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以介紹洪先生的學術思想為中心的文章中，我之所以同時強調還學文是洪謙先生生前唯一承認的一位學生及傳人，也是為了強調洪先生的學術思想及其特點，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第三則是什麼樣、什麼性質的學生才能夠稱為傳人，以及進一步強調科學思想和意識形態化的思想及文化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語，從而對抗各種各樣荒腔走板地對於洪先生的回憶和議論。
關於如此直接地承認自己的學生，且是傳人，百年來的中國學界幾乎很少有如洪先生這樣如此明確地表述過。
對於直認還學文是他“唯一”承認的學生及傳人，洪先生不僅公開和私下有過口頭認可，甚至還有明確的書面說明。
洪先生在公開場合並不迴避他對於還學文作為他唯一一位學生及傳人的肯定，對此我已經在“洪謙先生為什麼沒有在國內招博士生”一文中做了記述。關於洪先生對此肯定性的書面記敘，我現在摘錄洪先生親筆給還學文的幾封信的內容。這些信的原件保存在還學文處，由於是德文信件，她已經把它們翻譯成中文，供以後的研究者使用。我必須要說，這四十四封洪先生的信，由於是私人信件，且洪先生從來謹慎、惜墨如金，因此可以說是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中最寶貴的資料。
關於還學文女士，簡介如下。她是我妻子。一九六四年考入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初中，六九年到山西大同插隊。我們於一九七二年冬天在友人家中認識，很快確立了戀愛關係，夏天我和她到大同，然後我自己先行經五台山到太谷，再等她會和一同去了太行山、呂梁山以及華山和西安。七四年她轉回北京後分配在東華門縫紉廠工作。從我們相識開始，她就和我一起學習哲學，同樣非常喜愛羅素。由於認識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的翻譯家馬元德先生，他說，羅素的英文是最漂亮、最好的英文，為此七六年後我們一起一邊學英文一邊學哲學，逐字逐句地對照中英文閱讀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上下卷。這使得我們對羅素及其哲學有了更扎實的認識。
一九七八年恢復高考，她雖然只有初二的學歷，但是通過短暫的補習，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八二年以四年全優的成績畢業，又以高分考取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陳啟偉的研究生。當時我已經很清楚，現代經驗主義哲學——科學哲學、分析哲學需要專業的數學物理訓練，她沒有經歷過系統的中學及大學數理訓練，將會碰到巨大的困難，故希望她以後學習研究哲學“史”上的經驗主義，而我來繼續學習研讀當代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及其文化思想史。但是，她的考分太高了，且由於當年報考分析哲學的考生中除她以外，沒有一個人達到錄取標準，以至於陳啟偉先生主動向他的老師洪謙先生建議，把這個學生轉給洪先生，出國培養。就這樣，關於還學文留學德國問題，陰差陽錯地居然引出了其後一個跌宕起伏極具戲劇性的故事，也導致我的後半生的研究和生活。
一九八二年北大外哲所錄取為出國生的最初的人選是還學文和甘陽，但是在大學和教育部往來辦理手續的時候，北大外哲所的秘書張惠秋竟然以“政治不積極”“白專”為理由私下扣下還學文的資料，沒有送回教育部，而把甘陽掉包換成張慎。我們由於有友人在關鍵部門，因此在他們進行到第三步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情況，為此展開了對抗，最後順利地揭穿了這些；還學文到了德國，而甘陽卻因為被導師張世英許諾以後補償而接受了事實。這個故事涉及很多人事問題，以後我一定會分享給大家。
在這個過程中，還學文認識了洪先生，由於精神氣質的一致，立即就取得了洪先生的完全信任。其後，在追補辦理手續時，每一步我們都是先告訴洪先生，取得他同意後才去做。所以從八二年的夏天到八三年底出國，還學文是在洪先生的呵護下最後到達德國的。
8.
學術思想及方法的一致，決定了一門學科的繼承、沿襲和傳承，也決定了誰是傳人。
雖然誰是傳人是無關緊要的問題，但是在洪先生給還學文的四十四封信以及多次郵寄書籍等資料中，不平常地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問題，這應該是他半生經歷的痛感，他不願意在思想上一直不被理解。對此，在最近三十年對於洪先生的回憶及評述中，我們更深切地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基於這個原因，我破例公佈這批珍貴文獻中涉及這個問題的部分文字。如此希望能更為準確地理解洪先生在真正的學術界，而非意識形態領地的位置，在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中的作用及地位，以及洪先生的氣質。
由於這封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號的信，洪先生引用了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例子，寓意極為明確，且內容單一，因此全文公佈如下：
Peking， 12.10.84
Liebe Xuewen,
你9月4日和10月4日的信都收到了，衷心感謝你。
請原諒我對你開始以“你”相稱，我認為我們的個人關係已經到了可以彼此以“你”相稱的地步。希望你會接受我的提議。
我聽人講到過，維特根斯坦信中問羅素，該怎樣稱呼他。羅素回答，“你”，不要“您”。儘管我絕不是會是羅素，你也不可能是維特根斯坦，但是我們的個人關係和共同的感受，比起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就任何方面而言都更為一致、更為密切。不是嗎！
此外，我也不喜歡諸如“非常尊貴的”、“非常尊敬的”這類稱呼，這種形式並不含真誠的意味，尤其是於我們而言。希望我在你的信中不再見到這樣的字眼。
對於在德國讀書的看法，我認為你的態度完全正確，即不是為了博士學位而是為了增長知識而學習。你務必要把這個觀念貫徹到底！任何一個大頭銜都有其作為裝飾品的功能，只對那些政治上和社會中活躍的人才重要，然而裝飾不可能是真正的知識本身。此外，要在大學工作的話，如果你只帶一個什麼頭銜回來而沒有真才實學，那對你也毫無用處。
我有兩冊克拉夫特的“維也納學派”，其中之一我昨天已用平信給你寄出，是第一版。第二版和它的區別僅僅在於增加了一個附件，除此之外兩個版本在內容上沒有大的差別。希望你不久能收到。
我很高興看到你的作業，不久就會通讀。我很好，太太和兩個小孫女兒也都好。我非常、非常忙，可是究竟忙了些什麼呢！
誠摯地問候你
T. Hung
9.
A.這封信的核心是洪先生不平常地使用了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例子。這個例子是維特根斯坦把自己的手稿寄給了羅素之後，羅素立即認識到他們之間在哲學方向上的一致，以及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天才。自此，思想的相通使得兩人的通信及關係完全超越了師生關係。
對熟稔羅素與維特根斯坦哲學的洪先生來說，使用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例子寓意非常清楚，那就是基本哲學氣質及方法的一致。
對此，洪先生對這名弟子的重視及滿意在還學文出國前洪先生就有明確的表示。由於在一九四九年後，尤其是五七年後，洪先生從來不寫中文文章，因此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就成了他後半生的唯一一本著述。這本書的內容基本上是翻譯自他在國外發表的論文及講學文字。
在這本文集中，開卷最重要的文章是第一篇他對於他的老師石里克的介紹，“莫里茲·石里克與現代經驗論”。緊接與此他自己最重要的文章對於維也納學派的間接及他自己看法的文章“關於邏輯經驗主義——我的個人見解”的翻譯，他交給了還學文。這不啻是一個書面宣示。而在還學文離開中國來德國臨行前，他和夫人，研究化學的北大化學系老師何先生親自在北大對面的飯店為還學文送行。這讓還學文深感洪謙恩師的厚待而惶恐不安。
其次，能使得堪稱為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上的西學巨擘的洪謙先生使用這個例子也絕非隨意的一時心血來潮，在此前，早在前幾封信中，他對於還學文的評價已經非常清楚地敘述出來。
在一九八四年元旦，他收到還學文郵寄給他的賀年年曆後的回信中不僅談了一些具體的他的計劃及事情，並且談到他們的師生關係。他在信中說：
“我可能四月份回牛津，在那裡呆到六月。然後再到維也納，出席維也納大學為我獲得博士學位五十周年（1934-1984）舉辦的慶祝活動。遺憾，無法取道德國看您，我最想見到的人。
我給您寄去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筆記》，作為新年禮物，平郵。希望能給您帶來一些快樂。收到後，請您立即寫信告訴我。因為我不知道是否會安全寄到。”
對於他晚年招考的這名學生，他說：
“親愛的還，實在說，您是我最喜愛的學生。您的為人以及您在與我交往中表現出的正直給我很深的印象。我時常想到，要是您在我身邊，我會多麼高興。但是我老了，無法給您很多幫助。儘管如此，我希望能為您盡力做自己所能做到的，這也會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您也許能夠想像，在精神上我是如何孤獨，在這個社會中我是一個‘落寞失落的遊子’。”
B.在上信的四個月後，十月十二號信的半年前——四月四號給還學文的信中，洪先生再次對還學文談到對她的評價及期待：
“三月十三日信收到了，很高興！想您已經去雷根斯堡（Regensburg）了！這封信是否能收到？
我於三月十七給您一信，內附給庫徹哈教授（Prof. Kutschera）的信，想早收到了。
去雷根斯堡後情況如何？一切事不必著急，有困難慢慢克服。我在可能範圍之內，總會給您幫忙的。我對您懷有期望，感到您能回國後和我一起做些工作。我們雖年齡懸殊，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以及做人的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這是多年來我在我的學生中間所不曾見過的。因而您就成了我相知的人；有些時候，見到許多文化現象、思想問題，我總是那麼想，如果還學文在我身邊，她會為我解憂。但是您離我太遠了。如果您在那裡呆上數年，可能連見面之緣都沒有了。因為我老了，久無“烈士暮年”之感，更多感到是喪氣之年。
我四月二十一號晚上二十一點十五分，二十二號上午八點二十五到法蘭克福，在那裡只呆三十分鐘九點再飛，上午就到倫敦了。我在牛津呆至六月初，然後去維也納，在奧地利參加慶祝會，會後再呆幾天，返回牛津。7月中前再去維也納，在奧地利過暑假。……如果您那個時候能來維也納，我們再信約。……”
10.
綜上所述，無論洪先生的學術思想、學術貢獻，還是他的學術傳承及傳人，最重要的是基本的學術方法的傳承，它甚至根本性地構成了學人的精神。所以，在洪先生辭世三十週年之際，我寫這篇強調如何理解洪先生的學術及其成就，如何辨析誰是洪先生的學生及傳人的文字，是想再次強調：
在思想史上如何評價一個學人及其學術，首先要看他使用的是什麼思想性質及氣質的語言；其次是他的語言方式及思想方法，他把握這種思想方法及語言的程度；第三是他的知識結構及性質，以及厚度。
這看來簡單甚至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是就是在這些問題上，所謂學人能夠通過這面鏡子而留下正面形象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在這面鏡子中，胡適的真才實學顯然達不到基本要求，他是杜威的學生，但是根本顯示出沒有任何杜威的語言方式及把握問題的氣質方法。胡適實在不是個學人，而是個學術雜貨店。
在這面鏡子中，余英時被稱為錢穆的學生，但是他不僅沒有任何錢穆的思想、語言及治學特色，而且甚至可說是背道而馳。至於他學的西學，做的卻是中國題目，他的語言及方法讓人們看到他對於西學缺乏基本的了解，完全是一種瞎子摸象式的，貼標籤的看法。正宗武林沒有這種功法，在宗法於古希臘傳統的學苑中，這樣的濫竽充數讓人遺憾。
至於大陸所謂學界，例如所謂科學哲學專家那一批人，八十年代後的所謂一代青年才俊，在這三個問題的鏡像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語言方式清楚地表明他們都不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而是意識形態分子（ideologue）。稱他們是自然辯證法專家是準確的，但是自然辯證法不是學術，而是以論帶史的意識形態及宣傳，和學術風馬牛不相及。此外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延續的是古希臘及文藝復興以來的追求“知識”的傳統，而意識形態分子發揚的是經院學術。這是兩種對立的傾向！
……
然而，正是在這三方面，為了寫這篇文字，我重新閱讀洪先生的《維也納學派哲學》和《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距離第一次讀他的有關時間和空間問題的文字，整整過去了四十年。四十年來我的思想深度及語言修煉，以及閱讀文獻的能力及數量，可以說提高了幾個等級，但也正是這個原因，四十年後這次閱讀，我覺得比四十年前讀的時候的感覺還強烈，對我的震撼也更劇烈——他竟然寫得如此深刻、簡練、精彩！
洪先生的這兩本書使我感到，就思想史及思想研究而言，無論怎麼高地評價洪先生的學術造詣，在我們這三代人來說，都不為高！
我自己的一生的求學經歷讓我感到——看不到這點的那就是精神及思想的目盲！
為此，積我的反叛及求學的經歷，積我思想的探究，我要對下一代年輕人說：我上一代人以及我這一代人——五四後的幾代人，就語言、語言方式及思想方法，就知識框架的性質及厚度，絕大多數人有問題，甚至有嚴重問題！我希望你們和我一樣，努力走出這個氣圍！在基本功上一招一式地追求純粹的武功，進行基本的學術研究，思想探究！
就此，我要再一次地強調這個基本觀點：
決定一個學人的學術及精神的是他的語言、語言方式、思維方式；決定他的學術成果的是是否有獨屬於他的問題，這問題的性質及他對於問題的辨析及把握能力及成果！
如是，洪先生的兩本書，篇帙雖然不大，卻不僅在問題上，而且在問題辨析，語言方式上提供了一個模板，一面鏡子，這在百年來的中文界及其西學領域可謂獨一無二！
2022.8.15
註：
1.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2.洪謙：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香港三聯，1990.
3.洪謙先生郵贈給還學文的書及1984年10月12日致還學文信（德文手寫）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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