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解讀補遺——談大洋國的文化及知識框架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涉及的是語言及使用它的方式及意義。

他圍繞民族主義一詞的的辨析，不僅涉及了文獻、文學——Literature的語言及使用方式，而且也是更為廣闊，一般意義上的認識論及方法論，即來自古希臘的哲學思想在一個具體領域中的應用案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奧威爾的文學批評和哲學領域中的思想討論，如洪謙先生所批評的“貼標籤”方法，可謂異曲同工。

由於這種相通，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的奧威爾的各種討論，其涉及的精神及思想，更為深刻，更具普遍性——標新領異，務歸雋永。

——引自筆者推特

 

一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2019年在歐洲第一次作為單行本發行，在歐洲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及討論，但是在中文界引起的反應，無論涉及的問題還是關注度都和歐洲大相徑庭。對於這個“不同”的思索，讓我感到了問題的根本性。

我之所以如此認真重視對於《評註民族主義》思想的理解與傳播，如此重視這個不同的意義，是因為它涉及到“現代文化及思想”，“哲學的研究精神”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及能力”問題。它不僅是我，由於生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有自身的經歷，而且也是奧威爾，自從三十年代中期後，把極權主義問題作為自己中心思索的問題而所強調的。

奧威爾在一九四五年接近著《動物莊園》出版後出版了《評註民族主義》，而又緊接著這篇著述，他又繼續把對這類“思想及語言方式”帶來的問題的探究及描述，推進到更為廣泛的一個國家——大洋國，即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治文化社會問題。他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了《一九八四》，在這部小說中，他簡單、明確，且非常具體地描述了極權主義國家中，如何利用文化及知識框架，利用語言及對於語言的控制，具體地用於对人們思想的控制及對於歷史的扭曲。

居於《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之間的《評註民族主義》，顯示了這兩部經典型的著述的聯繫。它讓人們看到：在一個運用民族主義式的思想方式，即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化建立了的極權主義國家中，它們又反過來，運用這種方式更上一層樓地、有目的地、精緻構制了意識形態式的“新話”和意識形態化的“新思維”，並用極權主義的權力強力推行了這個新話及新思維，把曾經是多元化的一般社會文化，徹底地構制成為一個絕對一元化、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文化，根本性地改造了人的思維乃至人性。

這個用民族主義式的思想方法對社會及人的改造的結果是——在這個社會生活的下一代人再也不會像前人那樣看待哲學等各類思想及其概念，而只會用大洋國給予的思維來看一切事物，用真理部的語言來談論問題。

 

思想史研究中的文化氣質及感悟 ——馬勒困厄與茨威格、阿倫特及李歐梵的文化感悟之四

Wie wenige, auch die Tapfersten haben jemals den Mut, klar einzugestehen,ihre Anschauung von gestern sei irrtum und unsinn gewesen.

——Zweig

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很少有人曾有勇氣明確承認他們昨天的看法是錯誤的和無稽之談的。

——茨威格

 

文化氣質、文化感悟，圍繞的是“文化”問題。

文化，就廣義的文學性含義來說，是包羅一切生活方式內容的總體性指謂。但是就力圖準確地描述使用來說，文化一詞卻涉及了帶有不同傾向及性質的具體的指謂。

首先對應中文“文化”一詞的西文Culture，它明確地開始具有中文所具有的“文”的意謂，不過是最近三百年的事情，至於“化”則可以說剛剛開始有這種傾向的萌芽。具體說，馬勒有著很強的這類企圖，茨威格覺得自己所處的那一“文”境出了問題，但是還只是一種無望與絕望。而阿倫特，則幾可說沒有這類感覺，她是自己所存在及經歷的生活與教育中、文化中的勇敢寫手。

對於開始了“文”之過程的Culture，在其變化過程之中，亦有不同的對於“文”理解及追求。

自然，對於中文之“文化”領域中的文化性追求，同樣也是有不同的理解及追求。所以文化氣質、文化感覺可謂是一個非常細膩，且具有豐富內容的問題；在不同文化氛圍中，使用文化與Culture來描述某些現象，則一定會引出各種各樣的微妙問題，形形色色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而這就要求我們，在討論文化問題的時候，更是要以“提出問題”，及“描述、對比問題”為要，而不是貼標籤式的，一錘定音。至於誰，哪種傾向的文化及其感知，能夠未雨綢繆地為未來帶來更多解答和希望，還要未來的經驗事實來證實，或者說不是一個能證明對錯的問題。

14.

在文化問題上，文化感知與個人感知的關係決定了作家及作品的性質。在這個問題上，馬勒、茨威格和阿倫特是很典型的三個人物，三位生活在基督教社會的猶太人藝術家、作家，其所從事的領域及其作品性質各不相同。

馬勒運用的是音符、旋律——音樂，感知的是歐洲、西方文化海洋中的人所遭遇到的問題。

茨威格從事的文學、文字，感知到的是歐洲，二十世紀文化及政治社會的災難。

阿倫特與之搏鬥的是政治問題、政治文化問題，直接面對的是社會問題、現實問題，用拉克爾為她的定位是政治評論家。

由此比較三人的文化態度及文化觀，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文化思想史題目。

關於阿倫特問題的讀書筆記 ——馬勒困厄與茨威格、阿倫特及李歐梵的文化感悟之三

“阿倫特在她那一代人中所引起的爭議，在思想史中的位置，是評述阿倫特及其工作必須研究了解的問題。

它讓我看到：經歷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科學發展，尤其是相對論、量子力學等物理學的認識，從根本的思維方式及思想上改變了時代的歷史性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習慣於從基本的方法及訓練，基本的問題，以及思想氣質上來談問題，而不是捕風捉影、望文生義、東拉西扯。這也就是說，他們力圖嚴格地遵循“近代學術”研究及探索的方法。

這種傾向，不僅與德國黑格爾式的，以及包括帶有共產黨文化氣息在內的各類Romantik思想潮流發展而來的知識氛圍中，談論阿倫特及其思想問題的方式不同，而且也與下代人討論阿倫特的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

對此，以賽亞•伯林和弗格林對於阿倫特的批評很有代表性。而他們是有著深厚根底的來自兩種截然不同傳統的思想家。一位恰好是激發產生Romantik運動的近代啟蒙與自由主義的傳統的繼承人，一位則是從基本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對Romantik運動，宗教性羅馬主義運動的世俗宗教性有著極為明確看法的文化思想家。”

——引自筆者思想筆記

 

11.

對於李歐梵先生在文中所談到的阿倫特，由於李先生是以阿倫特為參照來評述茨威格，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她的思想、方法，尤其是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她在西方學界及猶太人，在過去的這個時代及社會中的位置。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李先生提到對阿倫特的評價性看法，恰好是學術領域外，外行們對阿倫特的看法——坊間閒談。

當然李先生可以持這種看法，但是由於涉及根本的問題，因此如果是作為一位學者，那麼就必須讓讀者知道還有完全不同於此的另外一種學界及學人的看法。所以我感到對李先生這樣的導向，應該也必須做進一步的討論。

和李先生的說法不同，阿倫特的成名雖然是在美國，但並不是以“教授”而成名及有名，她成名前的炒作及受到的歡迎更多的是在德國和歐洲，其後才反射回美國。她有名不是因為她的工作，而是“爭議”，即在嚴肅地討論問題的學界，她的著述所受到的反應更多的是“爭議”而絕對不是“一致的尊敬”。

關於李歐梵先生與他筆下的茨威格與阿倫特 ——馬勒困厄與茨威格、阿倫特及李歐梵的文化感悟之二

茨威格說：在五十八歲、失去護照的那一天，我發現，人所失去的是，遠比一塊作為故鄉的地理上的具體地方更多的東西。……

於此，我和茨威格有著類似的經歷及體會……，所以深深地感到，這個世界，這一人類，有一些人無法在人生及其生活方式上無感——他們有著敏感強烈的精神嗅覺及感知力，無法在苦難中輕描淡寫，在災難中玩世不恭。

不幸，我恰恰就是屬於茨威格這種類型的人。——2024.3.13

7.

在探尋馬勒對於文化、西方文化的感悟的時候，我想到茨威格受到的文化問題的折磨，而試圖擴展自己的思索；

在尋找茨威格的文化思想軌跡的時候，我沒料到在這裡遇到了李歐梵先生，更沒料到李歐梵先生的文化看法及治學觸發了我在另外一個視角對於文化及人生，以及我這一代人陷入的中文界的文化思想現狀的感思；

而這，讓我不得不在評述西方文化問題的時候，對於這個西方文化陰影下的我這一代人所必須面對的中文界贅此一筆。

由於歸根到底，它是在另一個角度揭示了一個人的追求品質與文化的關係，狹義說對茨威格的看法及其引述論證，揭示的是作者對於西方文化及個人治學及為人品質的認同、認識的折射，所以自忖，以下續寫的文字，對於在中文界於時下西方文化問題的思索應該可以說是：

畫蛇添足悟真篇……。

 

李歐梵先生的《漫談茨威格》（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72773.html）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他在這篇文字中首先說：茨威格的名字，多年來包括在美國做學生和教書時只是聽說，直到後來回到華人圈生活時才開始看他的作品，可謂後知後覺。對於德語作家茨威格他以英文本的《The Impossible Exile: Stefan Zweig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及其中文譯本（《褚威格最後的放逐：一個永恒過客的錯位人生》，黃中憲譯，臺北大塊文化2016年），著重介紹了其在一九三四年後流亡美國及巴西的生活及感受。

馬勒困厄與茨威格、阿倫特及李歐梵的文化感悟——系列之一

按：

“馬勒困厄與茨威格、阿倫特及李歐梵的文化感悟”一文共包括四篇文字。這是第一篇，之二題目是“關於李歐梵先生與他筆下的茨威格與阿倫特”，之三為“關於阿倫特問題的讀書筆記”，之四則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文化氣質及感悟”。

這四篇文字不僅涉及思想史中的文化問題，而且也涉及到文學領域中的藝術家、作家、思想家及學者的文化氣質、文化感，乃至學術研究領域中的文化觀及學術學術研究的方法及學術氣質問題。全文兩萬多字，由於涉及及處理的問題都是非常根本性的問題，故作者採取的是素描的方法，力圖把基本的“問題”——點，和“思想傾向”——線條，簡單明了地交代出來。

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以提出問題及概述出解決問題的方向及線條的方式，是因為我自己一生的經歷——基本上都要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這使我事倍功半，且非常慶幸沒有走錯路而延誤一生。為此，我希望能盡快、盡可能地把自己思想所得傳達給給社會，尤其青年人，以使他們能夠直接在正確的起跑線上。其二我自己計劃中還有其它的工作，無法也沒有精力在這個題目上一下子停留太長的時間。其三，這篇文字中的每個問題都十分重要，我希望立即能吸引更多的人來一起做這些研究及探究。……

所以，我希望這篇文字能夠成功，希望我的努力能夠引起對這一問題有興趣的人注意到，並且有成效地影響到他們。——2024.3.12

1.

由於喜愛及有感，我收有二十幾位指揮的馬勒集。去年年中友人給我推薦杨松斯（Jansons）指揮的馬勒，我聽了第九，覺得好，年底友人又給我帶來一本中文的《指揮家談馬勒》。這本書的同時有英文版和德文版，由於不是我的專業，為了節省開支，我一直在德國搜尋便宜的二手書。現在有了中文版可以更迅速地在書中找到所關注的思想和感受。事實也的確如此，它一下子很輕易地激發出了我的很多思緒。

 

2.

我喜愛馬勒，因為他的音樂也抒發了我對生命和生活的感受，他的音樂攪動了我的思想……。

馬勒的追求，具有太多的動蕩時代的、絕望的生存感受、文化感念，以及茫然苦澀的人生感悟與壓抑不住的在音樂上的感知及表達衝動。

無論在哪一方面，他所感到的都是在“邊界線”上——社會生存、文化氣圍、生命變化的禁錮、窒息和掙扎，朝向另一世界衝動。

馬勒說，他的音樂是譜寫給五十年後的人們的，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在經歷過一百年的災難性的世紀——二十世紀後，當代西方社會突然發現並沒有被帶向另外一個方向，而是依然面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危境，人們發現，人類社會的今天的這個處境，竟然不是被思想家用語言，而是被音樂家用“旋律”及“節奏”在一百年前全面地感到，在社會生活、個人遭遇的氣圍中，覺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