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楊松斯的馬勒第九

有能力處理好馬勒第九的指揮，一定無論就音樂的專業把握還是人性的厚度都是出類拔萃者。2019年辭世的指揮Jansons指揮的馬勒第九說明，他就是如此一位指揮家。他竟然能把一個德國樂團，指揮到如此糾結，如此質直渾厚！

 

我之如此說是因為：馬勒的音樂感受，是只有在脫離了宗教的救贖，一神所創造的世界解釋所具有的解脫後，才會有的對於生命、親情、世界的糾葛、纏綿的感受。無可奈何，愛戀痛惜、愁離苦別……剪不斷、理還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它不是依靠信了教或嚮往神，就能夠剪斷、超越一切；不是被修剪了千年的西方人對於生活的感知，所能一下子感到的，它是從那裡流落出來的人的追求與感知！所以馬勒是天才！

馬勒音樂及對於生活、生命的感知的最獨特的特點就是它的非西方宗教性，他也許不徹底，但是他掙扎了、努力了，他甚至極為直接地企圖憑藉翻譯後的唐詩，尋找更多的內容。

在這個意義上，任何認為馬勒是Romantik的繼續的看法是對馬勒的最大誤解。因為Romantik，羅馬主義運動是宗教文化對於近代啟蒙運動的反動，其核心是宗教性，但是馬勒及其音樂卻是對於各種西方宗教對於生活及感情的敲詐勒索的反動——他是個三無之人，在西方無家可歸之人。對於這種感受，西方人無法理解，所以至今，西方人雖然已經在炒作中不得不演奏他的音樂，但對於馬勒的音樂及其努力，依然感到陌生。

在這個意義上，在當代這個社會生活中，我聽馬勒，對於生命及生活的理解，深有同感，無法自拔！

 

2024.1.17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與大洋國文化及知識框架

如果奧威爾的作品所得到的歷史性的讚譽及肯定，是因為他的描述準確地適用於對極權主義國家的認識。那麼，新話和新思維的性質及結果就一定是中國大陸知識界不能迴避的問題。

如果按照筆者對於奧威爾提出的這個來自西方文化及語言的概念的廣義化理解，五四後的新文化及其白話文運動，實際是極為片面西化的“新話及新思維”的運動。那麼對於時下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在歐美和中文界的反應不同就找到了答案——中文知識界在精神及知識層面，都出現了問題。                                    

——引自筆者推特

一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二〇一九年在歐洲第一次作為單行本發行，立即在歐洲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及討論，但是在中文界引起的反應，無論涉及的問題還是關注度都和歐洲大相徑庭。對於這個不同的思索，讓我感到了問題的根本性。

我之所以如此認真重視對於《評註民族主義》思想的理解與傳播，如此重視這個不同的意義，是因為它涉及到現代文化及思想，哲學的研究精神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及能力問題。它不僅是我，由於生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有自身的經歷，而且也是奧威爾，自從三十年代中期後，把極權主義問題作為自己中心思索的問題而所強調的。

奧威爾在一九四五年，緊接著《動物莊園》出版後出版了《評註民族主義》，而又緊接著這篇著述，他又繼續把這一思想及語言方式帶來的問題，推進到更為廣泛的一個國家——大洋國，即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治文化社會問題。他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簡單、明確，且非常具體地描述了極權主義國家中，如何利用文化及知識框架，利用語言及對於語言的控制，具體地對於人們思想的控制及對於歷史的扭曲。

《評註民族主義》和《一九八四》的聯繫顯示的是：一個運用民族主義式的思想方式，即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化建立了的極權主義國家，反過來，它們又運用這種方式更上一層樓地有目的地精緻化地構制了意識形態式的“新話”和意識形態化的“新思維”，並用極權主義的權力強力推行了這個新話及新思維，把曾經是多元化的一般社會，重新構造成為一個徹底地一元化、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文化，徹底地改造了人的思維。這個用民族主義式的思想方法對社會及人的改造的結果是——在這個社會生活的下一代人再也不會像前人那樣看待哲學等各類思想及其概念，而只會用大洋國給予的思維來看一切事物，用真理部的語言來談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