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百年的時候，我曾稍微仔細地思索了一下余先生的治學及思想，從認識論方法論入手，發現他繼承的五四傳統，即胡適們帶給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傳統，它引入中國的實際是一個西方romantic運動帶來的舊文化運動。對此我考證了，romantic運動絕對不能夠翻譯成“浪漫主義運動”，而必須針對他的反對啟蒙運動傾向，翻譯成“羅馬化運動”，或者解釋性更強的“基督教文化情節運動”乃至“基督教世俗化運動”。而就是這個對於啟蒙的反動運動的所謂西方思想導致余先生早年是一個左派青年，以及近年來幾近荒腔走板的政治表現。它更是余先生終生和錢穆先生的治學及思想風馬牛不相及的根本原因。
第二，余先生治學方法可以讓我們看到，他與胡適一樣，甚至更為典型——終生沒有進入西學。只是使用一些標籤，用些自己也不很理解的西方觀念來以論治史。這點在他對於韋伯及庫恩思想的使用上，以及在他的著述上，都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
細究他的歷史學方法及內容，可以肯定地說，他終生不知道什麼是啟蒙後發生發展的近代西方歷史學，他治的中國思想史雖然不過是貼標籤，是一種很過時的以論帶史，但如果積極地說，則可以說是傳統的文獻學。他在文獻學上由於受到的是民國教育有基本的根底，然而僅此而已，無法和錢穆等前輩相比。因此，綜述余先生一生的工作——有學問但是沒有學術！
在悼念余英時先生的時候，最後作為一個大陸在封閉和黑暗中，走過五十年的學人，就我個人有幸到了海外的求知求學經驗，我要說的是：
我們走了幾十年，從共產黨的封閉，走到海外，慢慢地發現，余英時、林毓生先生這些人並沒有走出去，竟然繼續了五四，並且以此繼續封閉著中文世界。
為此，余英時除了在政治上堅決地拒絕共產黨——非常難得！值得尊敬！但在其它事物、在知識領域，細想你就會發現，繼承了胡適精神的他，除了前述治學問題外，竟然全然沒有士大夫精神，敗壞了很多風氣。在當代社會及思想領域，他能對抗在他身外的共產黨，但是在他生活的環境中，他卻是個海外版、縮水的馮友蘭，完全不能和歷代先賢相比。這也是我們這代人倒霉的地方。
綜上所述，余先生先生在學問上可說根本就沒進入過歷史學，附庸西方風雅，玩弄些西學時髦思想術語，但在文獻上卻飽享民國及傳統教育的蔭庇，在積極評價他對於共產黨暴政的對抗時，作為錢穆學生，他也實在是有愧於身後的大樹。
我知道這個結論很多人不會理解，但是我可以說的是，對此的理解涉及根本的對於近代西方思想史，對於近代，啟蒙思想後復活的希臘思想的西方學術的理解——非常根本。我們必須就此展開討論！
我這兩年寫過數篇涉及余英時和五四的文字，有興趣繼續討論的可參閱。現在鏈接兩篇：
余英时先生及五四文化传承中的“散装标签”问题 ——对话余英时先生（上）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1028202041748.htm
五四文化传承中的“余英时先生悖谬”问题 ——对话余英时先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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