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論不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語言方式。本文上部從認識論基礎上辨析了左右論是二元的西方文化思想一元化的獨特產物；從政治思想史上揭示了它是一神論的基督教思想在世俗政治事物的應用結果，是意識形態的必然會使用的語言判斷；從文化史上指出它直接產生於十八世紀末期的反動於啟蒙運動的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運動。
本文下部描述揭示了白左論是貫穿於西方文化政治思想史的古希臘和羅馬宗教文化的兩種傾向，朝向二元理性的啟蒙與堅持一元歸一的基督教的兩種近代運動對抗中發生發展結果；是二百年前發生的對於古希臘，對於啟蒙的反動運動——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運動的第三次漲潮的標誌性符號。它涉及的是封閉還是開放，排他還是寬容，一統還是大同，這一人類是否能共存的根本性問題。
目錄：【上】
一.序
二.“左”“右”說的文化思想基礎——認識論根源
1.必要條件——分立的二元論認識論基礎
2.何為二元論認識論
3.左右論產生的充分必要條件——一元化思想
4.再談二元基礎上的一元論思想
5.關於基督教的一元論宗教文化社會
三.“左”“右”論之發生、發展
1.法國大革命；作為政治標誌的左右派
2.伴隨意識形態的氾濫，十九世紀的普遍化
A.左右提法提出與政治、社會及歷史的聯繫
B. 左右論與政治的密切關係
C.左右表述與意識形態的產生
3.左右說和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歐洲的使用及蔓延
A.在意識形態內部和意識形態之間
B.左右說與宗教泛政治化、政治泛宗教化的蔓延
C.啟蒙思想與左右說
四.後基督教社會宗教性蘿蔓諦科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二十世紀“左右說”的氾濫及導致的災難
1.拒斥左右論的近代學術及科學思想及其潮流
2.左右論的樂園——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的誕生及蔓延
一.序
“一般人从来不会用时间和空间问题来麻烦他的脑袋，因為在他看来，他很小的时候就思考过这一切了。而我却相反，思想发展非常缓慢，以致直到我已经到成年才开始对空间和时间感到惊奇。结果我比那些通常有才能的儿童经历过的更深入地陷入到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中去了。”（《爱因斯坦语录》，杭州教育出版社，161頁）
這樣的情況在人文思想領域，由於流行乃至佔壓倒性優勢的思想概念，往往都是由於和知識無關的因素而產生的，因此這種在基本的常識性的理解上出了問題的現象，就更為嚴重及尋常。人們的認識及一些說法，常常不是深刻還是不深刻問題，而是在最簡單、基本的思想上，由於各種原因從來沒有被老老實實地誠實地對待過出了問題，而在最簡單、最基本問題上出了偏差，結果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時下，在華文世界對於“左”“右”的理解及運用上所出現的匪夷所思的偏差即是這樣的問題。這個現象所揭示出的問題涉及到的是西方文化的根本問題，或者說中文界百年來文化上誤入歧途——誤入了西方某一固有的偏頗的歧路，此後由這條路導致出無盡的誤判、誤解。
稍微有头腦的人都會看到，用“左右”來表述一種政治及思想傾向，是五四後所謂新文化運動帶來的觀念。這也就是說，自從五四後中國進入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下，“左”和“右”的使用才被引入，且越來越頻繁起來。事實上，更為甚的是不僅頻繁，甚至在最近七十年氾濫、淹沒了所有其它表述，動輒就是“左”還是“右”，七十年來的大陸不是反右就是反左，這樣的思維、語言，政治潮流充斥著每一天，每一個角落。而這就給看似簡單的左與右，帶來了極為廣泛的混亂。
對此，當人們在更廣闊的視野，不同的政治社會來檢視時便會立即發現，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共產黨社會指謂的左右，和西方學術界，和啟蒙主義思想繼承人卡爾•波普（Karl Popper）、阿隆（Raymond Aron）等指謂的左右不是一回事。
法國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一生以對抗西方左派著稱，但是它和如今被華川粉及國內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指謂的“白左”根本不是一回事。與此類似，時下華人界流行的這個“白左”的稱謂，和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各類“大洋國”中的左和極左也不是一回事。可由於大陸乃至港臺的媒體人居然把美國民主黨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繼承人，共產黨在西方的代理人，這種指鹿為馬、匪夷所思的指謂，就讓正常社會思想界的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這一系列的混亂簡直使得左右的使用猶如一個萬花筒，千變萬化、光怪陸離。
然而，這種離譜的荒誕性的錯誤，由於我是从那個社會中走出來的，認真地反省思索過那個社會曾經強加給我的思維框架，因此在我看來既非偶然，亦有可尋之處。這類錯誤，在海外被嚴肅的學人感觉到並且指出，也無獨有偶。
大約三十年前，九十年代初期，被香港大學劉述先教授曾經指出過的甘陽的錯誤，即是同樣性質的問題。甘陽居然會把兩個完全不同的具有對抗性質的哲學傾向的代表人——卡西赫和伽達默爾，只是因為有時間的先後就認為伽達默爾是卡西赫的發展。
所以，在我看來，時下這種對於左右論的運用而發生的問題，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有其可尋的根源，即對於一個概念近乎南轅北轍的不同方式的理解，以及導致這一不同的思想方法——認識論方法論的不同。為此，有必要來重新較為詳盡地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描述及辨析產生左右論的政治、社會以及歷史性的原因。
在我看來，由於一般的西人學者不理解，甚至無法想象使用中文的所謂知識人的知識框架，基本上都是如此荒謬地變形，所以當代中西知識界及媒體的交集，帶來的是一個現實版的雞同鴨講。而這個雞同鴨講，可說是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存在。這也就是說，這類錯誤的種子是從胡適時代播下的——即從那時留洋的人帶回的西方思想，以及其對西方的誤解開始的。
為此，要想了解這個“左”“右”提法的問題出在何處，誤會在哪裡，我們甚至需要從最原始的對於西方思想及其文化歷史的理解上來從新進行梳理，對此，本文將從以下三個不同方面來進行：
1.使用左右來進行描述的思想來源——認識論的基礎；
2.使用左右描述的社會及政治性發展變化——歷史問題；
3.左右描述與當代西方社會問題，其思想特點及可能具有的傾向的辨析——近世問題
二.“左”“右”說的文化思想基礎——認識論根源
1.必要條件——分立的二元論認識論基礎
2.何為二元論認識論
3.左右論產生的充分必要條件——一元化思想
4.再談二元基礎上的一元論思想
5.關於基督教的一元論宗教文化社會
1．必要條件——分立的二元論認識論基礎
毫無疑問，使用左右來描述政治傾向，乃至社會思潮，社會族群等絕對不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政治思想所固有的。在中文環境中使用它至多不過是最近一個多世紀的事情。中國傳統思想的描述不僅從根本上對於“黨”及“黨爭”持極為否定性的看法，而且更沒有把一切簡單化到二分法的“左”還是“右”的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無論說其堅持在左或者居右，所揭示的意義都是帶有否定性的。中國文化傳統推崇的是君子群而不黨，是做人做事的互相理解及轉化，物極必反，相反相成、相輔相成；是中道中庸，宅心仁厚。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對於左、右，即便在西方文化思想的意義上，左右之說也既不是天經地義的本體說法，也不是帶有普遍性的唯一描述框架，相反它只是“近代”西方社會的文化及歷史的特殊產物。準確說，就是在西方，它也只是在最近二百多年才產生並且流行的說法。而對其進一步的從思想及文化政治史的考察，則又可以讓我們看到，它是一種把西方社會在宗教社會中曾經有的，對宗教性的問題的立場及表態，應用到世俗政治事物中的結果。即它把人的政治看法看作是類似於對於上帝和宗教的態度所只能有的“信”還是“不信”的站隊、皈依問題——站在這邊，還是站在那邊，對的只有一邊。而這樣的看法也返回來讓我們再次看到——它和傳統東方社會對於社會及人的事物的看法是不相容的。
為此，這還可以讓我們看到，運用左或右的語言的說法受制于一個形而上學的前提，或者說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思想基礎，這使得推崇中庸之道的東方文化不會產生左右說。只有建立在二元論，主客，人神基礎上的文化才具有使用這種描述方式的可能，即只有把一切問題的看法都放到二元論思想的基礎上，才可能理所當然地運用并流行左右，兩分的方法及論斷。多元論，尤其是多元互相聯繫轉化的看法，不導致帶有絕對性的真理論，故在這樣的基礎上，左右論沒有立身之地。
2.何為二元論認識論
我們這裡說的二元論，對於華人首先要強調的是，這個二元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指的那種二元論，即物質決定精神還是精神決定物質，還是二者並存等等。我們說的二元論是認識論問題的二元論，即一種關於人與世界的存在關係，認識與對象的存在關係的假設，或者說是一種無法證明，只有相信還是不相信的形而上學前提——人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自己的感知認識與看到的世界的關係的看法。這種看法認為，人，以及人的認識是獨立於世界的東西，它是和世界分離、分立性的一種東西。
所有西方思想，無論它是二元論主張，還是一元論體系性的學說，都是在這種認識論上的二元分立的基礎上的產物。即古往今來的“西方”思想，這個對世界和人的關係的形而上學前提及其思想都是二元論基礎的產物。
認識論的二元論基礎導致的範疇及思想，以及其相應的思想方法，最直接的就是會產生“二分法”，dichotomy思想。人和世界，精神和物質，男人和女人，上和下……都帶有各自絕對性的特點，排他的特性。為此，睿智的古希臘人認識到，這樣的二元論認識論一經成為一切思想方式的基礎，也就立即可能帶來二分法的認識判斷，而這個二分法判斷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判斷？就可能立即受到具有探究及懷疑精神的人的質疑。這就是二元論認識論在古希臘出現後立即面臨的局面：它同時帶來了人們對二元分立是否具有“絕對性”、它的“分立性”意味著什麼……一系列的對於二元基礎上的知與識的質疑及探究。當然這種探究也同時是在這一“二元的思想框架及其範疇方法”下進行的。因此，它導致的是對於悖謬，對於人的如此認識所具有的界限的認識。
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的這個二元的“認識論特點”的認識，最好的具有參照性的認識，就是對比另外一種文化，如中國及印度等國文化中的東方思想是如何看待人和世界，如何看待知與識。
二元不是天經地義的，而是人的一種假設性的認知！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易經可謂是中國文化的形而上學前提，認識論的基礎。“易有太极，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貫穿道之學的陰陽，雖然是二，但是不是對立的，而是互存互包，互相轉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佛教中更进一步直接否定了二元论，认为万物“非一非二”，众生各自所缘所受生出的感官都是相对而言，不过是执着其有，而并没有真正的对立，并以盲人摸象譬喻來讓人們體察自己認識到的東西——不要絕對化自己感知的人與世界，以及其關係。佛教同樣倡導中道。佛教之能夠在中國存在并融入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在認識論問題上有著根本性的原因。
3. 左右論產生的充分必要條件——一元化思想
二元論的二分法，分立的思想基礎，雖然造成了人們可能使用左右這種二元的平面看法來描述事物，但是它還只是一個“必要條件”，並沒有導致在這種思想基礎上不僅必須採取左、右的描述，而且可以以此作為“判斷”。這也就是說，左、右在這個思想基礎上的使用，還不具有定向性、對錯性，即帶有絕對性的判斷性。它們依然只是一種對於可能的傾向的狀態描述，不具有線性及定位性，也就是說在二元論中的每一個領域、每一維或者說“每一度”中都還有不同的可能。
只有在一元論中，左右才會是一個定位、定向的標準，即二元性是個平面性的描述，只有在一個線性的系統中，左右才具有絕對的定位性。所以，只有在二元論思想基礎上產生的一元化的思維框架中，人們才會動輒就直接使用左右的描述和判斷，並且以此來針對任何一種事物，任何一種思想。
由此我們可知，在以二元論為基礎的西方文化社會思想中，只有在一元論的系統框架中才具有使用左右的“充分必要條件”，即不僅凡是使用左右來描述問題的，都一定是在一個一元的系統中，而且在一個一元論系統的思想中，也一定可以並且必定會採用左右式的定點、定位來描述每一個問題中的內容的性質。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文化思想的變化中，在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對於思想及知識的探究中，一元論的產生及發展，為左右的描述，或者更為普遍地說為兩點定性的描述提供了“充分”“必要”的可能。
4.再談二元基礎上的一元論思想
A.一部西方的思想史由於是建立在二元論的認識論基礎上，所以這個二元論決定了西方的精神思想及認識的特點是“知識論”，即它是一部“人”對於“外界”的“認識”的歷史，也是一部對這個“認識”——“知識”不斷地進行辨析的歷史；為此，這也就決定了西方思想史，文化思想史是“問題”的歷史、“概念”的歷史、“方法及思想觀念”變化的歷史。這個歷史及變成“符號”記述的歷史學，和中國的歷史及變成“文字”記述的“史記”——歷史學，有著根本的不同——西方歷史記述的是符號，知識的歷史；中國的歷史記述的是倫理、以“文”化“人”、化“社會”的文化倫理史。
導致左右提法的西方的認識論和思想史讓我們看到，左右在西方社會歷史中的濫觴，以及流向和氾濫。對此我們可以看到，濫觴是二元分立的認識論基礎，流向是一元論的發生發展歷史，氾濫則是一元論占支配統治地位致使它氾濫的歷史。
實際發生的西方思想史也正是如此，在西方思想的起源處，古希臘，二元論的知識論的探究極為發達，在這個思想氣氛中的古希臘的社會政治文化，並沒有近代的“左右”問題。因為古希臘的文化思想氣氛中，一元論及其體系傾向只有很少的存在可能，影響很小。一元論經不住對於主客體，對於認識與對象的關係的辨析，很難在開放自由的氣氛中提出“絕對性”的要求及取得這樣的地位。但是這個在古希臘所稱的哲學中找不到地位的一元性、一元論，卻可以在宗教神學中很容易地找到扎根發展的土壤。
B.二元論的認識論思想基礎天生地具有導向一元論傾向的特質，而這個特質，顯然更易於專制及統一意志，走向封閉。所以沒有在古希臘開放的海洋生活的散漫中取得成功的一元論，卻很容易在更為惡劣的沙漠及部落性的群體生活中找到土壤，因為在這種環境中人們更需要統一意志。在古希臘式的愛智的哲學中無法扎根的一元論，卻很容易在一神論的宗教中，在專制中找到展開發展的園地。西方的文化思想史的軌跡也的確如此！
在古希臘消亡後，歐洲進入羅馬帝國時代，天生對於鞏固專制有著極為有力的力量及可能的基督教，受到企圖攫取及佔有權力的人的喜愛，從而通過教會及國王迅速取得了絕對性的統治地位。與此同時，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的基督教不僅帶來了宗教，也帶來了經院學術思想，一元論的思想潮流及框架，一元化的文化社會氣氛。神學教條以信還是不信，正統還是異教，二分法，兩點式，全面徹底地取代了過去那種“任何認識及判定的事物，都只不過是思想傾向，只是政策及方法”的不同——認識的不同。神學一元論，雖然沒有帶來“左右”的使用，但是已經為左右的使用提供了一切認識論及方法論的基礎，提供了充分必要條件，不過只是由於它是宗教，用“信”還是“不信”，“教徒”還是“非此教的人”來區分，還是要遠比用左右來的更普遍和清楚。由此人們看到，邁出宗教範圍的一元論，或者說世俗化了宗教思想、政治化了宗教之傾向，可以說是使用左或右，而不再是信還是不信的又一個必要條件。
5.關於基督教的一元論宗教文化社會
對於基督教及其一元論思想統治歐洲的歷史時期，由西羅馬帝國滅亡開始到東羅馬帝國滅亡為止，大約从公元476年到1453年的千年，歐洲人稱其為中世紀，並且認為在中世紀，基督教一統歐洲的這一時期是歐洲文明的最低潮。不僅由於分立的國家、地區及不同性質的宗教及教派問題的存在而导致“戰亂頻繁”，而且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物質發展上都沒有突破性的變化及發展，歐洲基本上處於長期停滯時期，所以歐洲歷史學家把中世紀稱為“黑暗時代”。
大約五百多年前，重新發現的古希臘思想促進了歐洲人的覺醒，古希臘的二元論思想在對於宗教及其一元論的辨析中重新回到了歐洲。近代歐洲人衝破宗教桎梏的努力為歐洲再次帶來了二元論認識論基礎上的一般性的思想氣氛及基礎，同時也帶來了歐洲社會的世俗化。
然而，再次世俗化後的歐洲，經歷了基督教的歐洲，和古希臘時代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這個不同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在古希臘思想領域中，不曾有或者說不曾有過強有力的影響及存在的“一元論”；雖然經過了文藝復興，但是在這個近代歐洲社會，卻由於宗教性的思想文化的影響而已經有了強有力、廣泛的基礎。所以在十五世紀後，經過了短暫的文藝復興、近代化的開放性變化，出於對於變動及其在社會造成的不穩定的恐懼，那種基督教神學中固有的所謂末日說，在十八世紀發生了基督教宗教思想，一元論思想的反彈、反向而動，並且逐漸再次成勢，在十八世紀末期形成和啟蒙運動對抗的帶有普遍性的Romantik，蘿蔓諦科運動——宗教性的羅馬化運動。
宗教性羅馬化運動不僅是基督教歐洲對於近代化歐洲、開放性歐洲的反動，而且在一般性的文化思想上更多地是一種把各種世俗性的內容徹底宗教化的狂飆。不僅內容，而且運動的形式都帶有根本的宗教性的狂熱精神。在這個意義上，這個運動亦可稱為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在塵世社會中的一元化的世俗宗教性革命。
為此可以說，到十八世紀末期，基督教文化思想的世俗化，已經為歐洲的文化思想及社會，為使用“左右說”，或者說為世俗認識的二分法、非黑即白的判斷方式完全準備好了充分必要的基礎。
三.“左”“右”論之發生、發展
1.法國大革命；作為政治標誌的左右派
2.伴隨意識形態的氾濫，十九世紀的普遍化
A.左右提法提出與政治、社會及歷史的聯繫
B.左右論與政治的密切關係
C.左右表述與意識形態的產生
3.左右說和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歐洲的使用及蔓延
A.在意識形態內部和意識形態之間
B.左右說與宗教泛政治化、政治泛宗教化的蔓延
C.啟蒙思想與左右說
1.法國大革命：作為政治標誌的左右
如上所述，一個社會的人在談論社會政治乃至文化經濟問題，使用到“左右”，非黑即白的判斷方式（dichotomy），需要認識論及方法論，文化思想基礎。但是，進一步具體到使用什麼形式的語言術語來表達描述這種兩分法的二者擇一、非黑即白的判斷，還要依賴當時社會的具體問題及條件；而使用這一描述判斷後的變化發展，亦是同樣依賴於具體的歷史情況及偶然事件。
“左和右”的稱呼起源於西方政治事件中。在十八世紀末發生的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各種立法議會裡，特別是在一七九一年的法國國民議會上，對革命持溫和態度的保王黨人都坐在議會會場的右邊，而激進的革命黨人則都坐在左邊，為此產生了“左翼”和“右翼”的稱呼。“左右”以對待所謂 “舊政權”態度為判斷標準——“右”代表支持貴族或教士利益，而“左”則代表反對這些階級利益的人。但是，在當時，無論左還是右都在經濟政策上幾乎相同，屬於正統的自由主義者。這讓我們看到，左右的區別僅僅是在對於“革命”行為的態度上：即在觀念上把革命看作是毀滅上帝和自然的災難，還是把革命看作是政治生活的必然道路。這也就是說，左或右只是一種政治態度。
大約在法國大革命的後期，這一產生於議會、議員對於政治問題態度的“左右”說法，伴隨法國政治影響的擴大開始傳播到歐洲各地。由於法國革命及政治在歐洲引起的震盪及反彈，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軍事對抗中法國軍隊的多重勝利及擴張，左和右的提法擴及到歐洲各國，涉及的內容也擴展到對法國大革命及其相應思想的態度，其後伴隨拿破崙的崛起左和右的提法則更為複雜混亂。
2.伴隨意識形態的氾濫，左右兩分法在十九世紀的普遍化
左右提法在法國革命中浮出水面，並且在其後二百年逐漸風行。這讓我們看到運用左右提法的另外一個特點——它和政治的聯繫。概括地說就是，左右提法是在二元論的認識論基礎上一元化體系中的定位判斷，左右提法在法國革命時期提出并迅速地得到傳播則讓我們進一步看到：
A.左右提法的提出與政治、社會及歷史的聯繫：它不是在中世紀前的宗教一元論的社會及文化思想中提出的，其原因不是那個時候人們沒有想到，而是沒有必要使用這種表述。相反它在十八世紀末期卻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是歐洲社會政治及思想發展到那個時期的產物。
這個時期的社會及政治文化的特點是，在文藝復興之後，歐洲社會迅速地由宗教社會走向世俗社會。世俗社會的政治及社會事務的描述需要和宗教社會不同的，更具有世俗社會特點的語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帶來的社會變化雖然也帶來很多新的語言及概念，但是與此同時，過去在宗教社會的事務及思想，以及世俗化的宗教性及政治性的語言，同樣需要一種適應新的社會狀態及形式的語言。而左右正是一元論的封閉的宗教性的思想用來做“兩分法性判定”的產物。
B.左右論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當一元論的思想及要求從宗教要求擴展為世俗社會的要求時，就不可避免地帶來這種思想的政治性，政治要求。而與此同時，一元論的單向線性要求又決定了它一定會有“主導一切”的要求。為此它要求二者擇一，一切要麼服從他，是它的一元、一份子、一個附屬物，要麼就是和它相反、相對，必須排除。而左右就成為了它定位的一個可能的，具形的選項。恰好法國大革命的議會因為政治傾向而形成的議員座位提供了這個可能。
一元論思想在世俗社會的這個判定及表述形式的性質讓我們看到，“左右說”和宗教社會的“信與不信說”判定的同質性，它是宗教性的信與不信擴大到世俗範圍事物的表述。它必然帶有的政治性，亦或反之，在政治事務中使用左右這種兩分法判定，讓我們看到，它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或者說是世俗宗教化的政治思想行為。
C.左右表述與意識形態的產生：
左右表述是曾經有的一元論宗教思想擴大到塵世社會政治事務的一種判定人的行為的表述。這一判定把在基督教曾經有的二分法判斷，信還是不信，教徒與非教徒及異教徒的判斷，擴大化到塵世社會，成為更為普遍的二者擇一的判斷。在狹義上亦可說是把宗教性判斷應用到一般政治事務中的結果。
筆者曾經在“什麼是意識形態”一文中，詳細地辨析了產生於十八世紀末葉的意識形態及其術語是宗教性的體系思想在塵世中的反映。意識形態是一種替代神學教條。現在在對於左右表述的描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件事物竟然具有相同的性質——宗教性，竟然是同一時期的產物——十八世紀末期。而這一時期，正是人們所說的Romantik運動，蘿蔓諦科運動興起及急速擴展的時期。
對於歐洲人來說，Romantik運動正是固有的基督教文化對於歐洲文藝復興後的近代化，對於啟蒙運動的反動。仔細辨析左右提法，意識形態問題及Romantik——宗教性羅馬化運動的時間、思想性質及內容，人們就會立即發現，這三者存在的基礎及互相聯繫的交叉處，正是基督教和歐洲社會文化的關係。由此人們也可以進一步看到，左右說和意識形態問題的聯繫——封閉的帶有真理要求的意識形態決定了，有意識形態的地方就一定有左右表述。左右表述為了自己的判斷及存在的合理性，一定會或尋找建立，或皈依自己的意識形態。
上述三點左右表述的特性及傾向的辨析，在十九世紀歐洲的文化、社會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的證明。
3.左右說和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歐洲的使用及蔓延：
左右說在法國革命產生及其在歐洲社會的“使用及蔓延史”，可謂是一部建立在二元論認識論基礎上的二分法思想，dichotomy，在歐洲一體化的宗教社會被充分使用後，經過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使得歐洲近代化、政教分離、世俗化的二百年後，這種宗教性的二分法看問題方式，“重新回到歐洲世俗社會”的歷史！
說得更直接一些——一部歐洲在文化思想上，在世俗社會中重返中世紀氛圍的歷史！
二分法思想的這個在文化思想史中的起伏特點，在歐洲社會變化的歷史上留下的軌跡是顯而易見的！
歐洲文藝復興復興的是古希臘思想，啓蒙是從宗教思想的禁錮中掙脫出來，昏睡中覺醒起來。而這意味著的是思想從教條、盲目的封閉及排他中解放出來。文藝復興後的世俗化過程意味著的是“普適原則”的出現，在社會問題上的顯現是人權、平等及自由，在思想上就是啓蒙帶來的對於認識論問題的辨析！沒有人、沒有學說可以要求自己有資格去進行絕對性的二者擇一性的判定選擇。伽利略、牛頓以來的自然科學，洛克、休謨的經驗主義、康德的批判研究帶來的都是對於“二分法”思想的辨析及抵制。
但是由此而為歐洲社會帶來的社會及思想的變化，以及政治變化的動盪使得固有的基督教宗教性的思想對於文藝復興、啓蒙帶來的這一世俗化傾向產生了極大的反彈，激發了反向而動的潮流，即發生於十八世紀中葉後，起自最保守的德國的Romantik運動——宗教性的蘿蔓諦科運動。
左右表述在法國革命期間發生後，在歐洲社會開始蔓延。進入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由於Romantik，這一產生於固有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對於文藝復興運動帶來的世俗性近代化及啟蒙運動的反動，把不曾在古希臘思想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的一元論思想，全面地帶入到世俗社會的思想潮流中，一元論為使用“左右”這種dichotomy——二分法思想提供了傳播蔓延的土壤。在這一運動中不僅產生了形形色色的一元性的觀念論，而且也產生了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新的思想存在形式，新的術語——ideologie，這個單詞的原意是觀念系統，觀念學說，但是最早的中文翻譯直接引入了日語翻譯，把它稱為“意識形態”，且沿用到今。
意識形態既有左右表述所需要的一元論特點，也有它需要的政治性。為此，左右說和幾乎同時出現的意識形態幾可說是在政治領域的一對孿生兄弟。後來的歷史現象也顯示了這一點。左右說的傳播及氾濫，發展及變化，都與意識形態問題密不可分。觀察和描述左右判定術語在十九世紀後的表現也可以圍繞意識形態及政治問題分為四個領域及範疇：
A.第一個和第二個領域及範疇是在意識形態內部和意識形態之間，這是最重要的使用左右論的兩個領域。
由於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帶有真理要求的思想體系，因此對於這一意識形態的態度問題就肯定是二者選一的二分法問題。如此已經在法國大革命產生，並且在不同範圍及問題中使用的左右判定術語，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最為容易採用的說法。
在十九世紀的思想領域中最顯著的特點是：在十五世紀後的三百多年，經過了政教分離，基督教不斷退出的過程後，它所留下的巨大的思想真空，終於在宗教性的文化思想對於文藝復興及啟蒙的反動的潮流中，在主要起源於德國的Romantik，宗教性的羅馬式的運動中，開始了全面的、有力的回潮。開始時是黑格爾的一元論觀念主義（idealism），此後，各種類型的塵世化的一元論思想系統，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地域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Syndicalism）……，以及各種帶有基督教一神論特質的變形宗教——意識形態，雨後春筍般地在歐洲叢生。所有這些帶有一元性質的思想、信仰系統及其世俗團體黨派，都是使用左右術語最好的施主及園地。就此，在十九世紀，在各種意識形態內部，在各種意識形態之間，使用左右說來二者擇一地判定友敵關係的做法，變得越來越頻繁，越廣泛。
B.造成左右論使用的第三個領域及範疇的是在宗教泛政治化、政治泛宗教化氾濫的領域：
一個在二元論思想基礎上建立的文化社會，其一元化傾向，或者一元化的結果導致的一定不是宗教化、就是類似宗教一統性的政治一統性——泛政治化。歐洲社會的演變歷史為此提供了最好的案例。它在中世紀前是一元論神學思想統治歐洲，是宗教無所不在的宗教社會；其在宗教退出後的世俗社會，一經一元論的各種思想體系大規模的湧入，導致的就是一個“政治化的社會”，政治問題對於社會的影響無所不在，人們無法擺脫政治對於一般生活的干預及影響。私人空間越來越小，這是二元論社會的又一個自帶的傾向。
在經過了文藝復興、啟蒙，政教分離、世俗化、多元化後的歐洲，在十八世紀末期後，各類一元論思想大規模反動地湧入之後，歐洲社會的各種性質的世俗的乃至宗教性的政治運動替代了基督教，重新瀰漫在各類一般性生活中。各種爭權奪利的世俗運動，新興國家、新興的所謂民族的要求、地域主義的要求，乃至所謂文化思想，各種主義的要求及鬥爭造成的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和歐洲不斷的動蕩，如拿破崙的興起及沒落，在西班牙、俄國、蒂羅爾地區、德國和奧地利地區，以及其後在巴爾幹半島的馬其頓、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在中歐、西歐的比利時、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國激起的民族主義。與此平行的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的誕生及發展，普法戰爭、巴黎公社，以及從來也沒有停息過的國家及地區的衝突。
在擺脫宗教社會的演變過程中，在後基督教社會，此前歐洲社會曾經有的無所不在的宗教性伴隨世俗化演變成依然無所不在，無法逃避宗教性的泛政治化，亦或政治的泛宗教化，並且這個泛政治化、泛宗教化伴隨歐洲人的影響被推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個特點當然也是我們所說的二元論基礎上的一元化的思想的特點及要求，一元化思想系統直接及間接地和泛政治化、泛宗教化相融合在一起。一個一元化思想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社會帶來的一定是政治問題對於一個社會的干擾及破壞。而凡是政治問題在一個社會中佔據重要地位及影響力的社會，左右判斷的使用就都一定會擴展、蔓延，所以十九世紀的歐洲，左右的使用成為一個習以為常的兩分法表述。
C.第四個領域，一般學術領域，即在啟蒙思想涉及的領域與左右說交錯時的情況：
布拉赫等當代自由主義大師認為，二十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更準確說是“極權主義的世紀”。如果按照這個看法，那麼人們就可以看到作為二十世紀前聲的十九世紀，順理成章地可以稱為“Romantik運動影響下的世紀”，即“宗教性羅馬化運動陰影下的世紀”。為此，在這個認識框架下，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右說是Romantik運動，宗教性對於現代化反動影響下的產物。
但是儘管如此，在觀察十九世紀的思想史，社會文化思想變化的時候，我們卻也必須看到，雖然在這個運動的陰影下，歐洲被它的所謂狂飆運動不斷地洗刷，在另一方面卻依然存在著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繼續，由二元化的認識論基礎走向更為開放的多元化的繼續。這個繼續同時不僅是對於傳統的歐洲的封閉的宗教影響的對抗，而且也是與新發生的Romantik狂飆運動的對抗。因此在認識二者擇一、兩分法的左右說的時候，也必須看到在啟蒙和歐洲近代化潮流中，在啟蒙和宗教及意識形態對抗的領域中，啟蒙思想及其個人及團體和左右說的關係。
在這個對抗領域中，“左右”雖然也有所使用，但是更多地使用的是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是知識論和真理論，經驗、理性和本體論——一句話就是“具體的思想問題”，政治問題。政策問題，社會問題。在這個繼續性的發展討論及對抗中，十九世紀誕生了很多新的在古希臘哲學思想，在近代已經取得豐富的成果的自然科學影響下，在新的認識論方法論基礎上的學科中，歐洲有了新的，即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對文化等的理解也脫離了舊有的對外的Culture所固有的培植、培育、耕作的“外化”、“物”化理解，而開始更多地關注人類對於自己精神及思想的“內化”、“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實際上是對於外在的宗教統治，上帝統治人的思想、情操及行為的對抗。這樣的討論方法，在這樣的學科中，天然地具有抵制左右方式的使用，dichotomy——二者擇一法的機制。因此，在十九世紀的思想、社會及政治史中，近代和中世紀傳統的對抗——近代和Romantik運動及各類新興的宗教性運動的對抗中，左右的使用既不普遍，而且還是捉襟見肘的使用。它不適合在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啟蒙性（具體弄清楚問題）的領域使用。這個特點貫串於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的一切開放性的思想及社會領域中。
四.後基督教社會宗教性蘿蔓諦科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二十世紀“左右說”的氾濫及導致的災難
1.拒斥左右論的近代學術及科學思想及其潮流
2.左右論的樂園——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的誕生及蔓延
1.拒斥左右論的近代學術及科學思想及其潮流
作為二分法，dichotomy，二者擇一結果出現的判斷事物的“左右說”，是在二元論的認識論基礎上，一元化思想系統的產物。在二元論文化思想基礎上的歐洲文化思想史中，一元論的盛行是在古希臘衰落後的基督教文化一統歐洲的時代——中世紀時期。千年後，從十四世紀開始了返回古希臘多元文化思想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個返回在十七世紀開始達到高潮。
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直接對抗的就是一元論思想及其政教合一的社會。這也就是說，文藝復興及啟蒙直接對抗的就是“絕對化的二分法”方法，那種信與不信的簡單專斷的兩分法判斷及其帶來的思想及文化上對人及社會的禁錮。
文藝復興為歐洲帶來精神的再次繁榮，以及它們在物質上的創造力。這使得歐洲社會開始了全面的變化發展，包括社會結構，存在狀態。這種變化同時也給歐洲人帶來了對於還不明确的未來的新秩序、新形勢的恐慌。
新舊衝突，以及新事物帶來的不曾預料的問題加劇了基督教舊有的末世感、原罪感、嫁禍於人及物的災難感。為此，從十八世紀開始，固有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在宗教乃至世俗方面開始了對於文藝復興及其帶來的近代化的反彈及反向而動的潮流——Romantik運動，宗教性羅馬化的運動。在世俗化的政治事務中，宗教性的一元思維為其帶來了二分法，二者擇一，帶來了左右說。左右說伴隨蘿蔓諦科運動在十九世紀推向歐洲的各個領域。但是它當然也就立即遭遇到近代思想，來自古希臘的思想的強烈抵制及對抗。
自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二分法及其母體一元論思想方法及系統遭到了持續的從未間斷的抵抗，在問題上首先是康德啟蒙思想的繼承者們對於一元論的抵制，這種抵制繼續了古希臘哲學的傳統所固有的，對於人的認識和客觀世界究竟是一種什麼樣、什麼性質的關係，它在近代科技發展的基礎上帶來了哪些新問題，新的科學進展的結果又進一步意味著什麼？
可以肯定地說，由十九世紀帶入二十世紀的思想對抗，幾乎在內容上都是重複文藝復興之後啟蒙思想家們討論過的問題。
康德及十八世紀達到高潮的啟蒙思想是直接對抗基督教宗教思想的禁錮，以及對於十六十七世紀基督教帶給歐洲的長期殘酷的宗教戰爭的反思及反彈的產物，所以它的特征是寬容、運用人自己的思維能力辨析性的思索，是把認識及知識相對化、多元化，摒棄絕對化一元化，及其本體化和真理化。但是康德的這個努力，緊接著就受到費希特和謝林的改造，使得康德曾討論的一些思想及概念重新朝向本體，而這個努力在黑格爾那裡得到全面的、絕對性地一元化的展開。當然黑格爾的這一傾向立即就受到康德思想的另外兩位繼承者，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和叔本華的直接拒絕。一元化的本體論性的體系還是二元論的知識論，也隨之從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成為德國思想界的主要的對抗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德國的新康德學派以及各種新興學科的思想及方法，繼續了康德以來的啓蒙傳統，知識論的傳統，繼承了古希臘傳統。
以德國為發源地及核心的蘿蔓諦科運動帶來的黑格爾，尤其是其變觀念論為唯物主義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等的一元論思想，在歐洲各地的蔓延中，遇到的對抗比在德國本土更為強烈、根本及廣泛。
由於來自古希臘的哲學原本就是和自然科學聯繫在一起的，用英國當代哲學家艾耶爾的話說，只因為近代物理學、化學等各門學科的專業化，尤其是因為Romantik，及宗教性的蘿蔓諦科運動，才使得有了和宗教學說類似的思辨哲學及其一元化的體系化，這就讓我們看到，使用左右論的思想基礎，一元化的各類思想遭遇到的最大抵抗，首先是從古希臘哲學衍生發展出來的、且在十九世紀更為疾速發展的各門自然科學及其科學家。在十九世紀中葉左右以洪堡、亥爾姆霍茲為代表，到二十世紀初以後，則以馬赫，以及普朗克、愛因斯坦、波爾、海森堡等一大批物理學家、數學家為代表。
打開上述這些學者的著述,無論是專業還是思想及政治社會問題的論述,可以說幾乎是清一色地沒有人會使用左右論,乃至類似的二分法的判斷。可以說左右判斷在這個領域和這些個人是絕緣的，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今。
其二，由Romantik運動帶來的，直接繼承於經院思想的這種一元化的思想在思想領域當然也同樣會遭遇到和古希臘的對於認識論和知識論問題的探究的傳統思想直接相聯繫的英國的經驗論思想。英國的經驗主義思想，通過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在歐洲大陸也廣泛蔓延發展。代表這種傾向的，在法國是伏爾泰以來的啓蒙傳統，笛卡爾以來的唯理論思想，以及十九世紀興起的實證主義傾向，在奧地利則在上個世紀的一二十年代形成了著名的以拒斥形而上學及其一元論傾向的維也納學派，並使得奧地利成為歐洲的自由主義之都。
在沒有一元論的地方，經院思想不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左右論一定不會有任何重要影響。
第三，在近代啟蒙思想、科學及其思想，經驗主義及實證論思想的影響下在歐洲學術界形成的新的研究風氣及學科，也是直接摒棄dichotomy，二分法、左右論的重要領域。例如十九世紀後半期產生的奧地利經濟學，二十世紀初期在新康德主義影響下產生的現代法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韋伯在社會學中討論的學術研究的非價值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在這些領域，這樣的學人中間，不僅關心的是具體的思想及理論問題，不關心左右判斷，而且可以說除了極為個別的極端的政治狂熱分子、意識形態分子，沒有一個人是運用左右來談該學科及學人的問題及分歧。
左右不是有思想的人，尤其是有近代學術思想氣質的人使用的語言方式。
2.左右論的樂土——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的誕生及蔓延
A.進入二十世紀最大的變化是在蘿蔓諦科運動中,基督教思想在世俗社會中的替代性的產物,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思想,居然如曾經的基督教思想一樣，在塵世的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制度,衍生出自己的文化社會。
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共產黨，第一次在俄國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勝利通過對於共產國際的操縱及支持，對各國、地區的共產黨的支持和操控，把革命及其意識形態學說，自然也把在一元論的思想潮流中產生的左右說推向歐洲及世界各地。與此同時，和共產黨具有相反理念的各類意識形態也被其刺激，產生了相應的強烈的反彈，在歐洲各地開始集合形成與之平行且相對的潮流——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潮流。
這種政治性的極端化傾向的對立的尖銳化，使得二分法，非黑即白的左右論在各種不同性質的領域中成為最簡便、最容易動員、煽動、欺騙，乃至凝聚民眾的政治口號及思想。
首先在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由於是歐洲傳統的基督教社會的那種宗教性一元化的思想徹底地統治了社會，因此信與不信這種非黑即白的判斷成爲了這個類宗教社會的主要判斷，而這就為左右，這類二分法的符號的使用帶來了最好的土壤。在這樣的社會中，一方面繼續使用了傳統的基督教社會的信與不信作為罪與無罪的判定標準，同時在那些口中稱信的人當中，非黑即白的判斷，非我族類的排除，自然而然地帶來了對於左右使用的可能。所以在這樣的由蘿蔓諦科運動帶來的意識形態化——世俗宗教性的思想及群體中，極權主義文化傾向的群體中，左右不僅使用在不同族群之間，而且更為便利及普遍地使用在一個集團之內。一些時候，右成了否定性、有罪的符號，繼續的發展，不斷地非黑即白化，又使得左和極左，形左實右，左派右派，左傾右傾，這類貧瘠的政治判斷被大腦已經短路的人津津樂道地以為有了新思想,而不斷地引入到這一領域。從蘇聯到中國，從古巴到北朝鮮，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從格瓦拉到波爾布特，到處氾濫。近年來甚至竟然因為捉襟見肘而使用了希特勒實際是極左這樣的思維貧乏到荒誕的語言方式。
B.極權主義社會的絕對一元化學說，決定了它的徹底的意識形態化，而這就使得極權主義社會直接成為非黑即白的語言果實的“溫床”、樂土。
細究左右論的樂土形成的前因後果，以及未來它的擴展蔓延，人們就會發現，從十九世紀開始的對於左右論語言方式的使用，始終和產生極權主義的思想及群體有著密切的聯繫，或者說萬變不離其宗。
在十九世紀，凡是使用左右論的都是和共產黨思想，或者各類意識形態思想及其分子與團體的血肉相連的關係。這類人及思想分別被冠之以左派和右派，左傾或右傾。在二十世紀則更是如此。來自蘇聯、法西斯意大利及納粹德國的實質性的政治及話語直接影響到歐洲其它地區社會的語言環境。為此，冷戰時期，凡是和極權主義社會有血緣關係的西方知識分子被稱為左派知識份子，或者西方左派。和法西斯、納粹有相同的遺傳基因的則被稱為西方右派。對於這個現象，法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阿隆曾經針對西方左派知識份子寫過一本《知識份子的鴉片》，集中批判了當時左派的三個欺騙性的說法：左派、革命和無產階級，首當其衝地就是對於左派的神話。可見左右說在當時的影響及意義。
這類左派在當時以法國的薩特為代表，對抗他們的最著名的除了阿隆外，還有加繆等作家。
在非極權主義的國家及地區，“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使用，直到八九年柏林墻倒塌，都有著明確的指謂。這部分人的特點是：
1.在思想上是Romantik運動產生的一元論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產物；思想上的二分法使得他們排斥其它一切思想。
2.在西方社會，西方左派以維護極權主義的共產黨國家為自己的任務，且政治上的二分法讓他們絕對化地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很多時候甚至是有意地蛀蝕及破壞西方的憲法及民主制度，乃至參與到製造社會動亂及恐怖活動中。
3.在經濟及組織上直接受到共產黨國家政府的公開或暗中的資助，直接和間接地領導及操縱。在五十年代初成立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國際組織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缩写WPC）即是在蘇聯的資助及操縱下成立並且運作的。
4.在涉及到和文藝復興及啟蒙相聯繫的自由平等，普世人權及民主的時候，這些西方左派同樣採取的是共產黨國家的說法。這使得他們在對於普適問題及民主制度的看法及立場上，和波普、阿隆、加繆等這些在社會正義問題上對西方的歷史及現狀持強烈批評態度的人，成了一個非常典型的對比。他們維護所謂的人的正義上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的說法，他們是真理的佔有者。——這樣的西方左派，充其量不過是一批意識形態式的教士，一個東方共產黨國家馬列教會的教士。
這樣的東方左派、西方左派的意謂，到一九八九年後失去了自己的源泉或者說方向，由於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共產黨國家的式微而像一條內陸河那樣，終於開始自然而然地消失。但是有共產黨等極權主義國家存在的一天，他們就一定還會以不同形式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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