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談大陸大學生的求學、求知之路 ——答國內大學畢業生問 (修正於中秋節)

這篇文字寫於白紙運動後,是集自己在極權主義國家生長求學求知的經驗教訓。如我對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的推崇——是希望在一個被忘年交老友,歷史學者趙葆禹稱為靈肉絞肉機的社會中,為我們的族群、時代留下心志健康,且在讀書上有純正DNA的種子。

每想到青年詩人王藏繫獄心就疼痛。常為自己無能,未能使他更好地運用自己生命而自責……。

初稿由於倉促錯字漏字很多,並有言不達意的地方,利用中秋節做了較為徹底的修訂。希望草草寫出的這些能對年輕一代有些有用的內容。——2023.9.29


我不止一次地收到過國內大學生關於求學及對未來學術思想發展道路的詢問,由於這個問題是每個人步入人生都會遇到的問題。孔子說,吾日十五而有志于學,即是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

我曾經就一生的求知求生經歷在回憶高中時的物理老師張三慧時感歎:倘若在年輕時有一個明師,我不會走時下的這條路。從學術及智力貢獻上言,我願意走實打實的科學,如物理研究或者中學之路。

張三慧是清華大學普通物理教研室教師,業務出眾,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附中兼課。八十年代後擔任清華大學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當年一九六四年,他在附中的大學預科班教授我物理的時候,我得蒙青目,受到他的呵護。他對於我的物理領悟及計算能力,則偏愛到幾乎都是以我的答案為課堂練習的標準答案。我雖然由於他的教導而喜歡物理,但是卻並沒有發現血液深處與這種求知及認識世界的方式的聯繫,這致使我在後來由哲學轉感到必須學習物理學後,才發現物理學的這一精神及思想性的特質,乃至與生活方式的聯繫。但是,那時我已經步入哲學多年,且已經立志走哲學之路,思想之路。物理學只是作為這條路必須的基礎以及訓練及知識。

對此的反省,人作為人活一次的道路的反省,讓我進一步認識到,我的這個體會既是建立在對於社會、歷史、精神及知識的性質,以及人生的品質及審美認識上,也是在對於我這一代人在我步入人生之前所受到的教育,所形成的知識背景的認識基礎上。為此,對於這個體會,我願意為在我之後的年輕人,尤其是生活在中文環境中的年輕人在選擇未來的時候,提供一點自己的經驗及對此的思索反省。

當然我的這些體會及思索是給那些想要活得更有意思,更多地體會人生的不同層面,尤其是智力和精神層面的人的。至於想要活得以享受物質為唯一的人,在我看來則怎麼活都有可能,不必在專業及精神乃至社會層面浪費那麼多腦思。條條大路通羅馬,它需要的只是迅速的隨機而變的實用主義,不需要更多的人所具有的獨特的“探究性的智力”。

 

1.對於自己的知識環境的認識:

 

要想更好地選擇自己未來的道路,這個問題包括對於社會的文化氣氛及背景,上代人——教師、教科書的性質,以及對自己的知識及感知能力的認識。

A.如果上一代人中沒有對於時代及社會有較為清晰的認識的學者,以及文字,那對於年輕人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如果上代人所謂學者知識人只有意識形態分子,那麼無論其政治傾向是什麼,對社會及下一代人都一定是個災難!

 

B.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政治傾向可以說是個人的事情,但是無論具有什麼樣的政治傾向的教授或作家、知識分子,好的老師對於學生及下代人來說,都必須有一個更重要的知識特質——那就是要對自己的方法及問題,對整體的知識領域的方法及問題,有較為清晰以及全面的基本了解,能讓學生看到不同的思索方向,以及其異同點,以用來進行比較做出自己的選擇。這也就是說,老師要有告訴學生的能力,清晰準確地告訴學生,你面臨哪些方法及知識,它們的性質是什麼,你運用的它們,會到達哪些及什麼樣的知識。

無論知識及未來的選擇,由於認識的出發點,方法的不同,其結果不同,答案絕對不會是唯一的,所以能夠清楚地展示出它帶來的多種可能的老師是好的老師。

 

C.這兩方面的問題,對自己運用的方法及問題,以及對外在知識對象的方法及問題的把握,不只是用來判斷導師乃至前人及其著述的途徑,而且同樣也是對於一個步入大學,尤其是大學後期即將步入專業及人生和社會領域中的畢業生,對其自身反省及審查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

和老師不同的是,學生自己則是要努力看到及認識這兩個問題具體到自己身上——自己已經在使用的方法及知識是什麼性質的,而對老師則是,他在這兩個問題——方法和知識上,以一種什麼性質的方法和知識,來協助他的學生,讓他們能夠准確迅速地理解、選擇及把握它們。

 

2.我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具體認識

 

A.對知識的方法與性質的認識:

一個好的方法能夠更有效、直接地讓你把握知識的普遍背景、方向,以及具體的專業方法及防線。一個壞的方法,會讓你處於迷宮,不斷地要增加各種附加的邊界條件,甚至會遭至一些前後矛盾的邊界條件,乃至最終自欺欺人。

在這點上,我以為近代,基於古希臘哲學及科學基礎上的學術,以及傳統的中國治學,和近代西方產生於基督教經院式的所謂學術,各類意識形態化的以論帶史的所謂學術不是可以等同談論學術的治學方向,而是性質對立,互相排斥的治學方向。即在對於學術研究的性質的根本認識上,有你無我,有我無你。只有一種是學術的方法,而另一種則不是學術而是另類性質的方法及思想。

這就造成,在大洋國,一個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過渡,對於好的學生,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在其後步入專業和人生的研究生涯中,都必定存在着從新塑造自己的方法及知識背景,以及知識系統的問題。所以在選擇未來如何發展,走向何方的時候一定要想到自己先天的,曾經被灌輸,鑄造的意識形態式的思想及方法。這一不足。它直接會影響到你在未來選定及可能達到的目標的性質及程度,以及你的投入的效力。

 

B.對於社會環境及發展可能的認識:

對於中國社會現狀及其在歷史及文化發展中的傾向以及未來可能如何的看法,也屬於上述知識及方法看法的結果,反過來它又會決定性地影響一個人未來的精神及具體生活的展開。為此,對於這個社會的看法——我不接受那種教條的意識形態帶來的決定論影響的史觀及社會觀。

我認為這是個病態的社會,這種歷史規律,無論導致向哪種方向的所謂必然性的結論的認識:或必然如此必然走向好或必然崩潰走向所謂民主社會,都經不住辨析及質問。

對此的任何認識,我不接受本體論性的史觀及概念,而認為任何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都是知識性的,認識性的,由此我認為建立在極權主義概念上的對於當代社會的認識對於認識中國社會現狀是最為有效和有用的知識框架。對於這一思想基礎上的描述及討論,我認為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是最好、最近似的作品。

在這個認識上的討論,會使你簡潔清楚且直接地看到很多問題,例如這個社會的性質,思維及語言特征及其傾向,以及你所經歷的文化與教育的性質及傾向。如此就可以使你更好地描述各類現象,也可以判斷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及未來發展。

而相反如果你從你已經接受的意識形態來認識這個社會及其文化,那麼會使你“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為你會碰到太多的困難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在很多的附加條件,才能平安地繞過去,或者說根本就是個死路——悖謬問題。

而這就造成,時下最好的對於你生存環境,社會文化背景,以及斟酌未來考慮的認識,是西方學術傳統中的啟蒙主義思維方式——追求開放的、辨析性、發展性的討論及其結果。它導致你能容易地接受各種糾錯的可能,更好地預見未來及準備未來。而這就迫使你接受——大洋國,可能發生變化,但是這個變化卻是個無法從自己內部產生出不導致根本的規範及範疇變化就能走出悖謬的變化,即從這點說是個無可救藥的社會。大洋國的連續性變化,只可能讓它的固有性質越來越強烈,和一般社會的規矩及倫理越來越遠、越發地格格不入,成為一個重精神思想,社會結構性質上根本的DNA改變了的社會及群體。它可能,應該說也必然地和西方帶來的一般社會平行地存在。你這一生對未來的任何選擇,以此為據,都會更切實際。而這問題就變成,你究竟要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性質的精神思想?大洋國式的,還是一般社會的。

 

3.對於在大陸社會生長起來的人的專業前景的認識:

 

A.上述認識導致我對於一個生在大洋國性質地區的學生的未來發展的看法:

在學術訓練,知識積累問題上,需要看到自己和一般社會的不同,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種必須的、有意識的再造。如果你真的是想在專業上有所發展,乃至有所大發展,而不是掙錢吃飯,那麼這個再造一定會給你帶來很多問題以及難以預料的困難,甚至可以說是你的專業亦或“人生”的瓶頸。

就我對此的體會是,文科及社會科學十分明顯——從五四以來,絕大多數人就是在西方拿到學位,甚至在西方大學中任教,但是究其實質並沒有進入到最好的學人及學術領域,很多人不過是終生混事而已。而我更深的體會不只是在人文科學,而且在自然科學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由於自然科學有著大家都必須掌握及運用的科學語言,如數學計算,技術要求等,但是更深的對於這門學科的掌握和把握,則需要的是對於概念的真正意義的把握,而這一點,是來自大洋國式的地區的學生所難以做到的。即那個社會給他們所配帶上的眼鏡,例如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框架及思想方式直接影響到他們在這些領域的專業發展。例如物理學,你可以到達一定程度,但是在最需要有創造性領域,真正有深度及貢獻的人鳳毛麟角。

所以,在知識及精神層面,對再造的必須及迫切性的認識,以及對於再造的完成,前述兩個障礙橫在每一個大學畢業生面前。尤其是那些想要有些真正作為的學生面前。

其次是在現實層面的問題。面臨選擇的學生應該也必須看到,未來的學科及發展,在他無法脫離的大洋國社會存在中,任何遠離政治捆綁及政治漩渦的選擇都是相對來說,對於未來發展是更好與安全的選擇。因為這個政治是你自己根本無法控制,並且也無法躲避,一旦陷入更身不由己。

在我看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絕對不能夠選擇那些直接依附在國家機器上的專業,以及把自己未來捆綁在此的發展方向。因為只要你進入到一定的深度,近代學術研究帶來的思想及精神,帶來的研究方式,一定會和大洋國的文化及社會基礎,大洋國的知識氣氛發生劇烈的衝突。

在這一點上,對於不想在政治上賭博的人來說,放棄與國家機器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專業,應該是在無法控制的波瀾中具有持續發展可能的選擇。所以在我看來,選擇學術性——方法及知識認識性更強的專業方向是好的方向,因為這個訓練及積累在很多時候還是可以或者暫時,或持續地可以與政治基本上無關或平行。

對於這一專業及技術性越強的專業方向越好,一九八〇年代前大陸社會流行著一句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話曾經是出身不好的學生避開政治的最好的選擇。就我現在對政治問題的理解來說,我認為,這句話在這樣的國家永遠適用。

這樣的考慮使我感到,病毒學是個很好的,並且是個方興未艾的專業,具體的病毒研究無論在哪裡都是基礎性的,有發展前景且時下無論什麼社會都會越來越需要的專業。

偏於政策性質的病毒學,在大洋國是個充滿危險的專業。因為大洋國毫不掩飾地政治統帥一切,你不可能改變這點——它的病毒學依附於極權主義政權的需要,且永遠會如此!必須看到: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有自己演變成非極權國家的可能。

如果你還想繼續在這個方向上發展,那麼就把它徹底地偏向資料及知識性的研究——一定要遠離國家機器,放棄自己的直接的政治及社會抱負!當然出了國,在另外一種性質的國家中,這一問題當然就別當另論。

 

B.如果就此想轉向社會學,我個人是堅決反對。因為第一放棄了過去的訓練,重新開始一個充滿變數的學科,尤其是社會學——它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那麼,未來不僅是職業為生前景,而且專業發展前景都會極為不穩定,能否未來在這門學科中取得相當的成效,依賴的那些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素太多了。

在我看,對於一個從事社會問題研究的人,有一個專業的實在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會是“事半功倍”的事情。所以即便轉向社會學,也要以病毒學為基礎——病毒方面的社會問題研究。而這就是第二點,我更反對你去研究所謂民運及異議的社會學思想及政治問題。不是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是對你充滿陷阱及危險,你可能陷在一個泥淖中,狼狽地浪費一生。這個題目可以作為自己備選的題目——默默地不斷思索,並且去搜集積累資料,認真探究的題目,但是它不是一個很具體的摸得著,看得見,只要付出努力就有具體成果的研究方向。

為此,我以為,如果你的專業興趣及過去的訓練偏向社會問題,那麼不妨考慮病毒學研究的發展及未來,這個方向,即“生命科學史”或者更具體地說“病毒學史”問題,專業化說,生物學研究史中的病毒學的過去、現狀和未來,每個時期的方法及結果,方法的演進及現狀,而這個題目廣泛及更深入化,則是過去現狀及未來的影響病毒學的發展,以及病毒學問題帶來的科學及社會關係,與政治及文化關係問題……。

 

如果選擇出國且以後相當時間在國外發展,那麼你除了將面臨前述關於專業的類似的問題,並且還會遇到——是就此轉向到國外發展,還是此後有更多的可能返回到故土發展問題。對於這一問題,如果計劃在國外發展,那麼一切,乃至生命、生活的性質都可以說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問題,如此,你就會甚至可說是像一個孩子那樣面臨更多的生存問題、重新選擇生存方式問題——身不由己,未來的一切可能更多的會以職業前景為準。選粹純碎的研究,且職業前景不很好,或者很難有很多機會的專業,如此對於一個外國學生,未來的不確定性太大了,以至於你會浪費掉生命中最寶貴的歲月及生活。

我並不認為Run——跑出來就一定比在本土好。出來,好的是擺脫了絕對的沒自由,有了相對的自由,可以更多地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一個人不能在母語環境中生存,如果在更多地生活品質上有所求,包括中國人固有的親情,那麼犧牲掉的作為人活一次的其它內容,和失去自由幾乎是同一等級的事情。所以陳寅恪沒有離開故土,而已經生活在海外三十多年的我,對這一痛苦體會非常痛切。你為自由的付出,更多的不過是你可以自由地為自由付出,這個付出已經讓你不再能為其它內容投入理想的,有強度,符合你對自己的智力、能力的預期的努力了。

對於未來要返回國內發展,我並不反對,但是在我看,你在國外的專業選擇則則還應該和前面我說的在國內時的選擇一樣——選擇那些知識性強的、可以遠離政治的學科和專業。

 

C.最後,對於你所說的關於此次疫情後出現社會動蕩及反應,2020武漢和2022年上海,這兩次事件及其對於國際及中國社會的影響,及其顯示的意義,我以為是兩個相當典型且具有非常廣泛深遠意義的事件,非常非常值得有分量的記載及研究,不過這個題目非常敏感,因此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其實當前都不具備做好並且能夠發表的條件。因為西方人也不希望公開真相。所以我的建議是:你把它作為一個“大”的,一生性的題目做起來,不僅從現在就收集資料,且慢慢思索琢磨,從方法到著眼點。這個事件其實也觸動了我很多思索。從局部看,中國的現實造成了影響世界及人類的新冠病毒,反映了極權主義及民主國家的根本區別,但是稍微深化一點卻是你說的曾經感到的,“中西方兩個陣營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它們都是歐洲文化及其帶來的社會及政治的結果,從更為根本的問題看,則涉及西方這種文化及思維方式,一方面帶來進步及物質發展,另外一方面卻也正在把人類帶向崩潰的死路。簡單說,新冠病毒是中西合作,西方綏靖,機會主義的利用中國,不幸擦槍走火的結果;深切說,是西方文化對待自然和人的關係,二元式的思維方法的帶來的必然結果。它很像汽車及近世的消費化的人生觀為人類及世界帶來的不斷墜入毀滅性深淵的結果。沒有新冠可能會有《卡薩德拉大橋》,沒有中國武漢,可能會有俄國、北韓,乃至中東、歐洲、美洲某個國家,總之這樣的由於根本的文化思維,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帶來的悖謬問題突發的不受控制,或者說,文化方程的奇點問題,人類動態演變的黑洞問題,都產生於西方帶來的原是方程要解決它或許只有在另外一種開放式的文化方程中才會不出現這個奇點

而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不希望你離開病毒學的原因,病毒學的問題涉及到的問題太根本與普遍性了。

至於你說的另外一個題目,對民運現象——它何以至此的辨析及分析,我的建議則是不要匆忙地把它作為自己的題目。你可以順便收集資料及思索,經過一段醞釀後再看是否有必要,有能力做這個題目。這個題目做出深度和水平,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把它做成假大空,只具有政治特色的東西,那是浪費你的生命。

 

4.不同層面的政治與學術關係問題

 

共產黨社會最重要,最本質的特點就是泛政治化,一切問題都離不開政治,都被政治主導,同樣對於一個如我這樣的異議人士,在另外一個側面也存在著這個問題——陷在政治問題上不能自拔。我反叛出來最幸運的就是,我沒有以毒攻毒地陷入這個怪圈,這個泥淖,而經過十年的基本訓練,又經過十年的政治及意識形態式的對抗的徘徊,最終走了出來。所以我一再強調我把顯學做成學術及學問是我的能力的顯現。

我的經驗告訴我,對於這個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一定會有一個和我類似的過程,千萬不要繼續深陷政治泥淖。最重要的是政治覺悟,一定要導致方法及精神及思想與學術的重整!這個重整階段的特點除了學術思想及方法,同樣重要及必須的是“要重新理解政治”,“化解消除自己身上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的戾氣”,重新形成自己的人性及其對於生活,以及學術生活的認識!

拒斥共產黨文化及政治,在這樣一個國家,在你身上本身已經形成的底色上,能做到的,且不會被外界,以及內在自己輕易地毀滅自己的,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只有拒斥政治——拒絕問任何政治。或許這就是當年匈牙利的持不同政見者康拉德提出“反政治”的深層含義。

如此,這個反省及探究讓我明白——把病毒及防疫問題的生命科學做成學術,是西學研究能力及功力的必然結果,做成“文”化則是中學對於人之探究的結果!唯有把生命科學做成政治,且絕對政治化,無法脫離政治問題的問題,則意味著的是——精神及智力的無能。走不出去的一定是半瓶醋。因為無論是因為利益,還是因為情緒,亦或因為“現實”而無法從政治層面自拔出來,或穿透出去而進入學術,我追求的經驗及對自己的反思都告訴我——這類人一定不是品質就是智力有問題。而這其實就是你看某些民運人士,始終像沒頭蒼蠅那樣,無能卻嗡嗡地亂飛,令人討厭卻不自知的原因。

能夠在政治無所不在地統帥學術及人的精神的極權主義社會以及它所延伸到的海外,把不同形式內容的問題做成學問,精神及思想,且能有所發現——絕對是能力的顯現。

如果能在這個問題中超越西方學術框架中的極權主義問題,對現行的世界秩序及病毒出現的現象辨析得出更值得注意的、防患於未然的問題,那麼則一定是超越性的第一流的工作。

當代生命科學,就其物的現象規律的顯示外,絕對和文化及社會,和歷史及人的存在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所以就此而言,無論中學還是西學,對於不斷深化、廣泛化的病毒學的研究及解釋和揭示,都註定了是一門非常非常重要且一定能有所建樹及成就的領域。

總之,我希望你有具體的,帶有自然科學性質的專業,把自己的立足點建立在學術性的領域及社會存在上。在某些歷史性的時機,可以為政治做出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在一般時期——則一定要立足於研究分析等工作。

 

寫於2023.3.,修訂與929日中秋節,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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