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研究弗格林？ ——節自《極權主義世紀的孤行者弗格林》第一章

我為什麼最後如此專注、使用如此篇幅地研究介紹弗格林問題？

不僅因為弗格林是研究極權主義問題必須提到的最重要的學者，而且還因為中文世界對於弗格林的出版及介紹——居然出現了2.0版的《一九八四》現象！

由真理部培育的子弟組成的新的翻譯司，已作為為奧威爾寫的《一九八四》的結果而出現。這新版的真理部翻譯司——新一代所進行的對於西方思想及典籍的翻譯及介紹，不再是如上一代那樣是有意、有目的地，而居然是“下意識地”就讓弗格林徹底地失去了他本來的意義、本來的性格、本來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地位——他最根本的、毫不妥協並且超出常人地、徹底地反共。而這一切始自現實中的一九八四——那個時期，八十年代的青年一代。

這種現象現在居然擴展、影響到美國，由中國大陸輸出到美國一大批黃川粉，成為美國重演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德國及意大利戲劇的基礎，它竟然從另外一個角度讓弗格林所經歷並且思索過的問題再現，同時也讓我感到研究弗格林的重要性。

——引自作者《極權主義世紀的孤行者弗格林》一書寫作後記

 

1.從極權主義問題到弗格林的政治宗教思想

2.政治宗教思想對於究竟弗格林意味著什麼

3.中文界匪夷所思的對弗格林的介紹和評價

4.本文結構及方法

 

白內障手術期間再聽馬勒之一

這一周因為白內障手術，不能夠多看書，又開始較長時間地聆聽馬勒。因為聽馬勒很費時間，幾乎每個交響樂都在一個小時以上。我在上次，兩年前左眼白內障手術期間基本上聽完馬勒的九個交響樂；只有第八聽了，還沒聽到喜歡的地步。那次聽透了第九，從此第九成為我最喜歡的交響樂。我甚至戲稱，我真的西去的話，希望親友聽第九第一樂章，大家更好地體會、愛和繼續生活。這一周我繼續從第九開始聽。

我聽第九的經歷非常有意思。

弔王凌兄和他的父母

  ——高王凌辭世兩週年祭

不覺又到八月二十四號，老友高王凌西行兩週年忌日。

我至今無法相信王凌兄離開了人世，因為很多事就好像在昨天發生，好像我們剛剛通過信，通過話，交流過對周圍事情的看法……。

我至今覺得，王凌兄辭世就好像是一個虛構的、飄在空中的故事，只要我活著，我不會相信，這故事是真實的；我總覺得他似乎還在某個地方注視著我，在等我繼續的思想探究，在等我下一篇文章——等待我的成功。因為從我走向這條路，和他成為無話不說的朋友，他就對我有很高的期待，即使在我陷入最嚴重的疾病中數年無法恢復，他甚至比我還有信心地鼓勵我：不用著急，只要活著，未來就會證明你的價值，你在我們這代人中的地位。

我和他交往五十五年，可說是一直活在他的關注和友情中，五十五年的心交、神交、情交，如何能夠隨風而去；有這樣的情誼，我繼續活著，又如何能不總是感到我是在完成他的囑託和期待。

我和高王凌相識在一九六三年，他考入清華附中初中，那年我是初三。他喜歡打籃球，而我是每一項體育運動都喜歡，所以很快我們就在運動場上相識。次年我升入清華附中高中。清華附中的體育空氣讓我們繼續不斷地有交往、交流。讓我們都沒想到的是，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讓我和他跨過了班級，跨出了年齡，甚至跨越了出身、社會存在地位，成為無話不談，無事不互相呵護的朋友。這一路一直走到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號，那天，他在這個世界發給了我最後一封信。那信里還充滿對未來的期待及創造。

我和王凌在清華附中乃至社會上共同的朋友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會想象到我和他交往的深度。我們的交往由思想、氣質深入到具體的生活。我們的交往甚至深及雙方的父母家庭，而我們倆人家庭的反差，讓人無法想象我們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