨認的，而是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裏。我最近讀書再次看到，很多著名作家思想家早就看到斯大林肅反等罪惡，但是却由于相信共産黨代表進步，而始終視而不見。其實對鄧小平也是這樣，鄧小平歷史上從來是專橫的代表。說共産黨在四十年代比國民黨好，我也不是十分相信。因爲，學文父親的一位老同學，三十年代末期去延安，文化革命中學文和我去看他，他說，共産黨從來沒有把我們當做自己人，從那時起我們始終處于被整肅的地位。共産黨整王實昧也是在那時。儲安平，與共産黨一起反國民黨，共産黨一勝利儲安平馬上就說，過去是民主少，現在是民主沒有了。即使在四九年前共産黨的黨內鬥爭也是十分殘酷的。在我懂事後，看了一些對共産黨有清醒認識的知識分子的書。我常常想爲什麽他們能够看到這一切。我覺得人必須有反省精神，我現在一想起文化革命時跟著幹，那麽愚昧，而且那麽明顯的道理我却看不到，就對自己感到噁心。
哈威爾說的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共産黨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它的同謀，締造者。我雖然可以說自從七○年以後，我不僅對共産黨有了認識沒有再參加任作協作，而且在任何總結發言和見之于文字的東西上沒有再說一句忠于黨，但是現在看我以前寫的批評查汝强的文章，仍然看到很多很壞的行文習慣，共産黨對我的影響太大了，以致我花了二十年還沒有清除掉。陳子明等人至今還在說共産黨的好話，我當然不能容忍。共産黨絕不是只是八九年開槍這一件事錯了（如陳子明等人觀點），共産黨也不是在一九五六年後走得快了犯了錯誤，（金觀濤觀點），我也不同意共産黨四九年時就是好的。至于共産黨黨內有無好人，那是另外一回事。談共産黨和談共産黨員是兩個範疇的事。但是有一點我有疑問，那就是于光遠是不是好人，共産黨內好人是難居高位的。文化革命前在科學思想界左的教條的建立和宣傳恐怕都和于光遠有關。這個問題可能和周恩來是好人還是壞人一樣的問題。
我講這些話幷不是想說服您，也不想證明只有我們自己是正確的。在人生的舞臺上，每個人既是觀衆又是演員，在這個舞臺上有各種角色，我們只想演好自己的角色，知識分子角色。只是希望您能容忍那些共産黨內的好人，也能容忍我們和我們的這種意見。我們的作用至少不比那些共産黨內的“好人”更消極。
炎熱夏日，和您討論這些讓人不愉快的問題，還請您原諒，但是學文和我對您是出自內心的愛戴和尊敬，我們當然也知道您對我們的愛護，所以希望暫時保留意見。
祝您身體健康！
維光
1994，8，5
5.最後書信——與包括戈革教授在內自然辯證法界訣別書：
戈革先生幷轉梁志學等自然辯證法界前輩
戈先生：您好！
本來劉遼老師是爲了我好，所以來信徵詢我是否願意參加愛因斯坦全集的翻譯工作。我原無意參加此事。因爲我手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時間和精力。但是想到劉老師的好意，想到我們對愛因斯坦思想和人品的喜愛，幷且今後我們還想做這方面的工作，就對劉老師說願意做一點。沒有料到就是這樣一件小事，“翻譯”而還不是寫作，竟然會引起戲劇性的反應，認爲我“文風”不好，而不願我參加，甚至把我和金觀濤相比。這真讓我羞慚汗顔，我一直把這些人看作老師，覺得即便過去他們曾經參與了共産黨文化的創建，但總還是和共産黨文化有些距離，對我多年來的努力應該能看到。沒想到我錯了。不少人說，我寫文章總是把話說的牙青口白，甚至點名。但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不這樣，所提的問題得不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這一次不幸又是如此。
現在恰好您來信也談到我的文風，我願意把我對自己文章的反省，把當年關于自然辯證法辯論的一些事情的反思和想法拿到桌面上來和諸位老師交換看法。
一．關于我批評查汝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
─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對自然辯證法的批評
我在寫作關于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的系列文章中，本來準備把那次批評自然辯證法事件作爲一個案例來剖析一下，寫作的目的我不止一次地强調想以自我批評，自我解剖爲主。這篇文章由于涉及自己究竟如何處理我始終沒有想好，因此一拖再拖，至今沒有動筆。但是我自九○年後就不止一次地在會議報告中坦承，對曾經寫過那樣的文章感到臉紅。我認爲那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對抗式的文章。我再也不會如此去寫了。
我以我自己的例子向與會者說，我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背叛馬克思主義，從認識論、科學思想開始反思，但是時過十五年，我的文風還是沒有完全變過來，八八年我在自然科學史所做的報告中也說過，我做的首先是擦黑板，但是怎麽擦還是有很多痕迹。我這樣自覺的去努力尚且如此，那些沒有意識到這點的人，只會比我更糟糕。我這樣說，是以期引起人們對共産黨文化的反省。這也是我想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一個反叛馬克思主義十五年的人，他却依然寫出這麽醜的東西。
雖然如此，在何祚庥所編輯的查汝强文集中，他的後記却還是給了我一定的安慰，那就是他說我要取消自然辯證法。我很高興，他看到這點，因爲這是我當時所有所做的唯一一點有價值的工作。
其二就是我的文章無論就問題的提出，還是論述的角度，還是遠比所有參加辯論的其他人的文章要好，因爲只有我不是從自然辯證法的角度論述問題，而是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否定它。
二．關于梁存秀先生和范岱年先生扣押我的批評自然辯證法的那篇文章
─從科學史的角度提出要根本否定這種自然哲學
我給梁存秀先生的那篇文章，是從自然科學史的角度，就我能得到的資料，來闡述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科學史的發展毫無作用，而且這種黑格爾式的自然哲學在德國的嚴密科學史上是被趕出去的對象。爲那篇東西還學文在德國的一些期刊上幫助我查找了一些資料，那時我還不懂德文。這些資料都是在國內上沒有出現過的。但是這篇文章被范岱年先生以資料陳舊爲由在即將登載時拿了下去，在我離開大陸後也被梁存秀先生從文集中拿了下去。
先說范先生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爲無論怎麽說這篇文章的資料都比《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登載過的金觀濤、樊洪業等人的文章資料要新幷且多。這篇文章寫的幷不好，不成熟，但是不比金觀濤及雜志上的其它文章更差。幷且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重要的。即自然辯證法與自然科學毫無關係，而且這種自然哲學曾經阻礙過德國自然科學的發展。
我到德國後，曾經請漢斯·阿爾伯特先生就我想要從事的關于自然哲學的研究寫一封推薦信。他推薦信的第一句話就是，自然辯證法式的自然哲學過去和現在從來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毫無影響，這個問題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對于來自馬克思主義國家的人却是值得弄清楚的。
說實在的，當我提出這種問題時，我感到羞愧。這種無意義的，毫無學術價值的問題，而我却提出來研究。象下文提到的實在論和唯物論區別這樣的問題也是這樣的毫無學術價值的問題。
即就這一點而言，我永遠也不能原諒范先生、梁先生對這篇文章的扼殺。這個問題早就應該由他們提出來，他們沒有提出來，我提了，他們還壓制我。由于他們的壓制，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提出來。而且他們只會打擊封鎖象我這樣的人，而對金觀濤以及類似的人，很遺憾，他們從沒有做過什麽以盡學術界權威和前輩職責的事情。當然他們不可能做什麽，因爲金觀濤是他們培養的産物，是沿著他們所走的道路走下來的，在“學術”基礎上，他們對金觀濤沒有反感。而我是要反叛他們，對他們的思想不屑一顧，要把這些理論送進墳墓。
再說梁先生那本文集中的其它一些文章，就討論的方法和使用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來說，沒有任何學術價值，例如吳國盛的文章，典型地是在自然辯證法中，在馬克思主義中討論自然辯證法。這種文章從所用的概念到論述方式，語言都是純粹自然辯證法式的，所不同不過不是查汝强的結論而已。實際上這種自然哲學從根本上就是和自然科學格格不入的，它的認識論基礎完全是專斷的。
自然辯證法向何處去？根本就是一個無意義的問題。整個文集除了有一點社會意義外，毫無學術價值可談，可談的就是如何把這種哲學扔到紙簍中去。由于我正處于轉型時期，我的文章有不少毛病，甚至很嚴重的毛病，但是我提出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這是那些文章遠遠不及的。
梁先生拿掉我的文章，只是說明梁先生仍然維護自己的知識框架，看不到外面的東西。這無非意味著共産黨不對，查汝强不對，但是梁先生是對的。而我要批評的主要是思想和知識框架，而不只是批評查汝强個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當然包括梁存秀、許良英老師和您們這些曾經很深地參與自然辯證法工作、討伐過西方科學家及其思想的前輩。諸位自然辯證法界前輩，你們那個人沒有從事過這種鞭撻工作呢？可是除了許良英先生對自己的以往有自我批評外，你們哪個人進行過呢？看看你們以往和現在的文章吧？那才是真正的極權社會的學院精英體鼻祖，我不過是受了你們一點影響，而且在不斷地擦拭還是擦不盡而已。
雖然如此，我還是認爲極權社會的學院精英體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願意和你們坐在一起就你們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逐字逐句地分析，如果你們現在有了能力，可以幫助我排除那些尚留在身上的痕迹，我還是感激不盡，因爲，我早對自己身上怎麽也擦不盡的你們對我們這一代的這些影響深惡痛絕了！
我今天之所以重提這些問題，正是要表明梁存秀先生和查汝强等人一樣不僅是共産黨文化的産物，而且是這種文化的維護者，梁存秀先生和查汝强等人的區別不過是性格，一些觀點，一些做人方式不同而已。這也是梁存秀先生先天就感到和我格格不入的原因，因爲在學術上如果真是如我所說，他們這一生就全完了，什麽也沒有了。
今天重提這一問題也使我進一步清楚，我們所說的自然辯證法界其實就是梁存秀先生和諸位前輩，所謂于光遠的一圈人近半個世紀在中國經營的，我和諸位前輩的分歧正是過去和查汝强爭論的繼續，這場自然辯證法問題的爭論遠沒有結束。我是誤入鶏群的一個异類，諸位沒有進行過反省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界前輩，當然不會容忍我不斷地對此發生异聲。范岱年先生和梁存秀先生扼殺我所利用的正如阿明·赫爾曼在《量子力學初期史》中所說的，那時你面前是一個大厦，稍微不留心你就會被說成是一個生手，而被排斥。
最後，就是梁先生在八八年我離開大陸之前就此文集問題和見過很多次面，直到我離開大陸前兩天還和他通過電話。但是，梁先生從沒有向我說過一個“不”字，讓我修改，而在我離開大陸後就拿下我的文章，這就是你們的道德嗎！這樣做人未免太沒有品質了罷！
三．再談極權社會的文風和極權社會的文化知識問題
如上所述，當我自省我的這篇文章時，幷不意味著梁存秀等人的文風就好，我的文風是受這些前輩的文風影響而來的。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對許先生說，我們這一代如此就是受你們那一代的影響所至。你們在過去自然辯證法雜志上寫的文章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文章，幷且你們的寫作比那些共産黨搞宣傳的人還有迷惑性。
我曾就扣押我的文章給《哲學研究》編輯部寫過一封信，信的意思就是，你們懂得什麽叫學術水平嗎？看看幾十年來的《哲學研究》，哪篇文章能够留下來。如果你們知道什麽叫學術，那麽這場辯論也就有結果了。本來我的反省是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反省自己。但是幷沒有達到這一效果，好象只有金觀濤不對，受過前輩影響的我不對，而在主流文化中您們這些老前輩是永遠正確的。
對梁先生和范先生扣押我那篇文章，我沒有說什麽，因爲，那時我在另一方面也自知文章還有很多缺陷，但是，絕對不是他們說的那種不行。現在。梁先生又來批評我的文風，我想，如果他沒有反省過自己，那麽他批評我的“角度”是我不能接受的。他也沒有資格批評我。他不放心我，我還不放心他那種知識框架和語言方法呢。坦率說，他寫的那些東西和四九年以後的在各類所謂學術刊物上的那些狗屁文章有什麽區別。
我自從七十年代初期反叛後，就不再看那些共産黨文人寫的東西。意識形態有了一個變化。自從我進入自然科學史研究以後，逐漸接觸到真正的學術研究是什麽，研究方法有了一個變化。自從我到了海外在海外寫東西，語言逐漸有了變化，現在，我還在緩慢地變化。我一個四十多歲的人，還要在知識和語言上補課，其中除了政治原因外，完全就是因爲上一代知識分子太不行了，如果上一代稍微行一點，我們就會少走很多彎路。如對自然辯證法的看法問題，以及很多研究方法和資料問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上一代人在《自然辯證法通訊》和《哲學研究》等等刊物上發表的東西不是沒有罪責的。白紙黑字影響了多少人！時值近日，戴念祖和沈惠川等人不都是老一代人影響下的産物嗎。你們反省過自己嗎！
這就是我在“我們的精神究竟在什麽地方病了”一文結尾引述哈威爾的話所强調的，問題不只是共産黨，束星北、王福山，而是我們每個人。“當我們提到道德敗壞的環境時。我幷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從不往窗外望的特權人物，我指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因爲我們早已習慣于極權統治制度，接受它作爲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幷允許這事實一直運作下去，我們不只是它的受害者，我們也是它的創造者。
如果我們把過去四十年來的悲傷情况看成是某位遠親送給我們的一件東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我們必須要求自己對這個情况負責。如果我們能够這樣做，我們才能明白，我們是可以改變這個情况的。我麽不能把過錯全部推到以前統治過我們的人身上。不僅因爲這是不正確的，而且這麽做會使我們低估自己應負的責任，以致我們不能主動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擇。”
四．寄生在極權社會的政治文化上，還是反叛極權社會的政治文化
─關于我的文章和金觀濤的文章的區別
在我從裏面向外走的時候，我的文章當然仍然存在著很多受梁存秀這些前輩文人影響的痕迹，這是我和金觀濤文章相同的地方。但是我的文章和金觀濤的文章還是有根本的區別。
這些區別表現在：
1.對我來說，首先要解决的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即知識框架問題，反省自己，重新審視基本概念，要求自己言之有物，有據，力戒說假話空話，力戒談自己不瞭解的東西。雖然我談的也許仍然不精確。
2.在語言上追求清楚、明白、直接、樸素。
3.我的文章談具體問題，不要建立體系，不聲稱探索歷史規律和爲現實政治服務。
4.我不利用文章和前輩們拉拉扯扯搞關係，獵取社會和政治效應，向上爬。這種傾向在諸位和姚文元戚本禹同時代的前輩身上也曾有過不同的反映。
5.范先生一手提拔的金觀濤惹諸位前輩不快，是因爲搶了風頭，占了諸位前輩的位置，不把諸位放在眼裏。而梁先生等諸位前輩不肯見容于我，則是因爲我對這樣的權威和地位不屑一顧，對諸位前輩的知識框架和文風不屑一顧。雖然都是不屑一顧，但不是一回事。
凡是對共産黨文風和文化有一定認識和看法的人，有一點真正哲學知識，不是共産黨教科書上那樣教條概念，把一切哲學都歸爲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人，必然會看到我的文章和金觀濤的區別。
至于諸位自然辯證法界前輩是寄生在極權主義的文化上，還是在追求另一種文化和學術，你們的過去乾淨嗎？你們的學術研究乾淨嗎？你們的目的乾淨嗎？那需要每個人自己反省，不用我來說。我指的當然不僅是政治，而且包括學術研究方法、語言、概念上，與最根本的對哲學等思想問題的理解。
五．極權文化中蛻變出來的艱難
─我現在對自己文章的反思。
我深知，一個在那個文化環境中長大的人，在二十歲以後改變自己，重新建立另一種精神和思想，重新用另一種方法研究寫作的困難。這種改變也許確實如毛澤東所說的是脫胎換骨的改造，因爲我們已經被毛澤東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這個改變中，我沒有能得到諸位前輩的任何幫助和點撥。
我的文章的毛病現在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對問題的把握和認識問題。另一方面是文字問題。
在前者，由于我雖然早已拒絕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但是要真的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方法是一十分艱難的過程，對很多概念的重新把握要比從無知接受它困難的多。例如夏天的時候，您曾經對我說范岱年先生到丹麥研究實在論和唯物論的區別。我大吃一驚，沒有敢繼續問您，如果真是這個題目，是十分可笑的。對西方人來說根本不存在這種問題。不瞭解這個區別怎麽進入學術研究，但是這的確是我們要弄懂的問題。由于這種問題的存在，把愛因斯坦思想稱爲唯物主義，對西方人來說是莫名其妙的。再例如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各種左派思潮、非理性思想，在九○年前我都不敢批評，只是覺得不對勁，九○年後開始逐漸看到，但是一摸到門，還沒有把握好就不得不寫文章涉及，因爲除了仍然跟著共産黨文化走，否則，只要涉及根本性的問題，就必然涉及這些，回避不了。
這也是最近我寫了一些雜文的原因，因爲可以回避一些討論，而繞道把問題先提出來。例如第四篇文章中的理想主義問題，兩種文化（極權主義文化）問題，第三篇文章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結構問題，從三十年代以來語言的蛻化問題。知道五分要寫五分，怎麽可能把文章寫好！所以我常常有趕著鴨子硬上架的感覺。
這些問題本應該由老一輩人指導來做。但是，前輩們連提出這種問題的能力都沒有，只有我這樣依靠在共産黨的封閉社會中所受的殘缺不全的教育的人來做。我雖然做的不好，但是做了。總比你們的後代金觀濤要强。知耻近乎勇，前輩難道不應爲此知耻嗎？
關于文字問題，我自己當然知道要不斷提高自己。這也是出國後我經常對別人說，思想進步了，文章乾淨了，但是中文的文字却失去了進步的環境和可能。我請朋友給我郵寄一些古典散文來，希望能得到比《古文觀止》更多的古文文本。洗煉文字之間的聯繫和張力，是我要不斷努力的。但是我也知道，三四十歲的人中很少有人有我這種認識，幷且省察自己的不足。無論誰能在文字上指出我的不足，我都是仔細思索，不會作爲耳旁風。
每年過去，我都會回顧過去一年看自己有無進步。我雖然已經四十多歲，但是，我感到每年還在進步，這是我欣慰的。我相信，再過幾年，在思想上和文字上，我還能更上一層樓。
現在我要說的是，在背後向我射暗箭的是射不到我的。因爲我已經不認同那個極權主義文化世界，我如何和這些外界無關，問題是我自己究竟是怎樣。
六．究竟是誰不够資格
要我翻譯幾篇給梁存秀先生看？這是一種故意刁難。就德語，就對德國哲學、文化背景的瞭解，就對科學和愛因斯坦的瞭解，翻譯愛因斯坦的文章，梁存秀先生有什麽資格對還學文和我審查。共産黨的哲學教授頭銜幷不說明什麽問題，我們能不能合作，如果只是一方面的適應另一方面，我不會參加。
梁存秀先生這一代人用馬克思主義狹隘的教條框架把中國知識界引入了一個歧途。他們對德國哲學的理解和介紹完全和世界其它地區的不同。我想被梁存秀先生派出國留學的學生一定會對此有所理解。他們在國內學到的那套方法，到國外來完全不能用，要重新來。他們每個人都感到，幷且痛恨共産黨的哲學教授們浪費掉他們的寶貴青春。
具備什麽樣的資格才能够較爲準確地重現愛因斯坦的文章呢？
首先，且不談梁存秀先生從馬克思主義主義教條對費希特謝林等德國哲學家的詮釋和批評的錯誤，但只就研究愛因斯坦來說，馬克思主義加上費希特謝林的哲學背景，只會離愛因斯坦越來越遠。二次大戰時，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經想請愛因斯坦爲他想美國的大學寫一封推薦信，以使他能到美國去。但是愛因斯坦終究沒有給他寫，因爲他的哲學傾向正是愛因斯坦最厭惡的。但是必須說，雅斯貝爾斯應該說那一哲學傾向中最爲簡潔清楚的。
其二，梁存秀先生對科學及其思想有什麽理解。愛因斯坦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事情。理性和科學啓蒙思想的發展，不僅是和馬克思主義，而且和梁存秀先生研究的德國思想是不同的兩條道路。以梁存秀先生那樣的思想框架和背景，只適合在極權國家內部搞馬克思主義宣傳，甚至都不能到任何非極權國家搞馬克思主義研究，何談愛因斯坦研究、翻譯。
其三，愛因斯坦是反叛的，愛因斯坦喜愛音樂、文學，熱愛生活，具有豐富的人性。梁存秀先生這樣的極權文化的信徒，共産黨員，能理解愛因斯坦的愛、恨，愛因斯坦的人格嗎？愛因斯坦一生最痛恨的不正是梁存秀先生的這種思想傾向，這樣的人格嗎？梁存秀先生翻譯愛因斯坦，敢于把這一切翻譯出來嗎？
其四，愛因斯坦的母語是德語，文化背景是德國施瓦比地區的文化，但是愛因斯坦又痛恨某些典型的德國傳統。梁存秀先生知道愛因斯坦痛恨的是什麽嗎？比如說，愛因斯坦曾經說，他居然在受過十幾年的德國教育後，還能保持一點想像力，這是一個奇迹。梁存秀先生瞭解德國的教育制度，理解愛因斯坦爲什麽發自肺腑地說出這句話嗎。愛因斯坦痛恨的正是梁存秀先生“研究”的那種費希特以來的德國的思辨傳統，梁存秀先生能理解這一切，把這一切如實地再現出來嗎？
急于去當祖師爺，不加分析地去排斥別人，這是共産黨文化的特色。其實在研究這些大科學家時，我們每個人都是學生。如真的全面研究玻爾，不懂丹麥文行嗎，不懂克爾凱戈爾及宗教哲學，不懂得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思想基礎近代經驗主義和唯理論（决非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所說的那樣）。而只就這三點談何容易。我雖然早就覺悟，一直在黑暗中靠自己摸索補課，幷“有幸”（直到）四十歲時出國，然而，現在我在搞真正的研究時只能是誠惶誠恐。我唯一能做的只是指出，極權社會是一個荒謬的社會。我可以確切地說的只是，象梁存秀先生這樣的哲學家教授，完全是在誤人子弟，我們可能要化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全清除這幾十年所造成的精神和知識障礙。
我要研究愛因斯坦也正是這一原因。梁存秀先生這樣哲學背景，這樣人格的人翻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地下有知，也會苦笑！而象還學文和我這樣的人，愛因斯坦只會鼓勵我們不要怕犯錯誤。
我對愛因斯坦的喜愛使我以後會繼續從事愛因斯坦研究。研究是個人的事情，參加翻譯一個東西竟然要由誰來批准，不過是那個社會對文化壟斷的結果。詩人多多兩周前在我這裏說，我們這些人的特點就是不怕共産黨。過去共産黨沒有壟斷住我，在海外洋人教授也沒有壟斷住我，現在雖然中國是仍然由幾個人壟斷，但是我相信很快會改變。所以我沒必要屈服于中國的壟斷，參加這樣一個小組。這樣做，也免得這些餘年可數的老先生將自己寶貴的精力花費在這些問題上。我總是覺得，與其如此去弄得彆彆扭扭，不如深夜捫心自問，反省自己的一生。至于我們，只要有精力，肯定不會放弃對愛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紹的。
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接到許先生和趙中立先生的來信，信寫到這裏又接到別的朋友的來信，沒有想到在德國平靜的生活不斷地被這些事情攪擾。朋友說是您說，我的文體和金觀濤的一樣，是精英體。不同意我們參加翻譯工作。我不知這是真的，還是幷非如此。但是如果真是如此，還學文對此深感不解，認爲這種背後的動作，第一，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第二，我們從沒有做對不起您的事，有話爲什麽不能當面對我們說。其三是你們之中的人請我們做的，我們幷沒有把這看作什麽，削尖腦袋向裏鑽。其四，于光遠那樣的臭文章您能給刻印，如果于光遠參加，恐怕你們都覺得榮幸，現在却這樣來評論我們的東西，這只能讓人看不起。比比我們現在的文章，看誰的文章裏大字報駡人的東西多，誰的文風是共産黨體。在海外誰都說我們的文體和思想和任何大陸出來的人都不一樣，竟然在您這裏得到一個和金觀濤一樣的精英體的稱號。這是極其惡毒的攻擊。不知這是真糊塗還是爲了別的目的裝糊塗。其五、其六……。
開始時，我聽到這些消息也感到很突然，茫然不解。因爲就在您一月十二日的信中還是多次說我寄給您的文章“文稿寫得很好”。怎麽到了二十九日的來信突然冒出一段“仍認爲，你寫文章太不精到”，幷且莫名其妙地加了一段“十年以前，我曾經當面說戴念祖的文章是‘大字報體’（當時還誤以爲他可以教誨），但結果幷沒有引起他的警惕，也算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之一例了。”我雖然對您的這種突然的變化不解，但是還是認爲這是爲我好而真的在認真想我的文章的毛病。及至收到別人的來信，知道您在“二十日”的談話，才理解到您這補一筆的良苦用心。我不僅和金觀濤一樣，而且也和戴念祖一樣了，是因爲對您“正面”批評的不滿而至。但是這幷不能把時間和正面還是背後都顛倒過來。只是您的這種批評是太惡毒了，代表了那個社會─“極權社會的知識界精英”對我們的那種刻骨的，想一下子把我們徹底毀滅的敵視。這其實也是金觀濤等人想做的。這人生也真有意思！
理解了這種反常，我也就看得很淡了，這不就是我提的問題，“我們的精神究竟在什麽地方病了”。每個人都說社會道德敗壞，實際上每個人都在敗壞它。經歷了這樣的事情，如果我的追求不這樣執著，我也會變成李醒民、陳恒六、戴念祖的。置于文章，有時間我還是真想和您坐在一起就以您答沈惠川的那篇文章和我的這篇“我們的精神究竟在什麽地方病了”爲本一字一字地分析那些是共産黨文風和文化影響下的産物-精英體，這樣對我的進步有用，也對您有說服力，使您看到我和金觀濤的不同。至于于光遠、梁存秀先生，其知識框架和文風是典型的共産黨社會的教條産物，那根本用不著我去分析。您若有膽識，不妨向他們，哪怕當面向戴念祖這樣的人放兩槍，永不和他們打交道，而不必利用共産黨的文化背景來攻擊我們，隔離我們。不要以爲我們流落在海外，既被政府，也被那個社會的知識界排斥，不可能影響您的任何利益，就可以這樣肆無忌憚。您的一篇海森堡的文章被封殺，您就“至死不能原諒”，我想您是很明白這種您的這種攻擊的分量的。
信封中的兩篇文章是早就裝好準備給您郵去的，雖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還是給您郵去。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講過，每篇文章寫完後，我總是首先要再次檢查共産黨文風和文化影響的痕迹，但是怎麽擦也擦不盡。這不是漂亮話，是真的。所以還是希望任何人能給我以指正。但是，當我這樣反省自己時，絕不意味著從來也沒有想擦自己的梁存秀等先生的文風比我的好！恰相反，不可同日而語！！有了這種反省後，二十多年來，我根本不看梁存秀等先生的文章！這話本來不用直說，現在却不說不行，而且要照著臉說。這才是您說老三届回顧熱的話，犯濺！不打在臉上不自知。
我明人不做暗事，不會在別人背後放箭。此信我將同時給梁存秀先生、趙中立先生、劉遼先生以及我的一些朋友。因爲這些分歧也是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而且正是由于我早就决心改變自己的文風和思想，所以我不怕公開，這些問題的公開會使我在衆目睽睽下，有助于逼迫我提高自己，不在此止步。我希望諸位前輩也把這些問題拿到桌面上來。不要當面說好，背後射箭，甚至拿掉人家的文章。這在道德上叫什麽，我想您們比我清楚。凡是在底下做動作，大約都不很好。所以我不這樣做。我也不裝做忍下，背後發制人，而正面爲了某些目的還往一起凑。
此致！
維光
1996，2，11
戈先生：您好！
今天收到您二月七日的來信。很遺憾我剛剛給您發出一封很不愉快的信。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一切。但是，我必須坦率地說，說我們和金觀濤一樣，比駡我們王八蛋還要厲害。無論就人品還是學品，都是毀滅性的語言。學文和我始終很重視和您的師生之誼，我們對您從沒有一個非字，也很重視您的任何指點。在思想上和學術上，我們不會讓步，但是在做人上，我認爲我們還是始終謹守道德，或說，要求自己盡可能嚴格地做人。我們不會爲自己謀取什麽。有一個原則我們始終遵守，我們不會出賣知識和道德，換取自己的名利。如果不行，我們可以從事其它事情求生，寧肯離開知識界，但是絕不投降。
此致！
維光
199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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