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程門私淑”，這是認真對待藝術及歷史，對李世濟的準確稱謂！
李世濟這個人有能力，但是不老實，而且對於京劇的理解及認識，即，和唱做的能力有“別”的藝術感知力，審美能力，修養厚度，她不僅是匱乏，而且堪稱惡俗。對此，程硯秋大師一定會有察覺及認識。因為大師不是那麼容易，那麼沒敏感力就可以成為的。
但是這點很少有人談及，反而是李世濟經常利用程先生的誇獎，那是因為最早的接觸，程大師無論是從友人們的面子，還是對於年輕人的寬厚，以及那個時代的為人教養，都使他只會鼓勵，絕對不會有負面評價。
其次就是程大師不收女徒弟，這個原則，使他不必更多的說什麼。然而李世濟不僅當初就試圖充分運用了第一點，而且四九年後更試圖利用政治，利用黨及周恩來等領導的壓力製造一種要拜師的氣氛。但她孰料不及的是，為她人做了嫁衣裳，黨利用了這一點，卻選用了更自己人的江新蓉，她沒有江新蓉的紅小鬼政治資本。
江新蓉是共產黨出身，是黨的忠實工具。而這就使得江新蓉自然而然成功地利用了李世濟們的努力，成為打破程先生做人底線，在生命的最後期間不得不接受的女徒弟，更使得她成為走進程先生家裡——私人領地的臥底女徒弟。這種發展帶來的名利是李世濟夢寐以求的，卻絕不會想到最後會以羊易牛，對李世濟來說，甚至更意味著本來就要成功的事情，一下子被至於陰影之中，更嚴重的是從此還多了一個直接的競爭對手。以李世濟一生所顯示的對於人事關係的恩恩怨怨反應，說江新蓉和李世濟後來顯示到檯面的芥蒂，其根源應該是在五十年代，不會是空穴來風。
就功底及唱做能力，尤其是李世濟有一位對京劇有深刻理解的先生唐再炘的指點、啟發、輔助，在表達上江新蓉遜於李世濟，但是這位出身於革命事業的江新蓉為人上卻是樸實的，她對京劇的理解及對於程硯秋大師的認識也是樸實的，毫無李世濟的惡俗，所以江新蓉的藝術，雖然算不上得程神韻，但也離程不遠，而對於她和程先生的關係的敘述，也是樸實的，基本上不過分的。而李世濟卻恰好都是反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李世濟這樣的人當然不會罷休。對於虛浮的名利，八十年代後，李世濟不但充分地運用的時代及社會空氣，利用自己在北京的政治及藝術與權力關係的近水樓台，利用各類的勢力及影響，甚至利用先入為主及中國人處事婉轉，在她和程先生的師徒關係上，在爭奪程派繼承人的所謂旗幟上，肆無忌憚得誇大杜撰。恨不得直接把自己說成是嫡傳弟子，才為世出的乾女兒。但這貨真價實地是欺世盜名！更何況，而且人的惡俗及奸毒是不可能永遠能掩飾及偽裝的，李世濟惡俗的藝術口味及心智，她對於男旦，即乾旦的攻擊，以及詆毀，箭箭射向的，最終一定都是程硯秋大師！
是故，這個“程派私淑”的定語，本來是無所謂的事情，但是在今天是一定，且必須要加上的！
2.
對此，秋生社君華答說：
“李世濟老師對程派所做的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程門私淑”只是名義上未能拜師，如李薔華、顧正秋等前輩都未能拜師。但李世濟老師確實得到了程先生的指點。
李世濟老師在程派乃至京劇沒落的時代能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京劇、了解程派做了很多的工作。對外人的辱罵及門戶之見，李世濟老師不僅從未參與，亦為反擊，她的大氣、以事業為重令人欽佩。這樣的精神值得後人學習（因為參與內鬥是對程派藝術毫無益處的）。”
與此，我回答說：“私淑”，二字沒有褒貶，我是說這個定義準確。如所言，新艷秋、章遏云同樣是私淑卻並不影響其藝術造詣。李世濟要抹去是有其目的，且不是藝術目的。 其二，李世濟，對其早期，我沒能力置喙，且我父親最迷的程派是李世濟，我幾乎看過她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前演出的所有的戲，今天看來，如桑園會，依然是佳作。但是在八十年代後，我開始逐漸更深地進入京劇，隨有了自己看法，尤其是讀了齊如山後，堅定了我感覺及看法。 齊如山認為，梅蘭芳會唱戲，但是對於京劇的文化及藝術形式的認識並沒有，他周圍幾乎沒有懂戲的。而我讀書思索的看法——京劇是中國文字文學的繼續，文化的韻律，是唐詩宋詞的繼續。 就此意義，李世濟們的後期毀滅的是京劇及中國文化，這如同文化思想史的“格義”、“附會”，是大忌！所以我才會留下這段言。 看法不留在肚子里，還因為我由於被封閉，所以在認識問題的路上全靠自己的摸索，耽誤了很多時間。五十歲才看到齊如山，豁然開朗，他使我更為直接地切入根本的問題。這個教訓讓我有話直說，有感直發，以便後人能避免我這代人的浪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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