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在她那一代人中所引起的爭議，在思想史中的位置，是評述阿倫特及其工作必須研究了解的問題。
它讓我看到：經歷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科學發展，尤其是相對論、量子力學等物理學的認識，從根本的思維方式及思想上改變了時代的歷史性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習慣於從基本的方法及訓練，基本的問題，以及思想氣質上來談問題，而不是捕風捉影、望文生義、東拉西扯。這也就是說，他們力圖嚴格地遵循“近代學術”研究及探索的方法。
這種傾向，不僅與德國黑格爾式的，以及包括帶有共產黨文化氣息在內的各類Romantik思想潮流發展而來的知識氛圍中，談論阿倫特及其思想問題的方式不同，而且也與下代人討論阿倫特的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
對此，以賽亞•伯林和弗格林對於阿倫特的批評很有代表性。而他們是有著深厚根底的來自兩種截然不同傳統的思想家。一位恰好是激發產生Romantik運動的近代啟蒙與自由主義的傳統的繼承人，一位則是從基本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對Romantik運動，宗教性羅馬主義運動的世俗宗教性有著極為明確看法的文化思想家。”
——引自筆者思想筆記
11.
對於李歐梵先生在文中所談到的阿倫特，由於李先生是以阿倫特為參照來評述茨威格，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她的思想、方法，尤其是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她在西方學界及猶太人，在過去的這個時代及社會中的位置。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李先生提到對阿倫特的評價性看法，恰好是學術領域外，外行們對阿倫特的看法——坊間閒談。
當然李先生可以持這種看法，但是由於涉及根本的問題，因此如果是作為一位學者，那麼就必須讓讀者知道還有完全不同於此的另外一種學界及學人的看法。所以我感到對李先生這樣的導向，應該也必須做進一步的討論。
和李先生的說法不同，阿倫特的成名雖然是在美國，但並不是以“教授”而成名及有名，她成名前的炒作及受到的歡迎更多的是在德國和歐洲，其後才反射回美國。她有名不是因為她的工作，而是“爭議”，即在嚴肅地討論問題的學界，她的著述所受到的反應更多的是“爭議”而絕對不是“一致的尊敬”。
阿倫特由於其前身社會存在的精神思想環境，除了德國帶有納粹背景的極端保守的海德格外，就是共產黨人——致使她一生生活在一種典型的發生於二百年前的Romantik，宗教性的羅馬主義運動延續發展到二十世紀的思想文化園地中。她的思想不僅和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及思想，而且和猶太人及一般保守人士格格不入。這也是她能夠在戰後德國社會受到毫無隔閡的德國文化的擁抱，並且賦予她各類甚至超過萊布尼茨、黑格爾的歷史性的褒揚的原因。至於她的隨筆式的、迎合時事及流行題目，急功近利的非學術的寫作特點，與李歐梵先生的看法恰好相反，讓她進入學界舉步艱難，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是被上一代人拒絕在學術領域之外。
例如，阿倫特很晚才進入美國大學。一九五五年她在伯克利大學得到第一份作為訪問學者（visiting professorship）的全職的教職工作；一九六三年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獲得部分時間的兼職教學工作（part-time teaching），到一九六七年她在紐約社會研究學校獲得了全教職工作且繼續在芝加哥大學兼職。
至於她與猶太人及猶太社會的關係，到一九九六年之前，她的名字在以色列的知識界及媒體是個禁忌，在二〇〇〇年之前，她的著述沒有希伯來文的譯本。
阿倫特本人對此亦是心知肚明，所以對學界也十分敵視及蔑視。在她死後開放公開的書信檔案中中對此有大量的記述。
12.
關於對阿倫特的學術評價——對任何一位西方嚴肅學者，由於不是我的文化及語言的著述，我都從來不敢妄評，總是在看到很多西方學者的討論後，有三五個以上的人的說法驗證了自己感覺，不是孤證後才敢發言。
我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關注對於共產黨社會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對阿倫特，從九十年代初，接觸到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後，立即感到味兒不對，到敢於公開談論對她的批評——卻已經是在二十年後，閱讀接觸過很多文獻後。
這次因文化認識，從馬勒到茨威格——發現李歐梵先生竟然選擇阿倫特來臧否茨威格，這讓我很是吃驚。但這顯示的正是他對西方文化及思想的理解，治學及為人之特點。
在我看，評述一位知識人的精神及思想工作有以下三個方面：
1提出問題的能力——眼界及角度，其關係到真問題還是導致無答案、無意義的偽問題。
2把握問題的方式方法——清晰有效的辨析還是閒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3對“生”及“活”的方式的感覺、感知的廣度、深度以及痛度。
這三方面與一個人先天的感覺能力及智力，後天的知識積累及訓練緊密相關。
由於這一認識事關學術研究及文化傳承，所以我必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在這三方面上，五四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學人，林毓生和余英時先生在對西學及西人學者的介紹和認識中，基本上沒進入學術領域。而李歐梵關於阿倫特的概述在某種程度上竟然同樣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因為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迴避，還是真的沒有注意到西方學術界、思想界存在的對於阿倫特的巨大爭議。
一九九六年以色列學界終於打破禁忌，在耶路撒冷第一次舉辦了關於阿倫特的研討會，會後出版了一個文集，《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這本文集的題目就極具諷刺性、進攻性。它沿用了阿倫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的名字，而這隱含著這一次阿倫特的角色完全是如艾希曼一樣——是一位有爭議的被告、被審判者。這本書努力集中了到那時還活著的與阿倫特同時代、曾經和阿倫特有過交往，有過爭論的學者以及新一代的專門研究阿倫特的學者。回憶較為全面地討論評述了阿倫特的生平及工作，尤其是所謂學術工作。很多文章對她的批評罕見的尖銳。其中沃尔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的文章“阿倫特崇拜：作為政治評論員的阿倫特”，伯納德•克利克（Bernard Crick）的文章“阿倫特和《極權主義的起源》：來自英國式思想的看法”都是非常有代表性，乃至流行性的看法。由於它們甚至可以說是過去半個世紀所積累的爭論的概述。在我看來，是任何一位談論阿倫特問題的時候都不能迴避的看法及問題。
拉克爾是出生于德國的猶太裔活躍于以色列、英國及美國的著名歷史學家，以及新聞記者和政治評論家，他是當代關於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地區問題，關於冷戰及東歐社會問題，以及對於恐怖主義和政治暴力問題研究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德國，希特勒發動水晶夜前，他十七歲時到巴勒斯坦，其後一直生活、工作於耶路撒冷、英國和美國。九十七歲，二〇一八年辭世。他和阿倫特經歷了相同的時代及社會問題，幷且由于都是猶太人及受過德國教育，因此有相當多的問題和人事的交集及爭論。他在“阿倫特崇拜：作爲政治評論員的阿倫特”一文中，毫不吝嗇地列舉了大量的不同尋常的對于阿倫特的贊美和榮譽後說，在對阿倫特的評價中也夾雜著大量的來自專業領域的質疑及那種社會上不合邏輯的反常反應。
他說，與此讚美相對，在學界甚至有大量的“嘲諷”和直接的評述。例如牛津大學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和反理性主義思想代表人物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斯图尔特•漢普舍爾（1914－2004）。對於阿倫特，他們都公開說，在這個時代幾乎沒有人如阿倫特那樣做的如此少，卻獲得如此多的名聲。同樣是猶太人並且從二次大戰就和她有直接交往的伯林強烈地厭惡阿伦特，甚至到了毫不客氣地直言的地步——她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我最厌恶的”。（Berlin disliked Arendt intensely, saying that she represented "everything that I detest most"。）（Kei Hiruta，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3）和這兩位思想家熟悉的拉克爾說，致使他們兩人如此評價阿倫特的不是他們激烈地反對阿倫特的觀點，而是認為，阿倫特的著述是如此缺少原創性、深度和系統性。
拉克爾說，對阿倫特的讚美常常是莫名其妙的。例如讚美她的女性主義者竟然忽視了她的文字中對於女性主義的不敬，對於男性至上的推崇。推崇她的左派對她的極為保守的對於社會問題的看法視而不見。她在學界及知識分子群體受到的冷遇相對於與她的朋友及丈夫都是共產黨人相反，她不僅受到美國極端反共分子麥卡錫的熱烈推崇，而且她本人也是麥卡錫的支持者。
對於她的學術，拉克爾說，這本《極權主義的起源》在極權主義的研究領域不是具有開創性的一本書，因為它對於此前二十年研究極權主義數十位學者的名字及內容隻字未提。如Ernst Fraenkel，Franz Neumann，Waldemar Gurian，Franz Borkenau，Boris Souvarine，Rudolf Hilferding……，以及俄國作家Georgi Fyodotov等。
對這種現象，克利克在其文章中，也特別強調了阿倫特無視的，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時根本不應該忽視，或者說不提及的文獻。且更進一步舉出三十年代前後二十年，在學術領域外的作家及藝術家對於共產黨社會及納粹的記述及揭示，如Franz Borkenau,Andre Gide,Arthur Koestler, Andre Malraux,George Orwell,Ignazio Silone.
此外，討論“極權主義”，阿倫特竟然沒有提到，及討論過“極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是說不過去的。克利克懷疑她是有意迴避這個問題。
事實上，阿倫特自己也清楚這點，所以她曾經想寫一本關於極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係的續集，並且在五十年代初在美國拿到研究這一題目及在大學開設這門討論課的資助，但是幾年下來，什麼都能夠成文的阿倫特，對於這一題目卻終究沒有成文。
在我二十多年的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閱讀和探究中發現，阿倫特的關于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現象的意義的著述《極權主義的起源》從五十年代初期出版以後一直充滿了爭論，幷且直到現在在學術領域中的各個方面及各類問題領域中都沒有被接受。這一切絕對不是因爲這種狀况——阿倫特致力的是不拘囿于任何領域的思想散論。這一切因爲她自己所做的那些闡述，本身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中根本無法定位，這就使她根本不可能進入人們所熟悉的各種傳統的政治學的概念、模型乃至研究方向。當然也出于這樣的結果——由于《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是各種文體的複合産物，思想隨感、雜文議論，以及模糊不清的方法，這使得它們成爲一種包羅萬象的難以理解的解釋。這本龐然巨著，只是由於她在社會問題及社會活動中有名而著名，並且成為一種“莫名其妙”地在世界各地受到吹捧的鉛字。而為此，才很少有人敢說它就是一些獵取效應的外行文字。而遺憾的是對於這個“外行”究竟指的是什麼，或者說阿倫特究竟是屬於哪個“行”，直接指出的則更是少中之少。要認識這點，還要在思想史和文化史問題上做進一步一二三地解析及辨析。
13.
李歐梵先生選擇阿倫特作為臧否茨威格的模板，真的是很不幸。因為首先在文化問題上，阿倫特是最充滿爭議的一位作家。其次阿倫特一生在政治文化的漩渦中不僅充滿爭議，而且判斷“很少正確”！這也是拉克爾認為對她的讚美及她的名聲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首先是阿倫特和猶太人。猶太文化的關係。
談論阿倫特與猶太人及其文化的關係的文字很多，或者可說是太多了。最著名的就是她和紹勒姆的通信。當紹勒姆在給她的信中說道，“我完全把你視為我們人民的女兒”，對此她回答說，事實是她從來沒有假裝成任何其他事情，在這件事上也是如此。對此的說法她是誠實的。她的確從來沒有對猶太人的歷史有興趣，她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聖•奧古斯汀——不是中世紀的猶太人思想家。她早期雖然寫作過《拉赫爾•范哈根：一個猶太婦女的生活》（Rahel Varnhage: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但是這個研究主要寫的是那些試圖擺脫猶太傳統和環境的人所面臨的困難。
阿倫特的確曾經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團體中的成員，但是她從來沒有打算移居巴勒斯坦。她的忠誠實際上只是對於那位轉變了她，使她去從事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人——布魯門菲爾德（Kurt Blumenfeld），而不是與猶太人的事業有關。然而，這個事實卻居然被很多德國的文學傳記寫成是：阿倫特忠誠於她的民族的人民，並且幾乎到奉獻犧牲自己；她離開德國後爲猶太復國主義的組織工作了二十年。但是，當時真實的情況卻是沒這麼偉大及不平常，阿倫特只不過是因為作為移民，在那樣的環境中要找任何工作都極不容易，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工作，是她唯一可能找到的！
真正的歷史事實是：她在自己的信中經常寫到，即使她周圍的很多朋友是猶太人，但是她從不喜歡把猶太人看成是一個群體，在她的信中，經常出現諸如“猶太人反對我”或猶太人行爲惡劣之類的概括。為此，她曾在信中告訴她丈夫布呂赫（Heinrich Blücher，1940年—1970間第二任丈夫），由於她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態度而和兒時的朋友Anne Weil的一次嚴重的衝突。而她的博士導師雅斯貝爾斯曾在一封非常具有思想意謂的長信中對她說：她的《拉赫爾》一書不僅是部分錯誤，而且根本就是一部反猶主義的金礦。（1952,8,23，致阿倫特）
其次是她和存在主義哲學及其代表人物海德格和雅斯貝爾斯的關係，與德國文化的聯繫。
細究她和這兩位導師的交往和聯繫，可以看到阿倫特一生的思想氣質及其傾向完全和這兩位非猶太人的德國導師相係。這兩位導師，海德格是熱烈的希特勒的支持者，而雅斯貝爾斯由於其夫人是猶太人而受到納粹的敵視及迫害。但是這兩位導師的思想及其氣質都可謂是二百年前發生於德國的宗教性羅馬主義運動（Romantik運動）的直接繼承人，二十世紀的代表人物。
這個羅馬主義運動直接對抗的是啟蒙運動及其哲學，也就是直接對抗的就是近代文藝復興帶來的對於古希臘哲學及其文化思想的復興。這種傾向不僅反映在其治學方式上，而且在觀點及文化思想上它對於近代化帶來的問題的惶恐、反向而動及回溯，都讓人們看到存在主義哲學與羅馬主義運動及與中世紀遺留下來的文化思想的關聯。阿倫特完全承襲了，或者說天生具有這類經過了中世紀及羅馬主義的philosophy，而不是本來的古希臘的哲學氣質。這一點，就思想及方法，在它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就文化及政治傾向則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以及對於德國和歐洲問題，世界政治的走向的看法充分地顯露出來。當然，戰後她在德國社會所受到的歡迎及讚揚，她對於德國社會的鍾愛中更是直接說明了這點。
事實上，正是由於阿倫特的這一文化思想及氣質，在她的一生中對於作為近代化展開了的當代政治及社會問題的看法，其判斷力，幾乎永遠是錯誤的。
在她的後半生始終對世界大戰充滿恐懼。一九五二年，她已經訂好了前往德國的機票，但是她丈夫寫信突然警告她，馬上就爆發世界大戰了，於是她立即取消了飛往歐洲的機票。
對於一九五六年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和蘇黎世運河危機，她再次認為世界大戰在即，雖然她同時認為，最後關頭美國人不會參與，一定會置身事外，但是儘管如此，她還是做好了立即從歐洲返回美國的準備。在那時她寫信給雅斯貝爾斯，哀傷地說形勢如此嚴峻，不知道是否還能夠見到他。
在柏林墻建立時，一九六三年十月她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竟然說：如果當時柏林市民給消防部門打電話，就可能用水槍清除掉它。與此同時，她提議德國中立化。她不止一次地在信中說，歐洲應該中立化，甚至應該同俄國達成協議。
這類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看法也發生在她對美國政治的看法，一九五六年她曾經相信並且支持麥卡錫議員競選總統，不相信肯尼迪。六十年代她感到美國社會從教育到政治危機重重。一九六八年的大學及美國社会發生學運等動蕩時，她更感到美國大難臨頭，社會就要崩潰了。她在給友人麥卡錫女士的信中說，她和丈夫已經很積極地考慮移居瑞士。同年，雅斯貝爾斯發表了他的一本小冊子，認為波恩的德國，正再次走在當年魏瑪共和國滑向希特勒專制的路上。社會民主黨很快會執政，並且可能再次帶來世界大戰。阿倫特在美國介紹了這本書，并且同意他的觀點。
對於阿倫特在政治上的一錯再錯，拉克爾認為原因在於她生活在一個移民的小圈子中，周圍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總是給她一些錯誤的信息。對此，在我看來，這恰好說明，阿倫特的思想傾向及所謂治學特點，無論她和左傾思想及其人員，还是右翼思想及其人員的聯繫來看，她都完全置身於羅馬主義的潮流中。這個潮流的產生是對於文藝復興後的近代化給歐洲社會帶来的思想及社會以及國家秩序的變化的反彈及反動，它是對抗近代啟蒙主義的產物。阿倫特的那種對於歐洲文化的認識及態度，各種政治反應都正好是這個潮流的特點。所以談這一切十分典型地顯示了阿倫特對於文化問題的態度及看法。而這就是這些政治看法出現了偏差的根本原因：阿倫特的視野、文化觀及文化感覺，從來沒有超出歐洲，準確說歐洲的羅馬主義運動的潮流帶來的文化及心理氣質。
至於阿倫特留下來的會是寫什麼？一九九六年，拉克爾在耶路撒冷舉辦的一次可謂是近年來最大型、涉及範圍及國際學者最多的一次關於阿倫特的國際研討會上的總結可謂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看法說：
“就對她的崇拜讚揚來說，在美國或許會很少。不會多於馬庫塞、薩特和德波娃那些年代上早於她的人物的崇拜。或許在德國會持續長久一些，因為在那裡客觀需要一個變化了的進步性的猶太人物，
而阿倫特看來是個理想性地適合這個角色的人——她深深地依附於日耳曼文化，名字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中的兩位緊密相聯。她猶太人出身，但是對於猶太復國主義以及很多猶太人持批評態度。她隱約地同情左派和革命，不管這個同情意味著什麼。她喜愛‘各類激進思想及行為’，卻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為此，在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知識分子中已經失去了號召力的年代，推她出來很是理想。而由於“平庸的惡”概念，她又受到德國功能主義者們的歡迎。因為這個概念使得所有各種德國中層官僚機構的人，能把對他們門前發生的大屠殺的惡的譴責，歸咎於平庸。由此，要麼是作惡者消失了，要麼惡是如此平庸以致幾乎不值得我們關注，替代此的是各類具有奉命記賬心態的下屬。而希特勒則變成為一位無聊的市儈。”
20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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