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注：1945年10月刊於《辯論》。
按語：鑒於時下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這西文同一個單詞Nationalism，西方社會的痼疾，越演越烈，甚至時刻有世界大戰的危險，再次危及到人類的存在。在沒有新的令我滿意的版本前，我把陳超翻譯的這個版本做了些許修正（貼文紅色部分也是我加的）貼在我的博客，作為我所寫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們的畫像》上部導讀和下部解讀兩文的參照文本。
我希望中文界的朋友能夠由此而更關心它深層的思想問題，文化問題。不要像杭亭頓和福山那樣，在八九年之後反向刺激世界的精神及思想文化潮流，激化了西方社會的痼疾。
——仲維光，2023.10.24
拜倫在某處用了“longeur”①這個法語單詞，並順便提到，雖然我們沒有這個英語單詞，但這種情況多的是。同樣地，有一種思維方式如今非常普遍，影響了我們對於每一個問題的思考，但還沒有被賦予名字。在現有的名詞中我選擇了最接近其內涵的“民族主義”這個詞，但你很快就會發現我用的並不是這個詞的一般含義，這只是因為我所談論的情感並不總是和民族聯繫在一起——民族指的是某一個種族或地域的人。它可以用以指代一個教會或一個階層，或者只是否定意義上的抵制某個事物，並不需要有任何肯定意義上的忠誠對象。
①譯者注：意即乏味而冗長的章節。
說到“民族主義”，我首先指的是認為人可以像昆蟲那樣分門別類，可以給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貼上“好人”或“壞人”的標籤這一思維定式。①但其次——這一點更加重要——我是說一個人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產生了認同感，將其淩駕於善惡之上，並認為除了維護它的利益之外再無其它責任。民族主義不能和愛國主義混為一談。這兩個詞的用法都很模糊，對其加以任何詮釋都會引起爭論，但你必須在二者之間劃清界限，因為它們涉及到兩個不同的甚至是相抵觸的概念。“愛國主義”我指的是一個人對某一個地方和某一種生活方式充滿瞭解和熱愛，認為它們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並不希望強迫他人接受。愛國主義的本質無論軍事上還是文化上都是防禦性的。而民族主義則與對權力的欲望是分不開的。每個民族主義者一以貫之的目的就是攫取更大的權力和更高的權威，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所選擇的吞沒其個體身份的國家或團體。
①作者注：國家，甚至更加模糊的團體，例如天主教會、無產階級總是被當作個體，被冠以“她”的稱謂。荒唐可笑的評論幾乎掛在每個人的嘴上——比方說，翻開報紙，你就會看到“德國佬生來就是奸邪之徒”這些關於民族性的武斷概括（還有“西班牙人生來就是貴族”或“每個英國男人都是偽君子”）。時不時地，人們會意識到這些概括根本沒有依據，但說出這些話的習慣就是改不了；表面上擁有國際視野的人，如托爾斯泰或蕭伯納，也總是犯下這樣的錯誤。
如果它只是被用於描述更加明顯、臭名昭著的德國和日本等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所有這一切都再明顯不過。當我們面對納粹主義這一現象，從外部進行觀察時，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會對它作出相同的評價。但在這裡我必須重複上文說過的內容——我用了“民族主義”這個詞，是因為沒有更貼切的詞語可供使用。在我使用“民族主義”時，它的延伸含義包括了諸如共產主義、政治天主教主義、猶太復國運動、反猶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與和平主義。它不一定表示對政府或國家的忠誠，更談不上對祖國的忠誠，嚴格來說，它所涉及的團體甚至不一定真的存在。舉幾個明顯的例子：猶太人、伊斯蘭教、基督教國家、無產階級和白種人，都是熱烈的民族主義情懷的物件，但它們存在與否卻值得進行嚴肅的質疑。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擁有能夠被廣泛接受的定義。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民族主義的情感可能是完全負面的。比方說，托派分子成為與蘇聯不共戴天的敵人，而又缺乏對某個組織的忠誠。當你理解了這些含義時，我所說的民族主義的本質就變得更加清晰明瞭。一個民族主義者指的是一心只想著或考慮的重點只有爭權奪利的人。他可能是一個正向的或負面的民族主義者——他的精神力量可能用於鼓勵打氣或誣衊誹謗——但他一心只想著勝利、失敗、榮譽和羞辱。他眼中的歷史，尤其是當代歷史，只有強權勢力無休止的起起落落，在他看來，每一個事件都象徵著己方的陣營蒸蒸日上，而被痛恨的敵方陣營江河日下。但最後我要說的是，不能把民族主義和對成功的膜拜混為一談。民族主義者並不會遵循投靠最強的一方這一原則。正好相反，在選擇瞭解自己的陣營後，他會說服自己所選擇的陣營就是最強大的，即使在全然對己不利的事實面前也能堅持自己的信仰。民族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對權力的饑渴症。每個民族主義者都能做出最厚顏無恥的卑鄙勾當，但由於他知道自己是在為某個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服務，他還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正義的一方。
現在，在我進行了這番冗長的定義後，我想應該承認我所談論的這種思維方式在英國知識份子中的傳播比在人民群眾中的傳播更加廣泛。對於那些對當代政治深有體會的人來說，某些問題被理解為面子問題的流毒如此之深，以至於要進行真正理性的思考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舉出數百個例子，但單舉一例，想想這個問題：在同盟國的三大勢力蘇聯、英國和美國中，哪一方對打敗德國貢獻最大？理論上應該可以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作出一番合理的甚至決定性的解答。但在實踐中，必要的計算無從實施，因為任何願意琢磨這麼一個問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從面子之爭的角度去看待它。因此他會先決定自己傾向於對俄國、英國或美國有怎樣的看法，然後才開始尋找似乎能支持自己的看法的論證。類似的問題還有一長串，你只能從對整個問題能淡然處之的人那裡得到誠實的答案，而他的觀點可能根本沒有價值。因此，部分程度上，我們這個時代在政治和軍事預測上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奇怪的是，所有思想流派的所有專家，沒有一個人能夠預見到1939年俄國與德國簽訂條約這麼一件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①當條約破裂的消息傳出時，對它的解釋可謂五花八門，預測剛被提出就立刻得修改，幾乎每一個預測都不是建立在對可能性的研究之上，而是基於一廂情願，想將蘇聯渲染成正義或邪惡、強大或弱小的一方。政治或軍事的評論家就像占星師一樣，犯了什麼樣的錯誤都可以繼續胡謅下去，因為他們那些更加熱切的信眾並不指望他們對事實進行評估，而是尋求民族主義忠誠的鼓舞。②美學上的評論，特別是文學評論，就像政治評論一樣被敗壞了。要一個印度民族主義者喜歡讀吉卜林的作品或一個保守黨人在馬雅可夫斯基③身上看到優點大抵上是很困難的事情，你總是面臨著這個誘惑：因為你不認同某一本書的思想傾向，所以從文學的角度看它一定是一部蹩腳的作品。有著強烈民族主義世界觀的人總是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不誠懇地玩弄這一手段。
①作者注：有幾個持保守立場的作家，例如彼得·德魯克預見到了德國與俄國的結盟，但他們預測的是永久性的同盟或聯合。而馬克思主義者或左翼人士，無論是什麼政治色彩，都沒有預計到蘇德條約的訂立。
②作者注：大多數流行刊物的軍事評論員可以分為親俄派和反俄派，親英派和反英派。像相信馬其諾防線堅不可摧或預言俄國將在三個月內征服德國這樣的錯誤對他們的名譽毫無影響，因為他們總是在說出自己的聽眾想聽的話。最受知識份子推崇的兩位軍事評論家是李德爾·哈特上尉和福勒少將。前者的理論是盾勝於矛，而後者的理論是矛勝於盾。這個矛盾並沒有妨礙他們被公眾捧為權威，他們在左翼圈子裡受到追捧的原因是兩人與國防部對著幹。
③譯者注：弗拉德米爾·弗拉德米洛維奇·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1893—1930），俄國著名革命詩人，代表作有《我們的進行曲》、《革命頌》等。
在英國，如果你只是考慮人數，或許最普遍的民族主義形式是舊式的英國沙文主義。可以確定地說，這一思想仍然廣泛傳播，比大部分觀察者在十幾年前所相信的更廣為流傳。但是，在本文中我所關心的主要是知識份子的反動思想，在他們當中，沙文主義和老式的愛國主義幾乎已經死去，雖然現在似乎在少數人身上得以復興。在知識份子群體中，不消說，佔據了主導地位的民族主義是共產主義——這個詞取的是它的廣義，既包括共產黨員，也包括其“同路人”和籠統的親俄派。我這裡所說的共產主義者指的是以蘇聯為自己的祖國，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為俄國的政策辯護並不惜任何代價捍衛俄國利益的人。顯然，今天英國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非常巨大。但許多其它形式的民族主義也在蓬勃發展，通過留意不同的甚至似乎互相矛盾的思想潮流之間的相似之處，你能最好地理解這個問題。
在十到二十年前，與今天的共產主義最接近的民族主義形式是政治上的天主教主義。它最傑出的代表——雖然他或許是一個極端個案，並不具有代表性——是吉伯特·基斯·賈斯特頓。賈斯特頓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為了羅馬天主教的宣傳事業，他壓抑了自己的敏銳性和思想誠實。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他所寫的東西其實是在不停地重複著同樣的內容，就像《以弗所書裡偉大的戴安娜女神》那樣刻意賣弄小聰明，卻又思想簡單，令人覺得很沉悶。他寫的每一本書和每一段對話都是在最大限度地錯誤地展現天主教比新教或非基督教更加優越。但賈斯特頓並不滿足於認為這一優越只是思想層面上或精神層面上的優越，它還體現在民族尊嚴和軍事實力上，這意味著盲目無知地將拉丁國家理想化，尤其是法國。賈斯特頓在法國居住的時間並不長，他對法國的描繪——天主教的農民不停地喝著紅酒高唱著《馬賽曲》——與現實的聯繫就好像《朱清周》①與巴格達的日常生活的聯繫。他不僅高估了法國的軍事實力（在1914—1918年的一戰前後，他認定法國單憑一己之力就比德國更加強大），而且愚蠢低俗地讚美戰爭的實際進程。賈斯特頓描寫戰鬥的詩作，例如《勒班陀》或《聖芭芭拉的民謠》使得《輕騎兵衝鋒》這首詩讀起來就好像是和平主義者的宣傳冊。它們或許是英語中最低俗的描寫。有趣的是，要是有人以他慣用的讚美法國和法國軍隊的手法去描寫英國和英國軍隊，他會是第一個予以嘲諷的人。在內政上他是一個英格蘭本土主義者，對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真的深惡痛絕，而且他真心擁戴民主。但是，當他展望世界時，他就拋棄了自己的原則，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這麼做。因此，他對民主幾乎可以用神秘主義加以形容的信念並不能阻止他崇拜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摧毀了代議制政府和出版自由，而這些是賈斯特頓在英國孜孜以求的。但墨索里尼是個義大利人，讓義大利走向強盛，光這一點就足夠了。而且切斯坦頓對於義大利人和法國人對有色人種的征服式的帝國主義不置一詞。一旦事關他的民族主義忠誠，他對現實的把握、他的文學品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的道德意識就都錯位了。
①譯者注：《朱清周》（Chu Chin Chow），由英國劇作家編導的一部音樂劇，故事取材于《阿裡巴巴和四十大盜》。
顯然，賈斯特頓所闡述的政治天主教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而這兩者與蘇格蘭民族主義、猶太複國主義、反猶主義或托洛茨基主義也有許多相似之處。要說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都一樣，甚至連它們的精神氛圍也一樣，未免過於武斷。但有幾條原則適用於所有的情況。下面是民族主義思想的幾個主要特徵：
偏執。民族主義者的所思所言所寫幾乎就只有他自己的團體的優越性。要民族主義者隱藏其忠貞即使並非不可能，也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只要對他的小團體稍有詆毀或稱讚它的對手，他就會立刻感覺不痛快，必須尖刻地予以反駁才能心安。如果他所選擇的團體是一個國家，比如說愛爾蘭或印度，通常他會聲稱它不僅在軍事力量和政治品質上有其優越性，而且藝術、文學、運動、語言結構、人民的體格美態甚至氣候、風景和廚藝都更了不起。他會對諸如旗幟的正確擺放、新聞標題的字體大小和不同國家的名字先後順序非常敏感。命名法①在民族主義思想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贏得獨立或經歷了民族起義革命的國家總是會更換名字，任何有著強烈情感的國家或團體一般會起幾個名字，每一個名字都有不同的含義。西班牙內戰的交戰雙方加起來有不下九到十個名字，表達不同程度的愛與恨。有些名字（例如佛朗哥的支持者叫“愛國者”，政府的支持者叫“忠勇軍”）讓人摸不著頭腦，沒有哪一個名字是敵對雙方達成一致，共同使用的。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視傳播自己的語言以壓倒對手的語言為己任，在說英語的民族中，這一鬥爭以方言之爭這種更加隱晦的形式出現。仇視英國的美國人如果知道某一句俚語是出自英國時，會拒絕使用它，而拉丁語推行者和日爾曼語推行者之間的鬥爭背後總是有民族主義的動機。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堅稱蘇格蘭低地民族的優越性，而社會主義者的民族主義以對英國廣播電臺的口音發起階級仇恨的謾駡作為形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民族主義甚至總是讓人覺得有信奉交感巫術的色彩——這或許是因為焚燒政敵的肖像或拿他們的肖像當箭靶這一普遍行為而引發的。
①作者注：有的美國人對英國人和美國人這兩個詞的合併形式“英美人”表示不滿，他們說應該更改為“美英人”。
不穩定性。民族主義者的忠誠感很強烈，但它是可以轉移的。首先，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它們能夠而且經常被指向異國。你經常會發現偉大的民族領袖或民族主義運動的創始人甚至不屬於他們所膜拜讚美的國家。有時候他們是徹徹底底的外國人，更普遍的情況是，他們來自國籍不明的周邊地區。比如說史達林、希特勒、拿破崙、德·瓦勒拉①、迪斯雷利、龐加萊②、比弗布魯克。泛日爾曼運動在部分程度上是英國人休斯頓·張伯倫締造的。過去五十年到一百年來，民族主義的轉體在文壇知識份子裡是普遍現象。拉弗卡迪奧·赫恩③轉體的物件是日本，卡萊爾和其他許多人的轉體物件是德國，而在我們的時代，許多人則轉投俄國陣營。但特別有趣的是，再次轉體的情況也有可能發生。一個被推崇多年的國家或團體可能突然間變得面目可憎，熱情被轉移到另一個目標上，中間幾乎沒有過渡。在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歷史大綱》第一版和其它同一時間的作品中，你會發現美國被誇到了天上，就像今天的共產主義者誇俄國一樣。但是，幾年後這一不加批判的崇拜就變成了仇視。固執的共產主義者在幾個星期內，甚至幾天內就變成了同樣固執的托派分子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歐洲大陸，法西斯運動的很多成員原本是共產主義者，而接下來的幾年很可能會發生相反的過程。民族主義者不變的是他的精神狀況，而他的情感物件是可以改變的，還可能是虛構的。
①譯者注：伊蒙·德·瓦勒拉（Éamon de Valera, 1882—1975），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政治家，愛爾蘭憲法起草人之一，曾於1959年至1973擔任愛爾蘭第三任總統。
②譯者注：雷蒙德·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法國政治家，曾任三屆法國首相，並于1913年至1920年擔任法國總統。
③譯者注：派翠克·拉弗卡迪奧·赫恩（Patrick Lafcadio Hearn, 1850—1904），又名小泉八雲，旅日美國作家，代表作有：《怪談錄》、《日本與日本人》等。
但對於一個知識份子來說，我在提到賈斯特頓的時候已經講過，轉體是一個重要的功能。它使得他的民族主義情緒能夠遠遠超出他在為自己的祖國或任何他有切實瞭解的團體鼓噪時所能達到的程度——更加粗俗，更加愚蠢，更加歹毒，更加虛偽。當人們看到相當聰明和敏感的人所寫的關於斯大林、紅軍等的奴顏媚骨及自吹自擂的垃圾文字時，我們就會意識到，這只能是因為產生了某種思想錯位才可能發生。在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中，任何一個被稱為知識份子的人對自己國家竟然有非常深厚的依戀是異乎尋常的。公眾輿論——即他作為知識份子所應瞭解的那部分公眾輿論——不會允許他如此去做。因為他周圍的大多數人都是具有懷疑態度和不滿足精神的人，這使他可能出於模仿或純粹的怯懦而採取同樣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他會不得不放棄近在手邊的民族主義形式，但不會更接近真正的國際觀。他仍然感到需要一個祖國，如此他很自然地到國外去另尋一個祖國。一旦找到它，他就可以無拘無束地在他誤以為自己已擺脫了的思想感情中摸爬滾打了。上帝、國王、帝國、英國國旗——所有那些被推翻的偶像都可以以不同的名目重新出現，而且因為它們原來的那種思想面目不會被認出來，所以可以問心無愧地來崇拜時下的這些了。易體轉位的民族主義，就像替罪羊的使用一樣，是一種不用改變行為方式就能夠獲得救贖的一個途徑。
對現實麻木不仁。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能做到對性質相同的事實之間的相似性視而不見。一個英國托利黨人會捍衛歐洲自決，卻反對印度這麼做，而不會感覺自相矛盾。行為的好與壞並不取決於它們自身，而是取決於是誰在施行。幾乎所有的暴行——虐待、使用人質、強制勞動、人口遷徙、未經審判判處監禁、捏造事實、刺殺、轟炸平民——如果是“自己人”做的，其道德色彩就會改變。自由党的《新聞紀實報》刊登了德國人吊死俄國人的照片，作為駭人聽聞的暴行的例子，一兩年後它以熱情讚賞的態度刊登了俄國人吊死德國人的類似照片。①歷史事件的情況也是一樣，總是以民族主義對其進行解讀。像宗教裁判所、星室法庭②和英國海盜的酷刑（例如，法蘭西斯·德雷克爵士③喜歡將西班牙戰俘活活淹死）、白色恐怖、鎮壓兵變的英雄們將數以百計的印度人綁上炮口轟出去、克倫威爾的士兵用剃刀割開愛爾蘭婦女的臉龐這些事情，當人們覺得它們是為了“正義”的事業而做的，它們就都成了于道德無損甚至值得嘉獎的行為。如果你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你會發現幾乎沒有哪一年不會從世界的某個地方傳來暴行的報導。但是，這些慘案中沒有哪一件——西班牙、俄羅斯、中國、匈牙利、墨西哥、阿姆利則、士麥那的慘劇——會被英國的全體知識份子相信和譴責。這些事情是否應該加以譴責，甚至它們是否發生過，總是取決於政治傾向。
①作者注：《新聞紀實報》敦促它的讀者去觀看播放整個行刑過程的電影，還有特寫鏡頭。《星報》以明顯表示贊同的態度刊登了幾近赤身裸體的通敵賣國的女人被巴黎的暴民折磨的相片。這些相片和納粹分子刊登的柏林暴民折磨猶太人的相片非常相似。
②譯者注：星室法庭（Star Chamber），英國皇室設立的用於監督新聞和出版的機構，成立於1487年，因屋頂有星形裝飾而得名。
③譯者注：法蘭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英國海盜、奴隸販子，曾于1577年至1580年完成環球航行，後被英國王室招安並授勳，於1588年與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海戰中擔任副司令。
民族主義者不僅不會去譴責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還能對它們做到充耳不聞。六年多來，那些英國的希特勒崇拜者故意不知道達豪集中營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存在。而那些斥責德國集中營時聲音最響亮的人，總是不知道俄國也有集中營，或者所知甚少。像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這樣的數百萬人死去的重大事件就沒有引起大部分英國親俄派的關注。許多英國人對這場戰爭中德國和波蘭猶太人遭遇的滅絕行動幾乎一無所知。他們自身的反猶主義讓這樁滔天的罪行從他們的意識中溜了過去。在民族主義者的思想中，事實可以既是真實的，又是不真實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實或許如此不堪忍受，總是被推到一邊，不被允許進入邏輯思考過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納入考慮中，但從來不被承認是事實，就算是在自己內心承認也不行。
每一個民族主義者都受到“歷史是可以被改變的”這一信念的困擾。他的一部分時間沉溺於一個夢幻世界裡，在那裡發生的都是原本應該發生的事情——比方說，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獲得了勝利，1918年的俄國革命被鎮壓下去——只要有可能，他就會將那個世界的某個片段搬到歷史書裡。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宣傳作品都是捏造的。史實被打壓，日期被修改，話語被斷章取義和精心篡改以改變它們的意思。任何覺得不應該發生的事件都避而不提並最終予以否認。①1927年蔣介石活活烹死了數以百計的共產黨人，而十年後他成為了左翼人士的英雄之一。世界政治的勢力重組讓他投身於反法西斯陣營，因此殺害共產黨人的罪行“既往不咎”，或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政治宣傳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影響時下的意見，但那些重寫歷史的人或許在部分程度上真的相信他們在將事實塞入歷史中。當你思考那些用以證明托洛茨基並未在俄國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精心捏造的謊言時，你很難覺得那些做出這種事情的人只是在撒謊。更加可能的情況是，他們感覺那個版本的敘事才是上帝眼中的歷史，因此他們篡改事實是正義之舉。
①作者注：一個例子就是蘇德條約，它正從公眾的記憶中被迅速地抹除。一個俄國記者告訴我記錄近期政治事件的俄國年鑒已經把蘇德條約刪去。
世界各地之間的封閉加劇了對客觀真相的漠視。這使得瞭解真相變得越來越難。人們總是對大事打心眼裡感到疑惑。比方說，要對當前這場戰爭的死亡人數統計精確到百萬甚至千萬是不可能的事情。經常被報導的那些慘劇——戰鬥、屠殺、饑荒、革命——讓普通人產生了恍如夢幻的感覺。你沒有途徑去確認這些事情，甚至不能完全肯定這些事情真的發生了，而且總是從不同的管道看到完全不同的解讀。1944年8月的華沙起義到底是對是錯？德國人在波蘭的毒氣爐是真是假？誰才是孟加拉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或許真相是可以被發掘的，但幾乎任何報紙都不會誠實地報導事實，而普通的讀者如果相信了謊言或沒有什麼想法是可以原諒的。真相總是無法得以肯定，這使得依附瘋狂的信仰變得更加容易。由於沒有什麼事情能夠被證實或證偽，最確鑿無疑的事實也會被肆無忌憚地加以否認。而且，雖然民族主義者總是念念不忘權力、勝利、失敗、復仇，他們總是對現實世界裡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感興趣。他想要的是覺得己方壓過他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對他來說，打嘴仗比尋求事實的支持更加容易。所有的民族主義爭議都是辯論社的水準。結果總是不了了之，因為每一位辯論者都相信自己獲得了勝利。有的民族主義者幾乎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快樂地活在權力和征服的迷夢中，與現實世界完全脫節。
我已經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探討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的思維習慣。接下來就是對這些形式進行分類，但顯然我無法完整地將它們羅列出來。民族主義是個宏大的主題。這個世界受到無盡的幻想和仇恨的折磨，因為它們而陷入錯綜複雜的分裂狀態，它們當中最醜陋猙獰的一面還不為歐洲人所知。在本文中我要探討的是英國知識份子裡的民族主義。他們比普通人更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但沒有夾雜愛國主義，因此能夠單獨進行分析。下面我列出了如今在英國知識份子群體中盛行的幾種民族主義，並加上了似乎必要的評論。用三個標籤進行歸類會很方便：正向的民族主義、轉體的民族主義和負面的民族主義。不過有的民族主義形式可以被歸入不止其中的一類：
正向的民族主義
一、新保守主義。其代表人物有愛爾頓爵士①、艾倫·派翠克·赫爾伯特、喬治·瑪律康·楊格②、皮克松教授③，保守黨改革委員會出版的雜誌，還有諸如《新英語評論》和《十九世紀及其未來》這些雜誌。新保守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不同，它有著民族主義的特徵，其真正動機是不願意承認英國的實力和影響已經江河日下。即使那些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軍事地位已今非昔比的人也會宣傳“英國的理念”（總是語焉不詳）必將主宰世界。所有的新保守主義者都是反俄派，但有時候其著重點是反美主義。重要的是，這一思潮似乎正在年輕的知識份子中漸漸普及，還有一部分人是前共產主義者，他們通常都經歷了理想幻滅的過程。許多原本反對英國的人突然變成堅定的親英派。體現了這一趨勢的作家有弗雷德里克·奧古斯都·沃伊特、瑪律康姆·馬格理奇、伊芙琳·沃、休·金斯米爾，而湯瑪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溫德漢姆·路易斯和眾多他們的追隨者在思想上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
①譯者注：戈弗雷·愛爾頓（Godfrey Elton, 1892—1973），英國歷史學家，代表作有《法國革命理念》等。
②譯者注：喬治·瑪律康·楊格（George Malcolm Young, 1882—1959），英國歷史學家，代表作有《時代的寫照》等。
③譯者注：肯尼斯·威廉·穆雷·皮克松（Kenneth William Murray Pickthorn, 1892—1975），英國政治家，曾任劍橋大學保守黨議員，在英國教育部任職，樞密院成員。
二、凱爾特民族主義。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民族主義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它們都持反英立場。這三個運動的成員都反對這場戰爭，一直都宣稱自己是親俄派，那些狂熱分子甚至聲稱自己同時是親俄派和親納粹派。但凱爾特民族主義與仇英情緒並不是一回事。它的動力是對凱爾特人在過去和未來一直都是偉大民族的信仰，擁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凱爾特人被認為在思想上比薩克遜人更加出色——更加單純，更有創造力，沒有那麼低俗，沒有那麼勢利等等——隱藏在下面的是司空見慣的權力欲。其中一個跡象就是認為愛爾蘭、蘇格蘭甚至威爾士能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保持獨立，不需要得到英國的保護的錯覺。持這一思想的作家有克裡斯朵夫·穆雷·格裡夫①和肖恩·奧凱西②。沒有哪一個當代的愛爾蘭作家能完全不帶一絲民族主義的痕跡，就連葉芝或喬伊絲這樣的偉大作家也不能。
①譯者注：克裡斯朵夫·穆雷·格裡夫（Christopher Murray Grieve, 1892—1978），蘇格蘭詩人，筆名“休·麥克迪亞密”，代表作有《蘇格蘭群島》、《蘇格蘭詩歌的黃金寶藏》。
②譯者注：肖恩·奧凱西（Sean O'Casey, 1880—1964），愛爾蘭劇作家、社會主義者，代表作有《一個槍手的故事》、《出發吧》等。
三、猶太複國主義。這是一場不同尋常的民族主義運動，但它在美國的變種比英國的變種似乎更加暴戾。我把它歸入了直接而非轉體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幾乎只在猶太人的群體中盛行。在英國，出於幾個互相矛盾的原因，大部分知識份子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都支持猶太人，但他們對此並沒有強烈的情緒。所有善良的英國人也都支援猶太人，因為他們反對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但在非猶太人的族群裡，幾乎找不到對猶太人的民族忠誠或認為猶太人天生就是優越民族的人。
轉體式的民族主義
一、共產主義。
二、政治天主教主義。
三、膚色情感。舊式的對於“土著居民”的輕蔑態度在英國已經式微，許多強調白種人優越性的偽科學理論已經被拋棄了。①在知識群體當中，膚色情感只會以顛倒的形式出現，也就是說，相信有色人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性。這一情感如今在英國知識份子中越來越普遍，而這或許源自越來越普遍的受虐心態和性挫折，而不是與東方和黑人民族主義運動接觸的結果。即使是那些對膚色問題並沒有強烈情感的人，勢利和模仿也有很大的影響。幾乎任何英國知識份子都恥于說白人要比有色人種更優越，而即使他不認同有色人種比白人優越這一論調，他也會覺得它是無可指摘的理論。寄託於有色人種之上的民族主義總是和認為他們的性生活更加美妙的想法聯繫在一起，坊間還流傳黑人擁有無與倫比的性能力。
①作者注：一個好例子就是關於中暑的迷信。直到不久前，還有人相信白種人比有色人種更容易中暑，一個白種人如果不戴木芯帽子就在熱帶的日曬下走路一定會出事。這一理論沒有任何憑據，但它的作用是強調“土著人”和歐洲人之間的區別。在這場戰爭中，這個理論被悄悄地擱置一旁，在熱帶地區，整支軍隊在行動時都不戴頭盔。但是，中暑的迷信依然存在，在印度的英國醫生似乎和門外漢一樣對它深信不疑。
四、階級情感。在上流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中，這一情感只會以顛倒的形式出現——那就是，對無產階級優越性的信念。在知識份子群體內部，公共輿論同樣具有強大的壓迫力。對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式的忠誠，對資產階級的最惡毒的、理論上的仇恨，總是能和日常生活中的勢利並存。
五、和平主義。絕大部分的和平主義者要麼屬於隱秘的宗教派別，要麼是人道主義者，反對殘害生命，不希望進一步推進自己的思想。但有一小撮崇尚和平的知識份子真實但沒有表露的動機似乎是對西方民主體制的仇恨和對極權體制的嚮往。和平主義者的宣傳總是含糊地說某一方和另一方其實都不是好人，但如果你仔細閱讀年輕一輩的和平主義知識份子的作品，你會發現他們根本沒有表達持平而論的否定，而是幾乎完全和英國和美國對著幹。而且他們沒有一以貫之地譴責暴力，只是譴責在保衛西方國家時所使用的暴力。他們並沒有像指責英國人那樣指責俄國人以戰爭手段保衛自己。事實上，所有這類和平主義宣傳都避免提及俄國或中國。他們沒有說印度人在與英國人鬥爭時應該放棄暴力。在和平主義者的文學作品裡充斥著模棱兩可的言論，如果它們真有意義的話，它們似乎在說像希特勒這樣的政治家要好過像邱吉爾這樣的政治家，而如果暴力真的夠殘暴的話，或許就可以原諒。法國淪陷之後，那些法國和平主義者在面對一個他們的英國同仁還不需要面對的真正抉擇時，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投靠了納粹。在英國，似乎有一小部分人既是和平誓約聯盟的成員，又是黑衫党的成員。和平主義作家寫過一些稱讚卡萊爾的文章，而卡萊爾是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教父之一。總而言之，很難不覺得知識份子群體所展現出的和平主義是在偷偷地崇拜暴力和達到目的的殘暴手段。它的錯誤是將這種感情寄託在希特勒身上，但要再度轉移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負面的民族主義
一、仇英情緒。在知識份子內部，對於英國的輕蔑和略帶敵對的態度或多或少成了一種強迫症。但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種無法偽裝的感情。在這場戰爭期間，它的展現形式是知識份子的失敗主義論調，在軸心國勢力的失敗已成定局之後還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新加坡淪陷或英國人被逐出希臘時，許多人毫不掩飾自己的高興，而且他們很不情願相信捷報，比方說，阿拉曼戰役或不列顛空戰中德國戰機被擊落的數量。當然，英國的左翼知識份子其實不希望德國人或日本人贏得戰爭，但許多人看到自己的祖國蒙受恥辱時心裡忍不住感到高興。他們想看到最後的勝利將歸功於俄國或美國，而不是英國。在外交政策方面，許多知識份子信奉的是“凡是英國支持的一方必定是錯的”這一原則。結果，所謂的“開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守黨政策的鏡像。仇英情緒總是會反轉的，因此就有了那司空見慣的一幕：上一場戰爭中的和平主義者到了下一場戰爭就成了好戰分子。
二、反猶主義。目前關於這一點並沒有多少證據，因為納粹的迫害已經讓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與猶太人站在同一陣營，共同對抗他們的壓迫者。任何受過教育並聽說過“反猶主義”這個詞語的人當然都會宣揚自己不受其影響。在所有階層的文學作品中，反猶主義的言論被精心刪去。事實上，反猶主義似乎影響廣泛，甚至蔓延到知識份子內部，而保持緘默的共謀或許使得情況更加糟糕。思想左傾的人概莫能外，他們的態度有時候受到托派分子和無政府主義分子通常都是猶太人這一事實的影響。不過，有保守思想的人更容易受反猶主義的影響。他們認為猶太人敗壞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新保守主義和政治天主教主義總是會屈從於反猶主義，至少時不時會這樣。
三、托洛茨基主義。在鬆散的含義上這個詞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甚至自由主義者。在這裡我用它指恪守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史達林的統治。研究托洛茨基主義，研究那些晦澀的宣傳手冊或像《社會主義宣言》這樣的文章要比研究托洛茨基本人的作品更好，因為他並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雖然在一些地方，比方說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能夠吸引數目相當多的追隨者，並發展成一場有組織的運動，擁有自己的小小元首，它的啟示在本質上是負面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史達林，而共產黨員則擁戴史達林。和大部分共產黨員一樣，他們改造外部世界的願望並沒有在面子之爭中獲勝的願望那麼強烈。他們總是鑽牛角尖，不能以可能性為基礎得出真正符合理性的意見。托洛茨基分子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總是被指控與法西斯分子合作，這絕對是不實指控。有人認為托洛茨基主義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共產主義更加優越。但是，這二者之間是否有很大差別是有疑問的。最典型的托派分子，原本都是共產黨員，經歷了某場左翼運動而信奉托洛茨基主義。除了那些入黨多年已成習慣的共產黨員外，其他共產黨員隨時可能投身托洛茨基主義的懷抱。相反的情況似乎沒有那麼頻繁地發生，至於為什麼就不清楚了。
在我上文嘗試進行的分類中，我似乎誇大其詞，過於簡單武斷，作出沒有根據的判斷並忽略了正當的動機。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這篇文章裡我在嘗試將存在於我們的腦海裡並扭曲我們的思想的傾向一一分離並加以辨識，這些傾向不一定會以純粹的狀態出現，也不一定會一直發揮影響。在這裡有必要更正一下我剛才不得不將其過度簡化的圖景。首先，一個人沒有權利認為每個人或每個知識份子都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其次，民族主義的影響或許是斷斷續續和有限的。一個知識份子或許會在一定程度上屈服於一個他知道很荒唐的信仰，他可能很久都不會想起這一信仰，只有在憤怒或傷感的時候，或當他很肯定無傷大雅的時候才會重新想起它。第三，一個人或許會出於真誠和非民族主義的動機接納民族主義信條。第四，幾種民族主義，即使它們之間互相矛盾，也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並存。
我一直在說“民族主義者這般這般”或“民族主義者那般那般”，並以那些極端的、幾乎無法理喻的人作為例子，他們無法做到恪守中立，除了權力鬥爭之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事實上，這種人非常普遍，但沒有必要為了他們耗費彈藥。在真實的生活中，你要和愛爾頓爵士、鄧尼斯·諾維爾·普裡特①、休斯頓夫人、埃茲拉·龐德、瓦尼斯塔爵士②、科弗林神父等這些讓人覺得很鬱悶的人進行鬥爭，但他們在思想上的缺陷幾乎不需要指出來。偏執狂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事實上，沒有哪個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能寫出一本在幾年後仍然值得一讀的書籍，這一事實肯定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但當你承認民族主義還沒有全面獲勝時，承認這世上仍然有些人的判斷力能夠不受他們的欲望影響時，有些緊迫的問題——印度、波蘭、巴勒斯坦、西班牙內戰、莫斯科審判、美國黑人、蘇德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仍然無法在理性的層面上進行探討，至少還未以理性的方式探討過。愛爾頓、普裡特和科弗林等人都只會張口閉口反反復複地說著同樣的謊言，他們顯然是極端的例子，但如果我們不意識到在沒有防備的時候我們都會變得和他們一樣，那是在自欺欺人。提及某個問題，或進入某個領域——或許那是從來沒有預料到的領域——想法最公正、脾氣最溫和的人可能也會突然間變成一個惡毒的結黨營私的人，一心只想壓倒他的對手，對自己說了多少謊言或在說謊時犯了多少邏輯錯誤並不在乎。勞合·喬治反對布林戰爭，當他在下議院放言，政府公報裡所聲稱的被擊斃的布林軍人數累加起來，要比整個布林族的人口還要多時，據記載，亞瑟·貝爾福③曾憤然起身，叫嚷道：“下流坯子！”很少有人能抵抗像這樣的情緒失控。被一個白人婦女辱駡的黑人、聽到英國被美國人無知地批評的英國人、聽到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天主教護教者都會作出相同的反應。挑逗一下民族主義的神經，思想的體面就會煙消雲散，過去可以被篡改，最確鑿的事實也可以被否認。
①譯者注：鄧尼斯·諾維爾·普裡特（Denis Nowell Pritt, 1887—1972），英國律師，曾擔任工党眾議員，因支持蘇聯入侵芬蘭而被工黨開除出黨，後以獨立身份參與英國的政治活動。
②譯者注：羅伯特·吉伯特·瓦尼斯塔（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 1881—1957），英國政治家、外交家，曾于1929年至1941年擔任外交和聯邦事務常務次官。
③譯者注：亞瑟·詹姆斯·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 1848—1930），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曾于1902年至1905年擔任英國首相。
要是一個人的心中懷有民族主義式的忠誠或仇恨，某些事實雖然知道是真的，他也不願意承認。這裡只給出幾個例子。下面我會列舉五種民族主義者，每一種我附上一個這類民族主義者不可能接受的事實，即使是暗地裡想想也不行。
英國托利黨人：這場戰爭結束後，英國的實力和威望將被削弱。
共產黨人：要是俄國沒有得到英國和美國協助的話，可能已經被德國人打敗了。
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因為英國的保護，愛爾蘭才能保持獨立。
托派分子：俄國人民接受了史達林的政權。
和平主義者：那些“放棄”暴力的人是因為別人替他們實施暴力才能這麼做。
要是不加上感情色彩的話，這些事實都是非常明顯的。但在上面所指的每種人看來，它們是不可忍受，因此它們必須被加以否定，並且為了否定而捏造出荒謬的理論來。回到我說過的當前這場戰爭中令人目瞪口呆的軍事預言的落空。知識份子對這場戰爭的進程的設想比起普羅大眾犯了更多的錯誤，而且他們更受黨派情感的左右，我想這麼說確實不為過。比方說，左翼知識份子普遍認為在1940年我們就輸掉了這場戰爭，德國人將在1942年佔領埃及，日本人將不會被逐出他們已經征服的地區，英國和美國的轟炸攻勢對德國毫無影響。他們能夠相信這些看法，因為他們對英國統治階級的仇恨不允許他們承認英國的作戰計畫會取得成功。如果一個人被這種情感影響，那他什麼樣的傻事都做得出來。比方說，我曾聽到有人信誓旦旦地說美國軍隊來到歐洲不是為了打德國人，而是鎮壓英國的革命。只有知識份子才會相信這樣的說法，沒有哪個普通人會這麼笨。當希特勒入侵俄國時，新聞部的官員發佈了內部消息，說俄國將在六個星期內土崩瓦解。另一方面，那些共產黨員認定這場戰爭的每一階段都是俄國的勝利，即使俄國人幾乎被趕到裡海，數百萬人淪為俘虜。不需要再列舉例子了。關鍵的一點是，一旦涉及到恐懼、仇恨、嫉妒和權力崇拜，對現實的把握就亂了方寸。還有，正如我已經指出的，是非對錯的觀念也會混淆。如果是事情是“我們自己人”做的，那就絕對沒有罪行，沒有什麼可譴責的。即使你不否認罪行已經發生，即使你知道那是你在別的情況下會進行譴責的罪行，即使你理智地承認那是不正當的行為——但你仍然不會覺得那是錯的。但事關忠誠時，同情心就不再起作用。
民族主義為何興起和傳播是一個宏大的問題，在這裡沒辦法進行探討。它似乎是英國知識份子對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的可怕鬥爭的扭曲反映，單說這一點就足夠了。由於愛國主義和宗教信仰的瓦解，再愚蠢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如果你順著這一思路發展下去，你就有可能陷入某種保守主義或政治虛無主義。例如，你可以振振有詞地爭辯說愛國主義能預防民族主義，君主制能防止獨裁，而有組織的宗教能防止迷信——這些說法甚至有可能是事實。又或者，你可以爭辯說沒有什麼觀念是沒有偏見的，所有的信念和事業都包含了同樣的謊言、罪惡和野蠻。這總是被當作完全置身於政治之外的理由。我不接受這一論述，即使僅僅只是因為在當代世界，沒有哪個知識份子能夠置身于政治之外，不去在乎它。我認為一個人必須投身政治——我指的是廣義的政治——而且一個人必須有所選擇，也就是說，你必須認識到某些事業在客觀上要比其它事業更好一些，即使它們是以同樣卑劣的手段去實現的。至於我所提到的民族主義的愛與恨，無論我們喜不喜歡，它們都是構成我們中大多數人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能不能將這些情感排除掉，但我相信與它們進行鬥爭是可能的，而這在本質上是道德的努力。問題的實質是，首先，你要瞭解真實的自我，你真正的情感是什麼，然後認識到不可避免的偏見的存在。如果你仇恨、害怕俄國，如果你嫉妒美國的財富和實力，如果你鄙視猶太人，如果你看不起英國的統治階級，你無法單靠思考就擺脫這些情感，但至少你能認識到你有這些想法，不讓它們左右你的思想。對於政治行動來說，感情衝動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應該能夠與對現實的接納並存。但我要再強調一遍，這需要道德上的努力，而當代英語文學在探討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時，表明我們當中沒有幾個人願意去作出這番努力。【陳超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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