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開始跟大家講了，“認識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可以說是一把鑰匙，它可以打開整個你對中國過去土改、反右，以及對現在中國鎮壓法輪功，中國所謂經濟改革，所謂開放，今天中國社會一切問題的看法。所以實際上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想法過去二十年一直處于準備、積累階段。當然這個準備、積累階段現在我認爲已經基本完成，思想比較成熟。因爲我最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關于如何認識極權主義。在如何認識極權主義的研究學習過程中，我陸續從哲學上、歷史上、文化等三方面推進我的工作。目前我正在做的是恰好是從文化上如何來看待這個極權主義社會，這個共産黨的産生。當我做完了這一切工作的時候，我認爲我自己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具體地解剖“文化大革命”。這一切工作現在在我來說已經基本上接近尾聲、接近完成，因此，我覺得可以跟大家來介紹一些看法了。
1.我的方法及思想基礎
關于文化大革命我自己的看法，首先還是我剛才一直講的，就是關于思想方法上的。我現在關于思想方法上我自己已經産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第一個就是在所用的語言概念上，我已經跳出了過去共産黨社會所加給我的那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意識形態式的語言和研究，已經使我完全打破了這個框架。那麽也就是說在思想方法上我自己遵從的是第四個和第五個我所介紹的，就是西方社會這些更開闊的社會和一般社會的這種學術準則和學術研究方法。也就是說第四點、第五點裏我提到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及社會學家對于文化思想研究。在這些人的基礎上，跳出了共産黨社會來重新看這個文化革命。
2.我的基本看法：
那麽我的初步看法是什麽呢？這個我在九六年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這樣一篇文章，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幾年。那篇文章是我從六八年覺醒以後、開始反省以後第一次寫文化大革命。在那篇文章裏我基本上已經提出了、勾畫出了一個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如何看待紅衛兵現象這樣一種看法。我認爲在談到我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的時候，我今天還是在沿著九六年那篇文章所帶來的方法在往前走。因此我覺得聽衆朋友們可以去找一找我當初寫的那篇文章，它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和結構，這裏有一些我就不再重複了。
今天我要談的就是大致跟大家勾畫一下，我所認爲的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描述它。
第一，我認爲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共産黨集團爲了鞏固自己的極權專政的一種典型的共産黨社會的運動。這裏毛澤東也罷，劉少奇也罷，幷不構成主要問題的兩方面，例如麥克法考爾這些人他們曾經歸咎于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但對我來說，毛澤東也罷，劉少奇也罷，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整肅的鄧小平也罷，這些人他們都是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的黑猫、白猫，他們都是猫。他們的不同只在于如何專政群衆、專政民衆，如何維護權力中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說到底他們是代表了共産黨，代表了一種典型的共産黨要壟斷權力、要極權的那種共産黨。
在這些人中，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了上風，他所要進行的所謂黨內鬥爭，實際上是爲了鞏固共産黨的權力。到後來八十年代鄧小平進行的所謂經濟改革，也是要鞏固共産黨一小撮人的權力。實際上鄧小平從來沒有掩飾過自己就是爲了要鞏固共産黨的權力。自作多情的是那些想取媚共産黨，爬進權力圈子的人。
到了經濟改革，改革到一定程度對共産黨權利有一些危害的時候，鄧小平就圖窮而匕首見，毫不留情的說殺他個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因此實際上鄧小平也罷、毛澤東也罷、劉少奇也罷，這些人他們都是共産黨。
這裏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因爲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談話談到有很多人要法治，他問劉少奇怎麽看，劉少奇沉吟了一會兒對毛澤東說我看還是得人治罷。這個就很典型了。後來六六年劉少奇做爲國家主席就是死于人治，毛澤東連共産黨的法都不顧，把劉少奇置于死地。這裏說的殘酷一些，劉少奇實際上是死于自己所擁護的那一套東西，作繭自縛，自作自受。所以這裏我覺得對文化大革命來說，它是典型的一個極權主義鞏固自己的政權，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專制裏的一個“運動”。
第二，這裏我大致可以給大家勾畫一下文化大革命它發展的綫索。實際上大家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開始的前幾年就是毛澤東鼓吹階級鬥爭，大家都知道這個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共産黨它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式的工具。共産黨利用階級鬥爭它要達到的的目的就是極權專制。然後在六十年代初期共産黨大談階級鬥爭，到了六三、六四年的時候，共産黨就把這個階級鬥爭在文化領域裏普遍的展開了。先開始的是電影、戲劇的批判，例如對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對三家村的批判。最後通過這些個批判又擴展到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爲什麽呢？就是要把整個學校以前還殘留的一些一般社會的那種痕迹全部打掉，然後把這個學校完全變成了共産黨鞏固自己權利，完全變成了共産黨統治的一個工具。
在這裏我覺得的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爲什麽展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所有的那些幹部子弟他們提出來的是什麽呢。例如在我所在的清華附中，第一個紅衛兵是怎麽産生開始的呢？這就是這些幹部子弟聽到了黨內毛澤東一些談話、一些風聲，然後提出來出來搞“文化”“革命”。他們經過六十年代初期，在各校搞四清，階級鬥爭後，六五年相應毛澤東的號召，提出來要在學校裏推動所謂批判《海瑞罷官》，批判《三家村》的這些文化思想革命運動，提出所謂思想革命化，做共産主義接班人，然後從而進一步擴大到教育革命。而這種教育到六六年六月的時候，到達頂點，也就是六月二十二號在人民日報上提出的廢除高考。
爲什麽要廢除高考呢？實際上大家知道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階級路綫，很多幹部子弟他們上大學已經有了很多的特權了。例如在我們清華附中裏，除了招考要貫徹階級路綫，出身不好的一些人根本就不可能上比較好的學校以外，而且還有一些幹部的兒子在考的太差了，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大學以後，就轉入我們清華附中繼續補課。這裏最典型的就是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賀鵬飛由于成績太低沒考上大學，又跑到清華附中補習了一年。
當時擁有這種沒有考上，再到清華附中再上一年這樣一種特權的，在中國社會可說是沒有幾個人。因爲當時我們清華附中是在北京市的最好的中學，一般的民衆通過考試都很難進入的中學，而像賀龍的兒子他居然就隨便能進來插班，能够再補習一年。國家的一切機構完全如他們的私人物品一樣。
但是爲什麽到六六年，儘管這樣優待這些幹部子弟他們還是不滿意，還是要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要教育革命呢？就是因爲他們認爲還不保險，還不純粹。典型的就是六六年六月二十二號的時候提出來的廢除高考。
因爲他們自己成績太差了，無論你放到多低的時候他們還是不能够達到，那麽怎麽辦呢？那麽就乾脆廢除這個考試。實際上廢除高考這種教育革命他帶來的唯一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幹部子弟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不經任何的考試就能够自由的出入高等學府，壟斷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力。
那麽出入高等學府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麽呢？就是意味著他們可以牢牢的把握社會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把握權力。
大家知道如果一個社會受教育程度高了的話，就會使民衆有較高的覺悟能够對于這個極權專制有所認識。如果要是都由他們來牢牢的把握這些高等學府的話，那麽對于他們的極權，對于他們的統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實際上對于六六年六月二十二號的這個廢除高考來說，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特權，就是鞏固這一小撮共産黨集團的權利。
而這樣的一種從六六年六月二十二號廢除高考來把握這個權利，把握教育、文化各種權力機構的這樣一種努力、措施，到今天爲止儘管已經過去四十年了，但是這些個幹部子弟，這些共産黨集團的分子，一直在這些領域裏不斷的在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來把持，鞏固這個權力。所以實際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發動整個這個運動的動機、這個“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也沒有停止過。變了的不過是形式，不過是有“文化”“大革命”變成“經濟”“改革開放”，然而革命也罷，改革也罷，都是爲了共産黨一黨的權力。
第三，紅衛兵的成立我覺得還可以讓我們思索幷且看到：本來共産黨和共青團就是共産黨統治社會的一個有效工具，那麽爲什麽共産黨、共青團不行還要另外成立一個紅衛兵呢？這裏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讓我們看到幷且說明，爲什麽要成立紅衛兵。
本來高考，六十年代就有階級路綫了，爲什麽還到後來要廢除高考呢？和本來有共産黨、有共青團還要有紅衛兵是一樣的，因爲他們覺得牢靠了，但是還怕不牢靠，他們還是要更進一步想要百分之百的控制這個社會，想要更極端的來掌握權力。
因此可以說紅衛兵是極權主義社會維護極權的一種比共産黨和共青團更加赤裸裸的工具。
對于這個紅衛兵實際我們還可以對比看到，它和希特勒的党衛軍衝鋒隊一樣是一個最核心的組織。歷史真的有時候是很奇特，我說紅衛兵和党衛軍一樣，居然連歷史發生的現象都類似。
在希特勒走到最極端的時候産生一個燒殺搶掠猶太人的這樣一個“水晶之夜”的活動，而紅衛兵走到極端的時候造成了六六年的一個紅八月。紅衛兵——党衛軍，水晶夜——紅八月！
這就是我開始講的，我爲什麽在八月的時候談文化大革命。六六年的紅八月在歷史上的中國實際上是沒有可比的。人們常常把它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比，但是實際上這個紅八月紅衛兵出來的在社會上打、砸、搶、燒、殺這樣的一種場面，這樣一種對傳統毀滅的場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無法比，因爲那個畢竟還是在傳統社會對于一部分的人的。而這個紅衛兵不僅是對于整個中華民族傳統，而且也是對人類傳統中的一種徹底粉碎，是一小撮人喪心病狂的一種最極端的一種行動。除了共産黨，什麽也不留，用他們的話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樣的紅衛兵的行動只能够和希特勒的“水晶之夜”來相比。
第四，我認爲，它是當代極權主義社會的一個“典型運動”之一。大家還可以把中國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往前追溯，你可以看一看從五四以後共産黨所搞的文化革命，所對權利的追求。你可以更開闊的對比一下蘇聯二十年代爲什麽也要搞文化革命，以及其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整肅。你還可以看看北韓、越南、古巴、當年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及東德，都有過這類黨內鬥爭，清訴，運動。甚至此種使用的詞匯，“修正主義”、“工賊”、“機會主義者”、“右派”、“右傾”，乃至階級鬥爭，階級路綫……都是一樣的，都不是中國傳統的語言概念。
爲此，就上述就這個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現象的簡單描述來說，文化大革命應該說是做爲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世界歷史中的一個歷史現象，它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的政治運動，完全可以和希特勒，共産黨集團裏的很多運動是同性質的運動，一方面是對于黨內權力鬥爭，黨同伐异對于异己的清肅，一方面利用運動群衆來對另外一部分人進行迫害。二者的核心問題都是要極權，一元化領導。
在這裏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儘管這樣一種文化大革命現象，它和反右和其它現象一樣，在東歐國家，在柬埔寨，在其它國家發生的表現形式可能不一樣。但是這裏就好象一齣戲一樣，它在不同的國家上演，或者演員不一樣，或者所使用的語言也被翻譯的不一樣了，但是根本上演的是一齣戲。這齣戲我們就可以看到，從黨內鬥爭的角度來說，它是極權主義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他們的意見分歧至多不過是我前面講的，如何運用極權主義政治手段來統治這個社會。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由于自己的性格、由于自己的教育，由于自己以前經歷的環境的不同，他們所采取的統治手段不同，但是說到底都是共産黨。
另外就是這場文化大革命，它其實就是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的那種動員民衆、運動群衆的一種典型案例。與希特勒、東歐各國乃至現今北韓所用的方式比，完全類同。
文化大革命裏從六六年以後到七六年的十年期間，似乎有過一些所謂群衆自己起來的一些現象，于是一些人也曾經想把文化大革命說成一種民衆的不滿，有自己的想法的運動，但實際上我們今天來看，是共産黨、毛澤東有效的操縱、利用了民衆的情緒，因爲我們來看那十年民衆的各種運動，始終也沒有跳脫毛澤東的手心。所有的一切，向左也罷，向右也罷，都是在毛澤東控制底下來進行的。
第五，就是做爲一個“文化大革命”，我覺得這個名字就是非常典型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更清楚的表明了這個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傳統上的東西。今天很多人乃至到了七六年粉碎四人幫，把四人幫揪出來，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後，很多人居然還把文化大革命歸咎于中國傳統文化怎麽樣，認爲是我們中國傳統出了問題。細想起來是很可笑的！因爲這種反傳統意味著還是在搞文化革命。所以，實際上從“文化大革命”這幾個字來說，我們大家就可以知道它根本不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要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命。
在這裏我覺得它典型的代表了西方當代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社會學家達倫道夫說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一是反傳統；二是反近代的人權、自由這些價值觀念。
文化大革命，我們大家都知道，從開始的時候它就是反對傳統文化，而且中國共産黨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反傳統。五四以後到延安時代，到四九年以後，乃至到文化大革命。那麽到今天來說，實際上中國共産黨反傳統的這些做法也沒有結束。它雖然在世界各地修孔子廟，但是中國傳統所提倡的那些道德價值問題，中國共産黨一個也不敢拿出來，他們只是拿出中國傳統來做形式，來爲鞏固他們的極權專制服務。
另外在文化大革命裏所顯示出來的除了文化革命，革中國傳統這個命以外，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革當代人權、自由這些價值的命。這裏紅衛兵心領神會，或者說完全體現了共産黨的那種價值觀，共産黨的那種思想方法。
第一個紅衛兵就産生在我所在的班級。在當初第一個紅衛兵的發起人之一，所謂《三論造反精神》文章的作者駱小海，在他的文章裏就明確的提出來要“血染華盛頓，頭斷太平洋”，“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這些發自內心的仇外，實際上就是達倫道夫所說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的第二個特點，對于當代代表人權、自由的西方民主國家的仇恨。
那麽最後我想來談一下就是在我們談到文化大革命研究這些問題以後，又回到我第一個題目，就是爲什麽要來談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大家今天來談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能跳出這個框架來，能從我們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來看今天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來反省今天。比如說共産黨在九九年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共産黨在利用奧運會來運動群衆的時候，共産黨在利用世博來對另外一批維權人士和其他不同的异議人士的迫害的時候，是否你能够跳出來和我們一樣，和我對于當初的跟黨搞文化大革命反省一樣，從新來看共産黨及其社會的這些特點，來反省這一切，不再跟著共産黨，像我們那一代紅衛兵那樣犯下如此愚蠢的，毀了別人，毀了自己的青春的錯誤。
四．再談“文革研究”問題
1.從時下對文化大革命的爭論談起
在最後結束的時候我想再談一點比較。因爲從最近兩年來，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中國社會突然又重新時興起來，在一些人裏面，也就是一些當年的所謂老紅衛兵裏，重新起來爲他們當年紅八月的事情翻案。幷且在這樣一種做法裏，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突然他們以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來自居，來提出一些看法。這裏我想提出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北京的葉維麗，她曾經留學過美國。她在最近提出來一系列的對于紅八月、對于文化大革命問題的看法。因此，在這裏我要談幾點我的看法。
第一，我認爲葉維麗女士和王友琴女士的研究不是一樣的研究。王友琴女士的研究是從案例開始研究，她已經開始跳出過去那個社會加給她的方法，而且她做了很多扎實的工作來重新揭示文化大革命的事實。然後從這些事實來重新梳理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以及梳理一些思想。
而葉維麗女士的“研究”基本上不是“研究”，她是站在一種“意識形態的立場”上來對于當年她們在紅八月一些事件上的看法來辯護。
爲什麽這麽說呢？因爲葉維麗女士她幷沒有像王友琴那樣去從事調查研究，而是以她自身的經驗來談這些問題。而這個“經驗”本身其實是我們應該研究分析的“對象”。
葉維麗女士和一些紅衛兵今天起來談這些問題，我認爲這裏又最根本的反映一個問題，就是葉維麗女士所用的意大利一個哲學家曾經說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也就是說一切研究的人對于這些問題的看法都代表了他們自己對于那些問題的感受和看法。這裏最典型的就是她認爲王友琴講的紅八月的歷史是不真的，王友琴認爲她談的紅八月的歷史也是不真的。那麽在打死卞仲耘校長的這件事上，到底誰是真的呢？
我認爲在爭論中就讓我們看到了一點，就是葉維麗女士和王友琴女士的不同。大家都知道，在紅八月中，在六六年凡是經過六月、七月、八月生活的一般民衆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大家都生活在一種恐懼當中，而且沒有人敢亂說亂動，沒有一個平民對那個時代能感到輕鬆，感到一種興奮。而只有葉維麗女士他們會有這種感覺。
她在今天談到八月的事情的時候，也讓人們看到她們在當時是沒有這種恐懼的。因爲她們在當時是處于占有權力的那個地位，所以，葉維麗女士當然對于紅八月的看法，以及她所看到的八月的那些情况，與一般民衆、其他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樣的。她對于如何才算是掌握權力，如何才是受迫害的理解都和我們一般人不一樣的。這就如前述六六年六月的廢除高考一樣，葉維麗們認爲當時的階級路綫講的還不够，而平民們認爲，這種族群迫害已經不堪忍受了！
第二，爲此，葉維麗女士這些人她們今天對于文革紅八月的看法，我覺得又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典型的研究案例，一個活化石，也就是說，當初這些人，他們站在權力的角度上的時候，他們是怎麽感受那些事件的。
這裏牽扯到一個葉維麗女士爲之辯駁的很重要的一個案例就是那個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到底參加沒參加打死人。我覺得這又是一個非常有意思、典型的題目。這種辯論就好像我們今天來說毛澤東在紅八月裏，究竟他自己動手沒動手打死一個人，在整個文化大革命裏毛澤東究竟打死過誰，打過誰沒有？大家可以知道毛澤東他沒有動手，沒有打死過誰，但是所有打死人的人，所有那些被迫害的人，都是在毛澤東、在這個迫害集團在他們的呼風喚雨、煽動下進行的，是他們放縱了那些打死人的暴力現象。所以實際上葉維麗女士對于王友琴女士的辯駁使我們很可以去研究一下爲什麽這些人今天對于紅八月那樣一個恐怖的，充滿血泪的月份的看法，有如此的放鬆的看法，他們的看法和王友琴的看法究竟區別在哪？
葉維麗女士這些人的看法我們大家又可以跳出來往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她和一般社會的價值觀，以及一般社會對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看法有哪些區別。
葉維麗女士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而是有道理，但是她代表的是共産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這一小部分人是要殘酷統治、壓榨其他人，是維護極權主義，永遠占有權力。所以這一小部分人是我們廣大民衆，是我們一般學界所要拋弃的、所要認清的東西。葉維麗現象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文革的“活化石”，一個典型的文革思想還在繼續的案例。
2．再談“文革研究”問題
文化大革命研究不是以觀點對觀點，以意識形態對抗意識形態，而是要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具體去研究。這一研究它首先涉及的是資料原始材料的調查收集問題。因爲共産黨社會的封閉性，使得它的很多材料和數字，你不僅無法得到，而且能够看到的數字也不是真的。爲此已有的東西需要辯駁，更多的則需要等待共産黨社會崩潰後解密。而現在人們甚至已經遺憾地看到，很多東西已經根本再也無從獲得第一手資料了。
搶救文革的歷史史實與資料，王友琴與宋永毅，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經在進行或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這只是一個開頭。
其次它涉及研究方法問題，采取何種理論問題，如何描述歷史問題。這裏當然涉及如何看待共産黨和極權主義：它們的起源和變化，百年來對于它們究竟進行了那些研究，有哪些答案，有哪些還在爭論。在研究這兩方面歷史問題的時候，又涉及到思想文化問題，從哲學史上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思想，哲學史、思想史問題，如何從文化史角度解釋當代産生于西方的這種極權主義及其所帶來的灾難。而在研究這方面問題的時候，又涉及到百年來的知識分子問題，三十年代以來關于極權主義的研究，五十年代以來關于共産黨社會的探究，七十年代以來德國關于納粹極權主義的討論，九十年代以來關于共産主義黑皮書的爭論，近百年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研究，甚至二百年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于傳統及現代化問題的探索討論。
爲此，如果在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中，人們從中看不到他們對于世界上關于文化革命究竟有哪些瞭解和認識，或者說，看不到有一些和文革研究有關的你必須知道的研究文獻，對于這些文獻無論你同意、或者不同意，都繞不過去，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其次，看不到你所采取的方法是什麽，你的方法和官方，和你作爲文化革命當事人有哪些聯繫和不同；那麽，你的這個文革研究就不會有什麽意義。
爲此，我們看到葉維麗根本沒有從事過這方面的任何努力。這當然也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所謂《文化革命史》。因爲葉維麗也罷，香港中文大學的這部書也罷，都是重複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的語言及材料，甚至沒有重新編排，只不過因爲“過去的叫囂”在新時期已經無法存在，他們不得不換成較爲平和說法而已。
坦率說，在文化革命研究這一領域，葉維麗還沒有進入這個領域的資格。葉維麗的談論不過是作爲當事人在茶館裏面爭論堅持自己對當時的一些事情的看法而已，至多是一個當事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說是“口述”。這個爭論或許作爲研究的對象還有些“辨析”的意義，但是本身却絕對不是研究。
由于語言的問題，就我所瞭解的學界的情况來說，我以爲目前還沒有看到一個真正掌握當代歷史、哲學、思想方法的西方學者專門在研究中國當代史，文化革命史上做出和研究蘇聯及東歐各國社會歷史那樣的貢獻。對此，西方漢學家們大多學了中文語言，可他們無論就專業訓練和自身的能力來說，都無法進行較爲像樣的研究。
所以，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今後幾十年我們可能要更多地要靠中國人自己，靠自身有較好訓練的人來進行這一工作。但是，對此悖謬的是，描述、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對于共産黨意識形態禁錮下成長起來的幾代所謂知識人來說，却絕對不是一件立即就可以做的事情。因爲他們的眼睛和大腦，也就是根本看問題的方法，所用的尺子，是被共産黨改造了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兩句詩對于被共産黨意識形態异化的幾代知識分子尤其適用。
這樣的希望本來寄托于港臺學者，然而時下却也是一個落空。
好，聽衆朋友們，關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對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看法我今天就談到這裏，希望我們在以後有時間、有機會繼續進行這個題目的討論，因爲這個題目幷非一言兩語所能說清、所能說完的。我過去已經做了二、三十年準備工作，今後會繼續在這個題目上深入下去。好，就這樣，再見。
2010.09.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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