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問我在“洪謙先生的學術及傳承”一文中屢次提到的的基督教指的是什麼，包括天主教嗎？
對此我回答說：如維基詞條解釋：
因历史缘故，汉语所称的“基督教”常专指基督新教，基督教整体则另以“基督宗教”或“基督信仰”称之，本文所指的是“基督宗教”。
我的指謂在這點上正是和維基的詞條一樣，指的是“基督宗教”。
而對於基督宗教及文化，我則是遵從Voegelin及前德國巴伐利亞文化部長及極權主義研究專家Maier的指謂：其宗教政治性追溯到三千年前古埃及，文化思想涉及的是由亞伯拉罕衍生的三個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性”！
2.
我是研究經驗主義及啟蒙哲學及其思想史出身，因此就這一文化思想之傳統的認識論方法論基礎，我專注的是“二元論”。
二元論是西方文化思想，包括古希臘文化傳統的基礎。
在我看，狹義地說，對於歐洲文化思想史來說，古希臘文化思想傳統和來自沙漠的西方宗教文化傳統是兩種不同的傾向，是兩回事；但廣義地說，這兩種傳統有共同的思想方式基礎，其思想方式的基礎就是“二元論”，其顯現的不同則是一體不同傾向的反映。
3.
有友人問我二元論的西文是什麼，它是Dualism。
對於這個單詞，我覺得德語詞典對此的解釋很簡練準確。認為它指的是：在有關哲學、宗教、社會或藝術的理論、教義、學說或解釋世界的體系中，它是從兩個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基本要素，例如兩個實體、原理、能力、外觀、物質或觀察和認知的方式出發展開的。 這兩種元素存在著張力關係以及甚至會到達不可調和地步的相互對立。
4.
德語詞條為此還配上了一張非常形象的插圖——双头羅馬神Janus，雅努斯。
對於這個插圖，它解釋說：Janus是罗马時代象征开始和结束的時間之神，它是理解世界的二元论存在的非常古老的象征。
對於這個有前後兩張面孔、同時瞻望過去和未來的Janus，維基詞條則強調說：
雅努斯是罗马本土最原始的神，在希腊神话中没有相对应的神祇。
我以為這其實也是在說二元論在古希臘和其後的羅馬帝國時期中，有著不相應的各自獨有的傾向。
5.
關於“洪謙先生的學術及傳承”一文，我認為有必要再次強調它所談的核心問題——學術研究的方法，同時也有必要用更為簡練及清洗的線條再次簡單概括一下：
A-本文涉及的是基本的治學方法問題：我這篇文字涉及的是對五四後平行的中學和西學的認識及評斷。中西各自治學方法及系統獨立且無關聯。
1a對於西學來說，它有兩種傾向：古希臘的認識論、知識論及宗教性經院學術的本體論、真理論。前者是辨析性的，二元的，後者則是專斷的，一元的。前者是澄清、啟蒙式的，開放性的；後者則是反啟蒙的、教條的，並且是封閉的。
1b在後者經院學術內又分為中世紀前存在的宗教教條學說，和近代文藝復興後，人性覺醒後，塵世社會的帶有世俗的宗教性的各類意識形態學說。
2對於中學來說，當代中學也有兩種傾向：傳統的經史探究和五四後，西學進入後的附會式的中學。
傳統治學方法的根本特點，不是我的專業，凡是涉及於此，我基本上只是引述陳寅恪及齊如山等前賢的言論觀點。就我對下一代知識人的認識，林婉清小姐的幼年訓練，對於文獻的了解及熟識及對文字方法的把握，我以為很是純正，我希望她能循序漸進地做出我做不了的工作，對此給予清楚的描述。
6.
回到“洪謙先生的學術及傳承”一文：
B-1關於本文涉及的洪先生，他是純正的西學。但是文中談到的馮友蘭的學術，雖然其對象及題目是中國思想，但是馮友蘭自己聲稱治的是西學——用西學的術語及方法重新詮釋討論中國思想史問題。這點余英時、林毓生亦如此。余英時多次公開說，他繼承的是胡適，然而，胡適治中國哲學史上卷時，的確是是和他類似的西學，但是他很快感到這一方法的可疑而不再繼續，並且轉治中學。對此胡適和余英時不同，他所治的中學，無論內容及方法都是中國式的。對此，我要在強調一次，這和馮友蘭、余英時們有根本不同。
B-2基於上述我對余英時和林毓生先生的學術的認識，為此，在“洪謙先生的學術及傳承”一文中，我所強調的，洪先生在辨析五四後馮友蘭的治學及其學術思想後，明確地指出，他的形而上學及其治學方法毫無價值，其批評亦完全適用於余英時。五四之出現的馮友蘭們，乃至余英時們的西學，只是標籤式的附會及捕風捉影。
對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我曾經在以前的文字中談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報告中也說得十分明確，他的西學方法是有問題的，在這一前提下，陳寅恪先生同時也對他的中學內容作了中肯評價——文獻材料很有參考價值。我以為，這一評價同樣適用于余英時先生的一些工作。
7.
但是，我們在此必須指出的是：
C.附會與以論帶史——意識形態化的學術的區別——中學中的穿鑿附會，捕風捉影、張冠李戴，乃至杜撰西方概念，自造體系，和五四後“從西方引進”的馬列主義在本質上不同。馬列主義是意識形態，是西學的一種，但是附會只是中文的妄斷及附庸風雅。
在這個意義上，馮友蘭們一九四九年前的西化性中學，乃至余英時們一生的所謂中學和五四後馬列帶來的以論帶史，意識形態化的對於中國哲學史，乃至文化的改造，如任繼愈們的各類中國哲學史，有著根本的區別。意識形態的構成及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化，是文化思想及學術的世俗宗教化，屬於教條化的衍生物，不成為學術研究工作，而是不同形式、方式的佈道及宣傳。而附會還不能稱之為“佈道”。
8.
我曾經在最早的質疑余英時先生們的工作時提到，余英時的工作和大洋國真理部的意識形態化的學術的區別不過是“桶裝標籤”和“散裝標籤”的區別。
由於附會者們的附庸風雅，其研究態度及在方法論及認識論上先天的不足及疲軟，因此在附會者們來說，感覺不到意識形態及其意識形態化的所謂學術的問題及其帶來的和研究水火不容的方法及態度，所以在附會者們看不到意識形態和學術的區別。這點亦是不僅在馮友蘭一代如此，而且在余英時及林毓生們更是如此。
我讀弗格林加繆阿隆乃至波普看到：用弗格林的話說，在價值問題上，他無法和意識形態分子交往，在學術問題上，不能和其討論，也從來不和其來往。但余英時和林毓生先生則完全沒有這感覺，當然沒有感到問題及態度方法的根本不同。為此他們和真理部子弟、骨幹、賣身者，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契闊談讌、相得甚歡。這不是學問及心胸的宏大海量，即不是弗格林、加繆、阿隆和波普們心胸狹隘，鼠肚雞腸，而是有其非常根本知識及氣質，乃至做人的倫理原因。
9.
路迷何處見三秦？……
返回原點，我的“洪謙先生的學術及傳承”一文要說的是，無論從西學還是中學，無論洪謙先生還是陳寅恪先生對於學術的認識，都告訴我們：
迷在中世界宗教的遺傳物，以及各種其世俗化思想及宗教變體——世俗宗教——迷在各類意識形態！
拒斥意識形態，拒斥意識形態式的所謂學術，是當代西方學術及傳統中國文化思想最基本的要求，是學術研究最根本的紅線！
沒有一所正常的西方大學、一般社會的大學應該且會任其意識形態及其所謂研究方式存在！
凡是染有這一問題的學術領域及機構，以及社會，都一定存在嚴重問題，未來它們一定會給精神及文化社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對於這種傾向，對於精神領域的人及其機構來說，或者是零容忍，或者是有足夠的對抗努力存在！這是維持文化正常氣氛的必要條件！
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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