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代西學的“學術研究”的特點究竟是什麼？

Aufklaerung ist der Ausgang des M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verschuldeten Unmuendigkeit

Immanuel Kant

啟蒙是使人從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狀態中走出來。

伊曼努爾·康德

這兩年利用網絡可能，我陸續發表一些學術性的思想片段。其目的一是希望自己求學、求知的心得及變化很快地能傳達給社會，這樣可以給求學的年輕人，以及想要對於文化思想問題進行更多地思索和反思的認真的人，開一個窗戶，把我閱讀西方學界具體研究這些問題的文獻及思路介紹出來。其二則是希望以我的經驗教訓，乃至徘徊過的彎路，讓青年一代能夠避免歧路，不浪費生命，直接從我走了幾十年才認識到、達到的起點起步。

我的認識問題的過程及經歷，讓我深信：對於我所曾遇到過的那些問題，即便你不接受我的答案，也必須回答它們！但是令我遺憾的是，很多人雖然看到了我和他們之間巨大的不同，卻竟然是毫無觸動，不知思索。甚至還有不少的自以為有思想的人，在意識到根本無從理解我說的是什麼的時候，感到有異就匆匆出來反對。一個在信息時代經歷了有很大可能開放觀察的開放的社會，居然過了四十多年，毫無變化，這不僅讓我感到痛苦，且又一次讓我深切地感到：最重要的還是認識論問題！

在大洋國，絕大多數人喪失的不僅是如何提出問題、認識問題的能力，而且更是最為基本的感知問題的能力，他們習慣於用自己，用大洋國澆築的那套思維，那副眼鏡看問題，已經不知道，他們和外界接觸感到的一些基本問題的不同，是由於他們他們的“眼睛”、大腦，說話乃至發音方式出了問題。

為此，這就讓我再次更深切地認識到——無論講什麼，都必須從一二三講起，必須更為清楚明確地有針對性，且具體、具名的針對性——即必須點名道姓，唯是命題。

這樣的——粗率直接的方式，可謂是這個時代對於文人學士的特殊性的要求。

對於最近在網上，有關我對於極權主義，對於西方思想史上的兩種傾向，Romantik運動的看法，尤其是關於中西治學方式的平權看法，所遭到的非議。本文，我一如二〇〇三年關於如何紀念李慎之先生的討論，雖然由於規範無法和對方直接討論，但是對於涉及更為根本的關於如何治學等基本問題，我不會迴避。

由於我和那些所謂上門來討論，來批駁我的人，攻擊我“學術傲慢”的人不同的是對於什麼是屬於“近代”的“學術研究”。和一般看法不同，這個“近代學術研究”，在我看來，涵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所以撰寫此文的題目是：“作為近代西學的‘學術研究’的特點究竟是什麼？”。在我看來，就基本的學術研究、治學方法來說，近代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同源、同質。這實際上在如今的西方大學的人文科系中的研究治學及論文中已經潛移默化、心照不宣地走到了這條路上。對此，在此我再次盡可能簡單地把它們概括如下：

 

1.事出根本，根本的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現代學術，或者說究竟什麼是源於希臘，文藝復興後復興並且發展的西方學術？它的提問、質疑的方向是什麼，其治學及語言方式的特點是什麼？

 

2.由此而導出的問題是，對於同源、同基礎，同樣的學術及求知態度和求知方式的西方學術，現代學術來說，人文科學、人文學術的求知方式與知識性質和自然科學是同質、同性、同基本形式的——因為他們的認識論的基礎是相同的，而相同的認識論基礎導出的是相同構架的方法論。對此，無論是一般西方哲學教科書，如梯利的《西方哲學史》，還是哲學家羅素、維特根斯坦、維也納學派，科學家愛因斯坦、波爾亦或科學史家庫恩，以及中國當代哲學家洪謙先生都有非常清楚明確的論述。它們究竟在什麼意義上，什麼形式上，什麼問題及認識上類似，近年來我有很多文字涉及，其中包括我對於洪謙先生的評述，如“洪謙先生的學術及傳承”。

積我半生的追求，儘管百年來有很多人強調人文學術的特殊性，它與自然科學的不同質性，但是在我認真地學習了數理化，更深地進入西學思想史及問題的研究後，我深切地體會讓我開宗明義，再次強調——凡是看不到現代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這一相同性的人，一定都缺乏乃至誤識對於西方學術的理解及把握。對這個誤解，今後我還會繼續及更為具體地論述。

 

3.在這樣的對於西方現代學術的認識基礎上，我們自然就會看到：

A.知識是一套符號系統，語言系統。好的系統一定是自洽、簡單且清晰，有效且能夠預言及更廣泛地重複運用！就認識及知識的符號、範疇系統優劣及性質的評斷，社會科學對於方法和工具的要求和數理的要求一定一樣。

B.由此，這就導致人文科學及其學術和自然科學研究一樣需要訓練，需要智力！而由於人文學術使用的符號是人的語言，因此就必須認識到，使用語言符號的人文科學和使用數學符號、公式的自然科學一樣，需要對於語言的認知及訓練，需要對於語言知識及已經形成的系統的認知與把握，這就讓我們看到，在符號及語言的使用的時候，各種認識及知識有各自的語言及符號系統，各自的範疇，即有各自不同的來歷。

凡是混雜地使用各種符號及概念，雞鴨不分，張冠李戴，一定不會是好的認識及知識。在真正的學術工作中，牽強附會、萬花筒式的旋轉，是要不得的。越是絢爛炫目，越是文青，越是要不得，它顯示的是智力疲軟！

所以，在這方面人文科學有著與自然科學相同的對理論及其運用的認識、把握及有限制的、合乎邏輯與規則的運用。於此，“對於語言的使用”在各方面顯示出的是“研究者”——人的“智力”及“能力”。

有能力的人文科學家一定會自覺地不去雲山霧罩地胡說。相反，沒有能力簡單清晰地如自然科學家描述問題那樣，簡潔自洽地闡述人文問題的人，只是半瓶醋甚至二百五。

總而言之，一個學人對於問題的認識及把握，其掌握方法以及運用方法的能力，以及他所得到的“知識”的優劣，整個過程並不以對象是“自然”還是“人”及社會為區別。

自然科學的知識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知識，展示出來的人的能力——是相同的能力。在人文科學領域和在自然科學領域一樣，有人有能力，有人缺乏能力，胡來，甚至其大腦根本就是一盆糨子。

因為智力，而不是因為志趣而進入不了自然科學領域的人，同樣在社會科學上也不會是個有積極成效的研究者。對於這類人，由於可能給社會帶來的損害並不比一個無能的技術員在技術上帶來的危害少，因此不僅對他們的所謂學術要給予明確地辨析，而且應該給他們繫上鈴鐺！

 

4.回到具體地於我談論對於當代中國思想及政治社會史的問題，尤其是最近五年來我一直在辨析的極權主義與宗教性的羅馬化運動，Romantik運動的關係問題，以及關於籮蔓締科運動的中文翻譯問題。

首先我要說，對於蘿蔓諦科運動的基礎及其傾向，以及西方思想史中古希臘思想傾向與宗教傾向根本不同傾向的描述，不是所謂“左”和“右”的標籤所能標識的。這一運動的根本的思想特點，在思想史中的傾向，是具有感知力的學者都能夠感到的。

對於“左”“右”之說，我已經在《白左論與反啟蒙的蘿蔓諦科運動第三次漲潮 ——淺析西方文化思想史中的左右論》做了具體的描述及辨析。有能力的友人可以參閱，思索我們之間在語言及思維方式的不同在哪裡。在此只補綴幾句以說明你們現在對我的批評和質疑，對於我的知識的來源及思想來說，你們所使用的語言的意識形態化的特質導致的只能是完全的誤解——不著調。

我坦率地告訴你們——於我，最重要的啟示來自極為保守的基督教文化學者弗格林（Voegelin），用你們的稱謂，“極右”派，以及與其持極端對立傾向的，用你們的話說，啟蒙主義傳統的“白左”阿隆（Aron）。

二人無論方法及語言符號系統可謂極為不一樣。但是使得他們有了思想上的交叉的是——他們都清楚地看到面對的現象及問題，而後對這問題的性質竭盡可能地用各自自己的語言系統表述出來。所以，在此後半個多世紀中，這兩個人儘管早就私人相識，在關注的現象上有交集，並且用了類似的概念稱謂，例如，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及世俗化，然而在思想討論上毫無交集——因為它們的思想及語言不是一個路子！而不同規範不可通約——明白的人之間不會發生雞同鴨講的現象。

具體就對於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一詞的理解來說：

在弗格林，這是一個帶有本體論意義的，玄學式的術語。亦如弗格林這種性質的所謂哲學，它往往是一種帶有意向性、臆想性的思想，想說明的是一種學說或者信仰，因而並沒有客觀的語義上乃至操作上，約定的定義。對於弗格林來說，它意味著Apostasie，背棄信仰、叛教和基督教歐洲的衰變沒落過程。

但是對於阿隆來說，世俗化是啟蒙主義思想導致的結果，是用自由民主的實行結束救贖性的宗教的過程，這個變化有著樂觀的進步性的前景。它是政教分離，人天生具有的權利的自由選擇。在阿隆看來，這個思想及其過程是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埃利·哈莱维（Élie Halévy）、韋伯以及他自己所努力推動的。它不只是想法，而且是個具有明確具體的對應現象的描述符號。為此這個過程及對於世俗化的探究及認識，可以在概念上辨析及修正。

 

5. 由此，再進一步回到更深的層次——更具普遍性的認識論問題：沒有一種認識問題的傾向及方法可以取代涵蓋一切。我談的只是“近代學術”，“近代科學性的研究”，與嚴密科學（exact science）、自然科學一樣的近代人文“科學”，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新生的那些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及文化學等。

我不承認某些說法、說辭及看法是“近代學術”，“近代科學性的研究”的，說他們是非學術的工作，并不意味著排斥他們，而是它們不是近代意謂的學術研究，不能夠有學術性的要求！請他們去他們該去的地方……。

方法代表的是認識的性質及傾向。而就認識的性質及傾向來說，即就對所謂學術及其思想的認識及性質來說，在西方從來存在著兩種傾向。其一就是我這裡所說的古希臘的哲學，philosophy的思想及方法，這是知識性的辨析的方法，是知識論不是真理論和本體論；其二則是古希臘哲學思想所不是的“真理論”、“本體論”。真理論、本體論的思想要求及其所謂的學術傾向，或者說植根於宗教性思想，亦或說它導致宗教性的思想及宗教。按照弗格林的說法，它雖然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存在，但是其佔有絕對的控制及支配時期卻是在古希臘時代后的羅馬帝國時期，即中世紀前的千年所謂歐洲的“黑暗時期”。它來源於、植根於宗教及其神學，生成為經院學術，同時窒息及改造了充滿辨析精神的古希臘的文化及其思想。

 

6.古希臘思想，philosophy中沒有基督教思想、宗教思想，反之基督教思想中也沒有philosophy存在的空間。這個古希臘的文化及思想與基督教宗教文化及思想的存在，成為歐洲——西方文化思想史上兩種水火不容的傾向。這兩種文化及思想的傾向深刻地影響了歐洲發展的近代歷史。正是古希臘思想的復興——文藝復興帶來人，另一種精神思想的覺醒，帶來掙脫宗教的禁錮，產生了近代科學及近代學術，導致了新的價值，自由、平等、人權的誕生，且引起近代歐洲社會巨大變化的“政”“教”分離！。

與此同時，這個復興及對人的啟蒙又再次導致宗教思想的反彈及反動，發生了籮蔓締科運動。在新的形勢下，人的覺醒下，宗教思想也有了相應的守舊卻變相的變化及外衣，各種新宗教及世俗化宗教性的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如雨後春筍。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它們與古希臘為代表的文化思想的對立，不同根、不同源、更不同質及同向，保留到今天，且一直引起現代社會的搖擺及動蕩。

對此，這個不同在近代學術生活中的表現則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雖然有占星術、有基督教宗教的自然觀、創世學說，以及與其同源、同方法的黑格爾們的“自然哲學”，馬克思的“自然辯證法”，但是所有這些內容及傾向，都已經進入不了當代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及學術領域。

在我看來，在今天的人文領域，“人文科學”的學術性的研究也在經歷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科學的產生、發展以及擴展的過程。雖然它們遠遠地落後於自然科學領域，沒有如自然科學一樣，把這些與近代方法對立的非科學，非近代學術意義上的內容排斥出去，但是，卻已經逐漸讓人直接或間接，自覺或不自覺地看到，非希臘性的文化思想傾向的主張、要求及其內容，和我們所說的近代學術性的工作的非同質性，它們越來越無法在人文領域中濫竽充數。這方面的典型表現就是，任何以論帶史，意識形態化的主張及闡述都無法在西方的大學中存在，馬列主義，包括黑格爾的學說等類似內容，和宗教及神學要求一樣，可以作為哲學，philosophy系、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文化學的研究對象，但是絕對不能夠作為方法及要求，在學術領域中存在。大洋國的思維方式及語言方式，更是絕對被拒絕、摒棄，被視為不入門、不入流！然而，讓中文界汗顏的是，如今它們卻在中文世界，包括港臺的臺大、港大等，對這樣的傾向及方式卻久聞而不知其臭，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甚至蔓延。

 

7.就此，就現代學術，即來源於古希臘的，復興於近代的古希臘式的，或者說現代性的學術研究來說，來和我討論的幾位年輕人的問題在學術研究的基礎及基本問題及方法上犯了大忌。首先是他們的符號系統及知識系統都是有問題的。

關於符號系統，即如我前述，人文學術的語言及語言方式。它從根本上亦如學幾何一樣，要一個定理一個定理地學及運用，要知道自己的工具及運用方式能談什麼，不能談什麼，自己正在談的又是什麼。語言萬花筒，如果我不說它是被大洋國真理部以論帶史的反對一切傳統所撕碎了的概念碎片的旋轉世界，它至多是個幼兒自我滿足的簡易玩具。

其次，其實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從一九六九年沿著意識形態的路入門就意識到的——認識論問題！認識論問題，引導我在此後黑暗中的六十年沒有迷失道路，找到學術之路，且有所發現。我必須再次還給後輩有志于學——尤其是西學的學人：你必須要清楚——要問一下自己談論的看法及認識，究竟是真理論、本體論的還是認識論、知識論的，即你的認識是否只是一種知識性、描述性的。

如果是真理論、本體論的那麼你就要進一步問自己，你的這種本體論的主張是建立在什麼前提下，這種前提以及這種看法站得住腳嗎？

如果是認識性、知識論的，你就除了要問它們是否是有意義的問題及你使用的方法是什麼外，還要問問這些問題及這些知識有哪些人討論過，哪些問題是有答案及可以討論的，它們討論到什麼程度，有哪些問題存在，大多數人同意的是什麼，爭議的又是什麼？

 

8而這就導致作為近代學術研究的第三點必須注意的問題，它同樣非常重要——如果是認識性、知識論的，那麼你就會明白韋伯所說的，社會科學的非價值性。

社會科學的認識、描述性、知識性決定了它不是真理，而只是一種帶有個人性的看法、一種知識。這個看法及知識帶有個人的觀察視角，個人的價值取向，而這個價值取向由於社會“科學”，即近代啟蒙哲學所強調的源於古希臘思想的Science，“科學”，為此，我們常說的“自然科學”的非本體性就決定了它不是宣揚、推行及捍衛一種價值——不是為價值服務，而只是一種帶有個人性的描述系統。

這道理在自然科學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一位物理學家，如量子力學中的物理學家薛定諤、狄拉克，使用數學物理方程還是矩陣方法描述，再如愛因斯坦、波爾，承認與否量子力學的統計性，非決定論的特點，都不意味著是“真”與“假”，絕對的對與錯的問題，更不是判定其宗教及信仰的對與錯問題，而只是物理學家對於描述的個人態度及個人由於訓練所採取的方法。這樣的認識，即是韋伯所言的社會科學的非價值性的基礎，它同樣適用於“近代人文科學及其學術研究”。

所以我還必須要說的是：對於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及被譯成中文的《中國的宗教：儒家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等著述，你不必認“真”！它們只是持基督教文化及信仰的韋伯的一孔之見！不是真理！

至於把韋伯的這部作品翻譯成中文後，德文Konfuzianismus，譯成儒教，Taoismus，譯成道教，而不再是儒家和道家，簡直是匪夷所思！對此，如果咒罵某類知識人簡直是用屁股思維——也毫不為過！你會看到，其在中文文化思想領域中的持續的遺禍，遠過於新冠病毒！

因此，近代學術研究及其結果，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任何以學術來進行辨析的工作都是允許的，而任何以學術來進行黨同伐異，捍衛真理，證明的都是你還不了解學術工作的認識論基礎，以及知識的本來性質！

分清真理論、本體論和認識論、知識論的區別，非常、非常重要！

 

明白了這三個問題，那麼就請稍安勿躁，因為當你明白了第二點、第三點，你就會降低及化解戾氣，當你知道自己說的每個符號、概念以及範疇的來歷，清楚有多少文獻，都在哪裡，并且能夠簡單清晰地描述時，你就入了門。反之你則處處會露出——在近代學術上，你就是個外行！

 

而我也正是基於上述思想認識，曾很想回國當教師，即想以我直接及間接追尋當代學術及大師的所得，訓練一批基本功扎實，一招一式地追求知識的學人。學術亦如武林，功夫要純正，要拒斥花拳繡腿及江湖把式，尤其是極端化的假大空——意識形態化！

 

2023.4.25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