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甚至兩年前，誰也不曾想到，一個WTO，世界貿易組織，加入與否竟然牽動了兩岸關係，竟然使那些兩年前肆無忌憚、剛愎自用的政治人物無可奈何，竟然使權傾世界卻一時陷於窘迫的丑角式的共產黨領導人重新恢復自如。然而，無可奈何也罷，重新雀躍也罷，一張無形的網已經重新罩在了他們身上。人無法嘲笑上帝給他的命運，上帝卻一再地嘲笑不善的人，無論你想要向他表明你是相信上帝的人，還是無神論者。
本文試圖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爲契機，描述分析入世對兩岸經貿關係、三通、及更廣義的兩岸關係的影響。第一部分對以往十年兩岸關係的演變發展在經驗現實的基礎上進行描述分析。第二部分將根據現實作一理論描述和推測。
《一》 過去十年兩岸關係的回顧
1.
究竟主導大陸兩岸關係政策的是什麽
臺灣陸委會一位負責人說，主導大陸兩岸關係政策的實際上是大陸內部的問題，當大陸的經濟發展順利的時候，兩岸關係就緩和順利；反之當大陸經濟處於困難、調整的時候，則兩岸關係往往就緊張。前者他舉出九二年、九八年的辜汪會談爲例，後者他以九七年和九九年爲例。他說對了部分的現象。但是，他忘記了中印邊界戰爭是在中國大陸經濟形勢最不好的時候進行的。而五十年代初期的所謂抗美援朝也不是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進行的。事實上，外交關係和國內經濟關係的關係，還系於共產黨另外一個更爲根本性的考慮，而且共產黨也從不回避它，並且公開宣稱他的考慮。那就是毛澤東著名的語錄：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作爲政黨的共產黨考慮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作爲共產黨黨內個人考慮的根本問題也是權力問題。基於這個原則，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和分析出，八十年代後決定大陸政府在兩岸關係政策中的態度的究竟是什麽。
無論在八十年代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實際上，兩岸關係問題對於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來說，都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爲這個問題並沒有關係到他們的統治權力問題。這個問題，在八十年代，是一個錦上是否添花的問題。到了八九年，由於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決定開槍的大陸共產黨政府在世界上受到空前的孤立，其領導人在黨內也面臨左右兩部分人的懷疑。左的人認爲，就是他們的改革導致了八九年的動亂；右的人則對他們對手無寸鐵的民衆開槍抱有懷疑。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必須要搞好經濟，還要消除掉在整個世介面臨的孤立。而要搞好經濟，吸取世界各地的資金和技術又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這個時候的主導中共政權的領導人，不僅沒有力量在兩岸問題上再作更多的文章，甚至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製造緊張氣氛，向臺灣政府施加壓力。而且在西方國家及其商人不敢到中國來的時候，尤其希望能吸引到臺灣的商人和技術。在這種情況下，八九民運的一個副産品就是給臺灣帶來在兩岸關係方面更大的活動空間和靈活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也反應在大陸的民間，普通民衆對臺灣的好感，自從四九年後達到第一次高潮。
可以說，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治形勢決定，臺灣在兩岸關係上可以非常主動。臺灣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交流上都占非常主動的地位，都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的影響。但是，九十年代的歷史告訴我們，臺灣政府沒有有效地利用這個形勢。
2.
九十年代在兩岸關係中主導臺灣的是什麽
無疑決定共產黨原則的是它的極權主義思想和政治抱負。那麽究竟是什麽導致臺灣在九十年代沒有能充分利用八九年後的大陸形勢呢？一方面臺灣由於已經實行民主制度，有民主人權的積極一面。但是可惜在九十年代逐漸發揮主導作用的不是民主和廣闊的人權關懷的胸懷，而是地域主義。
地域主義和極權主義實際上在認識論上是出於同一個思想基礎，都是一種整體、排他的，教條的思想方法。在倫理社會問題上都是爲了一個小群體，乃至個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別人。地域主義和民族主義一樣是一種狹隘、封閉的意識形態。
地域主義考慮的不是普遍適用人權原則，民主制度。他可以用人權、民主問題打擊政敵，但是自己卻不遵循這些原則。這一點和極權主義者很有類似之處，例如當年的毛澤東在四五年到四九年國內戰爭時，在文化革命時都是用民主和大民主的武器。
地域主義在經濟問題上遵循的不是一般的自由經濟規律，而是狹隘的意識形態、個人的好惡。
3.
九十年代兩岸關係的演變
A． 九十年代初期，共產黨無力在兩岸關係上多作文章，並且甚至希望在經濟上借助臺灣的幫助，在政治上通過兩岸關係使世界各國重新對中國關係正常化。然而，在這一時期，臺灣執政者的主要著眼點也是國內權力問題。在這一階段，省籍問題實際上是臺灣的內部問題，並沒有影響到兩岸關係。省籍問題是臺灣內部一部分對另一部分人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臺灣領導人首要考慮的是自己的權力問題，因此也如中共一樣無力，或者不願意在這個時候使兩岸關係問題矛盾激化。他們希望在這個時候兩岸關係平順。由於兩岸的這種陰差陽錯關係，才有九二年的辜汪第一次會談，才有兩岸密使存在，才有兩岸關係當時看來似乎平穩的局面。
B．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兩岸的內部形勢都有了一些變化。在大陸，鄧小平雖然已經在外交和經濟上度過八九年後最困難的一段時期，但是，仍然沒有能力，也沒有需要在兩岸問題上大做文章。然而，臺灣內部，由於執政者在權力穩定的逐漸發展中的需要，打壓內部反對派已經不僅需要內部的省籍牌，而且需要外交上的中國牌來獲取選票。當然這一切的基礎是執政者個人的文化和心理背景，他們對“中國”的痛恨，和對“日本”的愛。這就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兩岸關係激化的背景，九六年李登輝對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訪問，對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乃至九九年的兩國論的提出。而經濟上的東進政策、戒急用忍，都不是基於自由經濟規律，而是基於個人的文化和心理好惡。
這一切使得中共措手不及。一方面由於在民族問題上，中國問題上，如果中共不反應就危及了它統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八九年後的恢復發展使得中共仍然沒有十足的能力應付兩岸問題；第三是鄧小平病重，沒有拍板人物；其四就是八九年後國際上的反應使得中共也不敢再次表現自己的強暴一面。
這種情勢造成了九十年代後期中共兩岸政策的搖擺。這種情勢也造成了中共對內的矛盾心理，非常謹慎地控制國內民衆的愛國主義（我在這裏不願意完全使用具有負面意義的民族主義）。既不願意失去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合法性，又不願意由於這個問題引起動蕩，引發類似八九年的事情。
九十年代中期後，主導兩岸關係的是臺灣，它使得中共在國際上和對國內的宣傳上非常狼狽，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還手之力。這在九九年的兩國論後尤爲明顯。中共能做的就是軍事演習，和利用中美關係。但是軍事演習的威脅，只有在你有能力發動進攻的時候。所以餘下來的只有利用中美關係，如果美國不幫助中國，或者說，不在這裏作出犧牲，中共就在別處製造麻煩。這一點在中共還是能夠說到做到的。到陳水扁當選總統前，中共實際上已經被逼到進退兩難的地步。但是，臺灣方面失去的是，在大陸民間，臺灣幾十年來經濟和政治成就所造成的好感，也就是避免兩岸衝突的基礎，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某些人的地域主義，由於民衆中的愛國主義，而不能完全說成民族主義，産生了很大的反轉。這裏之所以把這兩個概念分開，是因爲，極權主義可以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愛國主義卻會對極權主義統治造成威脅。
4.
WTO潛移默化的影響
本來中共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考慮的是經濟問題，他們希望以此能夠得到貿易的優惠，能夠在吸引外國資金的上重振九十年代中期後開始示弱的吸引力。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加入WTO歪打正著，從WTO考慮接受中共進入那一天開始，兩岸關係發生了反轉。由於中國是一個在經濟上誰也不能忽視的巨大的市場，WTO果然重塑了西方資本對大陸的信心，西方資本的湧入，則導致臺灣商人的恐慌。先進關中者爲王，在經濟上也是如此。二零零零年陳水扁當選前後開始的，是臺灣不僅資本、人員都大量流向大陸，而且在兩岸關係的心理上也開始有了一個逆轉。九十年代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占主導地位的臺灣潛移默化地在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年，在經濟的大船上失去了自我。無可挽回地被卷走了基礎。這一次是自由經濟的規律發揮了作用，西進還是東進，戒急用忍是否能堅持，都必須服從自由經濟規律。陳水扁有命當選總統，卻無命左右形勢。WTO對於兩岸關係的這種影響恐怕就連江澤民等人也沒有料到。在二零零零年，在兩岸關係中一直狼狽倉皇應戰的大陸，已經化被動爲主動，心定神安。這真是歷史的嘲弄。
《二》 加入世貿組織後的展望
世貿組織實際上是當前世界上自由經濟的一種保障。而自由經濟在人的價值上的競爭保障，則是自由和人權問題。究竟在大陸和臺灣都加入世貿組織後，兩岸經貿關係、三通，或者說兩岸關係會有那些變化，對此的展望和推測，本文將在以下幾個因素和基礎上作一分析。
1.
政治制度
A． 大陸是一元的極權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對於自由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束縛。本來計劃經濟是這種制度的自恰體系。但是由於要發展經濟卻不得不“松綁”。二者的矛盾使得加入世貿在政治上會給極權主義的政府加上一道捆綁的繩索，它不能有恃無恐地隨意對處理一切。當然共產黨領導人相信最終它能象處理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那樣，在需要控制的時候控制住。否則他不會要加入這個組織。然而問題還在於在經濟上的松綁究竟能松到什麽地步。它總有一個彈性限度。與此同時，共產黨政府還會利用權力試圖操縱自由經濟中的競爭力。例如時下爲此而作準備的把很多小企業合併成大企業。總之自由經濟和極權制度是一個矛盾體，但是最終的適應和變化則不可能演變，還是要突變。
B． 如今的臺灣是民主制度，這給加入世貿後的競爭帶來很多便利因素。企業家應該說有了可能自己來調節自己，決定自己資金的流向。自由經濟和臺灣的制度應該說是適應的，但是，在這個民主制度基礎上，影響民主的卻還有意識形態等思想、文化和心理問題。
2.
意識形態、文化心理問題
毫無疑問，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無法適應自由經濟，無法完全適應加入世貿後相應的面對自由經濟、法律和規則的精神，大陸的經濟界只能實用主義的對待這一切。需要遵守的時候遵守，需要建立的時候建立規章制度，但是這一切由於沒有思想基礎，或者說沒有相應的文化，在社會現象、人的倫理道德和環境資源上産生的將是分裂。因此一方面他會享受著自由經濟的好處，另一方面是破壞。在世貿組織中的大陸將是一個畸形的社會。
對於臺灣來說，由於前邊所說的地域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心理，也使得加入世貿，給自由經濟加上了一道繩索。如前所述，戒急用忍，南進東進的政策不是基於自由經濟的發展，甚至不是基於區域和整體的政治戰略考慮，而是建立於地域主義的，個人的文化偏好和認同上，建立在領導人個人對中國的不認同，對日本的認同從而導致的對中國的敵視的基礎上。臺灣遲遲無法通暢地、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地解決西進還是東進，是否三通，是否廢棄戒急用忍的原因就在於此。本來民主社會在和極權主義社會的交往中必然出於主動地位，然而，過去十年來臺灣資金大量流入大陸，但是最後卻失去了主動性，究其原因就在於這種地域主義。
對於兩岸所固有的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兩岸的經濟交流和溝通將會産生非常積極的作用，對於自由主義經濟，則有它適應的一面，也有它不適應而需要變更的一面。但是總的來說，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加入世貿和自由經濟的發展，一般來說能夠是相輔相成的。
3.
加入世貿後對和兩岸貿易和經濟發展
基本上是自由經濟的臺灣，加入世貿後將會遇到自由經濟必然遇到的一些困難，如在進口方面，他必須開放大陸商品進來，還有很多商品他將會遭遇到大陸的巨大的競爭。而在大陸的貿易和投資，台商則必須面臨國際競爭。但是台商也能享受到更多的好處。一方面他的産品在世界範圍內可以享受很多優惠待遇，另外一方面，大陸加入世貿，就要遵守世貿的規定，法制和制度都必須相應地透明化，完善化。這將爲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和競爭帶來穩定可靠的保障，將爲台商在大陸的長期發展帶來好處。
對於大陸來說，加入世貿組織後，雖然暫時他能吸引到更多的資金，在很多方面的進出口貿易上獲得利益。但是，從長遠來看，自由經濟帶來的殘酷競爭，發展自由經濟所需要的人的自由和創造性，要麽會極大地侵蝕他的制度和社會，要麽他的社會規範，包括經濟秩序、極權主義的法律和倫理，都會嚴重地束縛、禁錮它的經濟能力，影響他的競爭能力，從而導致經濟上萎縮。但是，這個兩難問題，共產黨如同在八九年前進行的改革一樣，相信從瓶子裏放出來的天方夜談的惡魔，他們能夠控制，重新把他收回到瓶子中去，哪怕是用槍炮坦克。這就是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爲了權力爲什麽居然敢於加入自由經濟的遊戲圈子中去的原因。但是他們並沒有想到連八九年那次，他們都幾乎翻船，下一次他們能否通過。誰有鄧小平那種威權和能力在關鍵時刻拍板而又能保證自己不因此而下臺？在拍板之後一切經濟，乃至政治後果到那時能否承受？雖然如此，飲鴆止渴，卻是不得不爲之的事情。
4. 加入世貿後對三通，和兩岸關係可能産生的影響
兩岸分離，自所以不能三通，這一切都是因爲政治，而不是因爲經濟和文化的要求。因此，從自由經濟的基礎出發，兩岸三通是必然的，這是不需討論的問題。而一旦兩岸都加入世貿，面臨世界性的貿易競爭，三通更是經濟上的必然要求。所以加入世貿後，三通問題將是不必討論的問題，要討論的其實只應該是，如何在政治等其他問題上因應三通帶來的問題。
世貿的原則基礎是自由經濟，而自由經濟，以及與之相應的保障自由經競爭能力，有效地發揮人的創造性的的基礎則是人權民主原則，這也是自由經濟必然帶來的開闊的眼界和心胸，自由精神。沒有這一切，你就無法在經濟發展中進退自如。在這種情況下，世貿以及它所帶來的三通等經濟走向，將對封閉的極權主義和地域主義造成挑戰和衝擊。從它在將要加入時帶來的影響，也就是過去一年來的發展變化，可以推測，它將會對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帶來更大的影響。九十年代的十年，臺灣和大陸的政治領導人對兩岸關係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主導了兩岸關係。過去一年，臺灣的政治決策人物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再也沒有以前的影響，而是被動地被形勢推著走。兩岸一旦加入世貿，這種傾向將更爲增強，在以自由經濟爲基礎的臺灣，政治人物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的影響將繼續被削弱。對他們來說，要麽因勢利導，要麽就會非常被動。以政治來主導一切，以意識形態，甚至以執政者的個人喜惡來主導一切，本來就不是民主社會的特色，而是極權主義社會的特色。臺灣政治人物在兩岸關係上的影響力式微的原因就在於此。
不可否認的是，加入世貿後的中國大陸當然仍然是共產黨統治，這種統治方式仍然是政治和領導階層的一小部分人決定一切。加入世貿決不能改變這一切。然而加入世貿帶來的變化是，它將爲這些政治人物，再捆綁上一道繩索。任何人都能看到，在八九年後，共產黨政府再也無法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樣控制整個社會，鎮壓迫害各類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最近的法輪功事件也說明瞭這一點。這一切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共產黨不想看到、當然也不想要的副産品。加入世貿將使這一副産品更爲發展。加入世貿後，將使共產黨統治階層沒有人有能力、有膽量再下令鎮壓，沒有人再能夠使用武力對付臺灣，社會將更加不關心政治問題。政治是統帥的日子也將越來越遠離大陸民衆的生活。
當然，這一切不意味著共產黨不想這樣去做，而是比起八十年代末期，他將更沒有能力。共產黨保持自己政權的方法，將更爲狹小，只有聽之任之，苟延殘喘。說好聽了，也就是中國傳統的“無爲而治”。共產黨爲了延長自己統治而採用的改革，加入世界自由經濟的組織，其結果就是必須在自己的統治權力上做出讓步，並且要不斷讓步。無爲者能延長自己的壽命，有爲者，要麽成爲戈巴契夫式的人物，要麽成爲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式的人物。而有意的無爲者是聰明的領導人，無意的無爲者則是無能者。這其實就是現今這一代中國領導人的特點。但是，根本性的政治變化卻還是最終要在政治上做出。
加入世貿後，兩岸只有和平發展，兩岸的紐帶將重新超越政治。地理、文化因素將再次成爲促進兩岸經濟交流往來的因素。誰也沒有想到，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演變竟然是如此，臺灣的某些領導人得到的是強烈地失落，而大陸的領導人得到的卻是無可奈何，能夠委曲求全的共產黨領導人可以苟延殘喘，反之則加速自己的崩潰。
2001-8-24，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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