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和我太太還學文於1989年底訪臺時，見到蔡詩萍，他約我寫的稿。回到德國我寫了兩篇，其中第一篇是談對八九六四的看法：“我們究竟走到了什麼地方：對八九民運的反思”，發表在《中國論壇》，第三百五十一期，一九九零年五月十日。
關於這篇文字，由於我還持有共產黨教育的印記——認為少數人的犧牲，喚醒大批中國人的覺醒，推進加速了歷史進程是值得的。就在那篇文字發表的同時，我更多地讀了波普對共產黨及其對學運的態度的看法，徹底地反省了自己，從此這篇文字及觀點我從來沒有再讓它出現。如今此文作為了解我的思想歷程的痛苦教訓的文字，我自己也已無底稿，大約只有在1990年的三百五十一期《中國論壇》上還能找到。但是我真的是不願再看它一眼了。
對於那篇關於哈威爾的文字，其資料基本上出自德文報刊及兩本哈威爾的文集，它們是由還學文幫助我摘錄翻譯的。至於那篇文章的文字，由於倉促及對哈威爾的研究還有限，可以說我寫得粗糙，所以蔡詩萍先生能夠採用，我一直是很感謝的。他大約也不知道那篇東西在中國大陸內外異議人士中的影響。廖亦武在德國和我通電話的第一句就是感謝我當初介紹了哈威爾，讓他受益很大。
而最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論壇》為我那篇文章的配的攝影照片竟然是我的摯友“黃大地”參加六四時特寫照片。人間竟然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關於黃大地，我後來在“照片故事——黃大地”（2020年）中有具體的介紹。
所以從思想史上看，實際上是這篇文章及臺灣《中國論壇》，讓中國人知道了哈威爾等東歐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尤其是他們不同於所謂中國民運分子的傾向的存在。
此後，我繼續介紹了匈牙利的康拉德及波蘭等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特點。其中米希內克是當時在波恩學漢學的德國學生穆思文，他感到我和米希內克們的觀點相同，而特意送給我兩本米希內克書的結果。那幾年我陸續收集的資料及我的看法，最後在我徹底轉入極權主義研究時，寫了篇五六萬字的文章，“封閉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學術與政治 ─大陸知識份子走向辨析【從東歐的變化看大陸知識份子（五）】”一簸箕都在貝嶺主編的《傾向》上扔了出去。
又過了五六年，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問題研究讓我的深度超越了東歐持不同政見者們的眼界。這以二〇〇一年寫的那篇“昆德拉的《陌生》及對中國作家的啟示”為標誌。
對東歐及西方左派的認識，到二〇〇八年奧運前後及德國之聲事件後，我的思想更上了一層樓，它們以二〇一〇年“是米奇尼克在北京誤上賊船？還是……”，及在諾貝爾獎公佈前十月四號發表的直接對哈威爾質疑的“政治及灰暗人性的多重誘惑—談劉曉波們的‘名利’運作”為標誌。而對於康拉德的反政治思想，我則在二〇〇九年的“达赖喇嘛的超越与“大西藏问题”探源”一文中特別做了專門介紹。
這是一段我親身經歷的中文界的思想史，涉及到很多人及事，早應該描述出來，以供後人辨析。現在草草記述，以免遺忘。
在我看來，有意義的歷史一定和具體的思想史問題及知識分子使用的方法緊密相連。只有這樣的歷史，它的痕跡才不會輕易磨滅。所以每當我感到思考的問題有新意、有所推進，尤其是能夠讓人看到——使用的方法和大洋國的知識人有明顯的不同時，就感到活著還是非常有意義，生命的探究及創造力還在，還是旺盛的。
2023.3.31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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