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筆者一九八八年第一次走出國門，四十歲時被稱為德國波普學派的代表人物，哲學家漢斯•阿爾伯特（Hans Albert，1921-2023）點撥引導到ideology，觀念學說即意識形態問題，極權主義問題研究，一九八九年受到他的直接的申請資助研究的學術性的推薦信支持。這封推薦信清楚地點明學術研究與意識形態的不同。由此，一路走來三十六年，受到德國自由主義政治學教授布拉赫（D.Bracher）、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1929-2009），以及邁爾（Hans Maier）教授等的著述深刻影響，關於極權主義問題寫出二百萬以上文字。於此可以明確地說：
中文界極權主義研究，是阿爾伯特及其德國批判理性主義思想——波普學派直接播下的種子萌發，其後受德國戰後學術界研究成果的深刻影響展開的。（2025.9.29）
正文：
四.冷戰後的極權主義研究的變化及其焦點問題
【10】在我看來，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是一部極權主義概念及理論研究概念史的經驗案例，處處嚴絲合縫，且劇情變化亦步亦趨。而最近四十年更是如此。就極權主義已經有的，認識到的內容來說，大陸可謂“毫無新意”地遵循了舊版極權主義劇本的內容。不過是就其形式來說，由於極權主義是西方近代化帶來的問題，伴隨西方經濟、政治的變化，尤其是二戰、冷戰的結束，作爲僅存的，嚴守了斯大林時代的底綫的中國大陸，演繹出很多“舊中有新”的內容。這個內容由于是在一種純粹的西化，意識形態化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為研究另一時期的意識形態的時代，極權主義的時代，西方社會的特點，如實驗室條件下的一個“試驗”那樣，不僅爲研究極權主義，也為研究後基督教的西方提供了很多新的視角。
那麼，作為當代極權主義問題研究教科書式的案例的中國大陸，究竟應該如何描述它最近四十年的變化及其現狀，應該如何把握它的現狀及變化；中國大陸的這些變化究竟又能給極權主義概念及理論帶來什麼性質的新認識？
若想釐清這兩個問題，則還是要回到西方，首先是因為它們同樣涉及極權主義概念及其理論的發源地——當代歐美對於極權主義，以及其類似於它的這些問題的研究現狀。西方學界的研究現狀顯示的是這一理論自身能力的調整。其次則是中國的變化如中國極權主義的產生一樣，發展依然是與其母體緊密相連。
極權主義的母體是西方，不是隨口而言的事情，而是千真萬確、能從各方面確認的客觀性的判斷！看不到這點而談論極權主義，就是一種不著調！
.jpg)
.jpg.600f059870a763065ce7c9683f8c449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