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本身是寬容的——怎樣實現學術民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仲維光
（原載人民日報1986年11月24日）
按：我那一代人，操著新話新思維的一代，當然也可以稱真理部培育的紅衛兵一代，直接影響造成了生於六十年代的八九一代，以及生於七十、八十年代的“後八九一代”精神及知識狀態。
而這個從來沒有改變的真理部塑造的精神氣圍，反過來又使時至今日我那一代人竟然仍舊沾沾自喜地回憶在八十年代的操著舊語言的所謂新思想。
鑒於我那一代人對這五十年的影響，現在重貼這篇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號上對我的採訪，它說明——在八十年代，也還有另外一種不僅被當局，而且被那些自以為是，卻對固有的黨文化沒有任何改變要求的所謂知識精英們，直接排斥的追求。
這篇文字是我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上發表了那篇質疑自然辯證法的存在的文章“是自然辯證法，還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一文後，人民日報記者祝華新到許良英先生家採訪我們的讀書班後，決定採用對我的個人的採訪，整理發表的文字。文章發表後，李澤厚的研究生王至元——我清華附中時高我一年級校友，清華大學大右派徐璋本的兒子，原名徐經熊，特別到人民日報投訴我，說我煽動學運。在那前後，我已經受到國內自然辯證法以查汝強、何祚庥為代表的各類人的批判及封鎖。由於發不出聲音，以及國內資料及眼界限制，我於八八年來到德國。未料此別，竟成了我下半生的開始。究其原因，全在於知識和思想，我和大陸知識界格格不入，他們無法容忍我。所以這篇文字在那些人仰望的黨報上發表，實屬偶然，且只為我招來更多的憎恨！
——2024.2.27
研究生階段，我就與導師許良英先生爭論一個問題：究竟是科學發展需要民主，還是科學發展本身帶來了民主！我認為，從伽利略、牛頓以來的近代科學帶來了一種寬容的精神，帶來了一種民主自由的意識，從而為近代民主政治奠立了科學基礎。
從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到牛頓物理學，是科學方法的一次歷史性的轉變。科學研究的終點從事物“為什麼”會發生，轉向事物是“如何”產生的。“知識論”取代了“真理論”。人們不再認為自己能夠窮盡真理，而承認自己只能客觀地描述事物運動的狀態。例如，物理學家不再沉溺於對力的本質的探索，而把注意力投向了對運動側變化的描述，而現代科學則進一步認為人們根本不可能客觀地、中性地描述，“任何觀察到的現象都滲透著理論”，從決定論模式轉向了非決定論模式。
近代科學的發展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人們逐步從獨斷論的框架中走出來，從教條的傳統中走出來，釀成一種以寬容為主要特征的新的思考方法。科學發展打掉了人的妄自尊大，使人類變得謙虛起來。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麥克斯·波恩說過：“我確信，像絕對的必然性、絕對精確、最終真理等觀念，都是應當從科學中排除出去的幽靈。”“在我看來，這種思維規則的放鬆，是現代科學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福音。因為我覺得，相信只有一種真理而且自己掌握著這個真理，這是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最深刻的根源。”托馬斯·庫恩則認為：“只能說某門理論包括多少預見性。”這樣，科學研究、科學理論的多樣性就顯露出來了。
我國科學界共同的科學信念、範式尚未形成。在學術研究中，往往我們提出問題的角度就註定不可能出現突破性進展。五四以來中國科學界放眼世界，著力引進近代科學精神，可惜在解放後這種努力中斷了。反思我國從釀成“文革”到“文革”浩劫的歷史，就有抵制、對抗科學精神和近代文明貫穿其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革”有點像十九世紀的“維也納同盟”。三十多年的教育留給我們很多獨斷論的東西，“如入鮑魚之肆，久聞不知其臭”。如哲學與科學的關係，我們總是把哲學凌駕於科學至上，對科學發號施令，裁判科學，總是想從外界加個框架給客觀世界。
關於哲學家不懂科學卻對科學指手畫腳的現象，有兩個明顯的例子，一個是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另外一個則是曾經出現於當代蘇聯、東歐和我國的情況。例如對遺傳學的干擾，對相對論、大爆炸宇宙學的批判等。
目前，我們在討論如何實現學術民主時，必須站到推崇寬容之道、民主意識的近代科學精神這個基礎上來，砸碎專制、獨斷的封建枷鎖，尤其需要對知識界進行“近代科學精神”的“啟蒙”。
（本報記者祝華新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