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四，南方小年，婉清發文：
“人之耳目，以聰明為貴。而人未能開其明，通其聰者，囿於聞見，偏聽偏信也。古之君，不聞民氓之謠言而內自省則國不治，不納卿士之箴訓而善其諫則朝政危。今之網絡，天下之耳目若己之耳目也，天下之心慮若己之心憂也。而人不聞於四海，唯奮私智。何也？心蔽障而不知，不納多元，不通人情，故世亂。”
我與林婉清小姐文字相識是在二〇二一年五月，在網絡上由於我對Romantik運動看法，強調這個單詞絕對不能翻譯成“浪漫主義運動”——浪漫這一新創的中文術語和Romantik運動的核心——宗教性，風馬牛不相關，引起爭論而偶然相逢林婉清小姐的文字。其字裡行間的氣韻讓我驚奇，說她是年輕人，她文字老道，說她是受臺灣教育而來，卻透著一種清新俊逸、銳利肅殺，再看她一連數年、近百個推，都是三晉山河的廟宇古寺，江山勝跡。她如何可能居大陸如此久，有如此堅持？好奇之餘更看了她其它文字，並且知道她是個大陸學子。
她的文字清晰地分成兩個領域，寫中國文化問題用文言文，討論思想用白話文。這一清晰的文字軌跡在陳寅恪之後的兩三代人中可謂是鳳毛麟角。而她卻竟然是生於外省、長於外省的九〇後。這不僅讓我嘖嘖稱奇，而且感到“江山代有人才出”
談到如今鮮有人加持的文言文，它在五四前後的那一代人中，還很有一些先生，如陳寅恪先生那樣終生堅持文言文，拒絕使用白話文。到了我這一代人，由於生下來就浸泡在白話文中，認為文言文到白話文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所以不僅無人有眼界、有膽略及功力堅持，而且更是已經對此無法理解。我直到四十歲後才由疑惑而開始思索陳先生為何如此堅持問題，經過十年思索逐漸理解到這一堅持的文化及學術基礎。我是學西學的，所以，看了她的努力，我希望能用西學的思想框架，就此問題進一步為下代人描述出這個現象及其基礎：
這也就是說，這一堅持在認識文化問題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從而讓這一堅持及其後人在治學中，在中文文化作為“知識”存在上，有明確的認識及理直氣壯的堅持。
如此，就可以讓中文界的“西學”與“中學”可以更為清晰、純粹地發展——讓西學歸西學，中學歸中學，不再是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的風馬牛。為此，藉林小姐上面的這個文言推文，我概述了自己的看法。很高興，這幾個推引起了關注及爭論，乃至討伐。
2.
對於我來說，關於語言及思維，也涉及治學的根本性質，對於當代中文，越來越清楚的是有兩種性質的中文。一種是中文，誕生於中國文化基礎上，或者用西學說，中國人看世界的形而上學前提下的的文字；另外一種白話文，不是中文，而是誕生於西方文化土壤上的拉丁中文，西方人看世界的方式的符號。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有各自的符號及語言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先生堅持文言文之最深遠，根本的意義水落石出。想平行於此，如何寫白話文，認識白話文，以及白話文的意義也水落石出。
為此，如果你治的是中學，談的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就必須用“文”字之“文”言。不能“忘”“文”生意，對此，婉清已經自覺繼承陳寅恪而實行。
如果你治的是西學，則要在拉丁化的中文中，遵照西方文化及治學的規範。不能“望”“文”——望中國文字而生意。如此，譯文也不能朝向中化的所謂信達雅。
我這樣說意謂著——只要你用白話文，西式的語言及語言方式談問題，那意味著就是用西式的思想方法治學，為此就是談論的是中學問題，那其實也是西學的一種，要符合西學規範。所以各類白話文治學中國問題的所謂學術，首要的就是要且必須懂西學、入西學。如前代人余英時、林毓生先生的中國題目的學術，大陸及港臺時下占統治地位的所謂中學。對於這類學人及其研究著述，判定的標準是其對於西學範疇及規範的運用及理解。而對於他們來說，首要的是了解掌握西學的方法及研究及知識背景。因此他們必須知道，西學中有各種傾向及方法，希臘的還是羅馬的……必須清楚各自是怎麼一回事。
西學思想史已經證明，在各類西學中，最糟糕的是意識形態化的學術，以論帶史，以及奧威爾所明確揭示的大洋國的新話新思維導致的學術！它們是中世紀前的經院學術在近代的變體。相應於對西學的認識，近代學術及其研究方法，以及我們所說的科學方法，則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產物，它們是植根於古希臘思想的現代果實。
凡是用白話文治的學術及著述都是西學，即使是有關中文問題的，如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白話文治的學不是中學，而是西學學術工作的題目，或者對象變成了中國問題。相反，用文言治的學問都應該是中學。如果治的不倫不類，那就是壞的、糟糕的中學。在這一認識框架看來，古漢語無法，也沒有能力表達西學思想及其感知。
如是，寫好“文言文”與寫好“白話文”都不容易，都有其自身的規範要求及訓練。這個要求就是那種產生這種文及體的前提，或者說產生它的基礎所要求的。而明白及符合這種要求後，都還必須自覺地在這一領域有目的地下功夫。
3.
由於白話文涉及到新文化運動，有網友問我：从语言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對我來說，新文化運動推崇的“白話文”，從語言上看，是西方強勢文化假手那代中國知識人進入中國的一場運動。這場運動由於兩種文化的不同質，不同的前提或基礎，因而是一場毀滅傳統文化的文化革命。正是它導致了六十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白話文運動帶來的是語言、思維，規範和範疇的革命性的改變，由此而來導致的就是一場徹底的精神及思想的文化革命。歷史事實也的確如此。徹底拉丁、白話化的語言，直接導致的是西化的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後代人，已經不再是傳統漢人。今天一個最為典型的，人們見怪不怪的例子就是——中國人讀傳統書籍竟然已經與西人一樣需要翻譯；中國人已經在如西方人一樣地理解自己的古籍。
在這樣一種白話文字中，五四後興起的白話文的語義及語言方式，決定了其對於古文的理解及解釋都讓以前的精神及文化變了質。 所以我們說，中國文字及語言從此不再具有“文”化意義，而與字母一樣成為一種外在的符號。這樣說，絕不過分！
其次，白話文帶來了二元思維，二元思維則為各種排他對立帶來了可能，為近代，物質化世俗化的世界後的人們的思想及社會的意識形態化鋪平了道路。故可以說，白話及語言方式不僅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帶給中國的片面西化的結果，而且也可以說它直接地為“作為意識形態”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強勢傳播創造了生存及蔓延氾濫的條件。為徹底意識形態化的極權主義社會創造了土壤。
所以就此意義上可以說——沒有白話文就沒有共產黨；
亦可以說——推行白話文是共產黨及其文化發生發展的必要條件；
更可以說——把白話文徹底到新話新思維，是共產黨及其社會存在的充分條件。
4.
對於我的看法，徐水良再次進行了強烈的抨擊。他發文說：
语言文字是交流工具。把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白话文，说成不是中文，只把历史上知识分子使用，民众一般不用的文言文说成中文，需要怎样奇葩的脑袋才能想出和认同此种奇葩思维。
任何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会有差别。只是中文是表意文字，经过千百年积累，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差别特别大而已。
在上一個回合中，我已經回答過這個問題：
此“白話”不是彼“白話”——白話文運動的“白話”和傳統中國文化中，古文、古典文學中的“白話”，不是一回事！
為此，我對他的問題回答再次強調：這問題前人講過，此前我已經有文字說過——兩種白話文的區別，“不是我想出來的！”，而是我從前人的論述中學到的。
對於我之所以認可這種看法，則是因為：
直接啟發我的是西學對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探究，尤其是物理史上古典力學到量子力學及相對論的革命性變化——形而上學前提改變帶來的不同規範的概念及範疇的革命。這讓我看到文化問題更是如此。
至於白話文，說的更為具體一些是，二元論思想中的白話文運動的“白話”，與非二元論的文化思想中天人合一，語言和人合一，詩畫合一的文言文——“‘文’化”“語‘言’”“‘文’字”中的白話、口語化的“白話文”，不是一回事！
徐先生是位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大洋國的“革命家”，他對此回答說：
你根本不懂意识科学，文化科学，在这些方面老是不懂装懂说胡话。只是这一次的说法，实在太过离谱，所以我不得不说一下？
有什么你幻想出来的什么方法论，能把中国民众说的白话，包括五四以来的白话文，现在中国人普遍使用的白话文，变成不是中文？
没有你这样离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這麼激烈的語言方式早已經讓我感到陌生。對於這類來自不同世界的批評，我不止一次地引述過愛因斯坦的話：
“仇恨之箭也射向了我，但從未傷害我，因爲它們從某種程度上屬另一個世界，而我與之沒有多少關聯。我孤寂地生活著，年輕時痛苦萬分，而在成熟之年裏却甘之如飴。”
對於我來說，和我有關聯的是，我希望“我的思想歷程”能夠讓那些有感知及反省能力的下一代人，在求知的路上少走彎路。
感覺、知覺和味覺、嗅覺，感情一樣，是屬於個人的。你不能夠讓一個無感的人有感，也不可能讓一個有感的人無感、無痛苦！
至於我所強調的，他所蔑視的“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由於對於有研究能力的人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而我正是由於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所以能夠在此生中不斷地更新自己，一直到老年。
認識論方法論問題是西式的治學最根本的問題，可以說古希臘的思想史、哲學史，就是認識論方法論史，一部西方的科學史更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斷辨析、不斷發展的歷史。對此，近代兩個典型的思想史案例就是啟蒙運動史和近代科學史。以近代科學史中的近代物理學史、物理思想史為例，它完全是一個看問題的角度及方式的變化，數學方法的更新變換的歷史。能夠記述到物理史的事件和物理學家都與此有關。對此，我以後會有更專門的描述。而現在我則要強調的是會對下一代人有益的，由此而展開的我的“治學心路”。
首先對於我的西學求學——認識論方法論的探究及認識，以及自身經歷，一路走來讓我深深地體會到規範轉變的艱辛及學而後知不足。
因為一種規範的轉變，從封閉的大洋國的思想規範中解脫出來，不僅意味著方法，而且包括舊的知識不僅是框架問題，而且根本就不是知識，或者被扭曲的知識，都要拋棄重來。拋棄甚至包括擦黑板的勞動；而新的知識，或者說曾經有的傳統的知識在哪兒，如何用現在正在逐漸把握的新的方法去求，都不是理所當然的，都是問題。
對此，我具體經歷到的：到德國開始學德語一年多後，當我能閱讀、開始接觸到“意識形態”，ideology問題時，一入門突然發現自己對此如此陌生，不知的如此多幾可說是無知。而當我入門後，則更感到這輩子完了——我竟然在四十歲時才明白，一個研究西學的人，不僅應該西語如母語，並且最好是還應學會法語及拉丁語，因為不如此，你的西學不可能到達一定高度、深度。
我之所以能悟到這點，說明我還有基本的自知之明，還知道何為丟人。因此我把此生目標定為：
能談清幾個基本問題，能把治學方法弄清，知道能談什麼不能談什麼，文獻在何處，就應知足。舍此多想，一定是自欺欺人。
就這樣，四十歲以後，在海外，我選擇了西文——德文和英文，能夠快速準確及大量地閱讀，明白了——能提高的是中文。所以我在海外卻把重點放到中文寫作。反省一生在我所處的社會及時代中的條件下的求學，我這才明白，若能再活一次，我應該選擇物理或中文，那樣我能做更多實實在在的事。
然而我有我的幸運。我不是能夠中道而返的人，我的持續努力，認識到自己後的努力，居然天道酬勤——近年我完成的工作遠遠超出我的預期，談清的問題完全超出了我的預計。所以，只要努力，會有所得，尤其是對於相信自己還有點才能的人！
20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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