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林經歷了上個世紀初，近代所經歷的最劇烈的思想及社會變化，最繁榮的思想及科學發展時期，以及各類思想及藝術家讓人應接不暇、星漢燦爛的階段。他成長在當時歐洲的中心，各類思想的中心，自由主義的中心——維也納；他在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十年間遊走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各著名學苑。
弗格林的思想研究從威脅到人類生存的兩次大戰，極權主義等政治災難問題出發，追尋到羅馬化運動帶來的意識形態問題，并進一步深入到宗教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文化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所出現的問題。
為此，弗格林的思想歷程不僅是理解百年來人類思想史的綱要，而且可謂是一個非常具體、有深度的案例。如果一個研究近代西方，甚至可以更廣義地說研究人類近代思想史的學者不知道、不了解弗格林，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無知。
筆者對於弗格林的研究介紹的特點是，從人們最關心的政治問題出發，以認識論及方法論問題為基礎、為坐標，力圖把弗格林的探索重新再現在這個思想及問題的坐標上。
筆者從來認為，晦澀、昏話不是哲學的特征，而只表明自己沒有想清楚。由於筆者繼承的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傳統，因此讀者在這個介紹中可以期待看到：盡可能地簡單、清楚、言之有物，而非語焉不詳的描述。
2.啟蒙與羅馬化運動對抗漩渦中的維也納
3.走向學術研究的道路
4.弗格林對馬克思、纳粹及其意识形态的憎惡
5.在逃離與返回歐洲的生涯中對政治宗教問題的繼續研究
6.弗格林精神思想氣質軼事
1.概述——讓西方社會及學界感到陌生的名人
在介紹及研究弗格林及其思想的時候，直到如今，竟然絕大多數的書及文章不約而同地開章明義地提到，埃里克•弗格林，對於德國人來說，是一位人們雖然熟知他的名字，但是對他卻很不了解、甚至可以說感到陌生的學者。這個陌生不只是指他的學術思想，而且包括他的氣質和脾性。（注13）
這位一九〇一年出生於德國科隆的日耳曼人、〇九年移居奧地利，在那裡成長學習工作到一九三八年，由於受到希特勒納粹的威脅而流亡並且移居美國，其後在五十年代末期返回德國執教，並且由他一手主持在慕尼黑大學建立了政治研究所。他在慕尼黑工作了十年，教授學生，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到各個大學、各個地方演講交流，發表出版各種學術論文、文章及書籍。他的課在大學可謂非常著名，著述的問題和思想常常引起爭論，但是對於德國社會、學界，乃至政治學領域來說，弗格林的名字卻竟然一直到今天還被研究者、媒體稱為“讓人感到陌生，乃至格格不入”。活著的時候，他甚至由於在德國落落寡合，感到非常不適應，因此最後在六八年退休後又再次離開德國，返回美國，並且在美國度完餘生。
德國研究弗格林的專家，他的思想評傳的作者漢克爾認為，這種陌生，大約可以說有幾個理由：
其一，他從來不认為自己是個德國人，而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他公開地承認自己認同美國的政治文化。與此相反，對於德國的政治文化乃至德國學術，他卻感到陌生而遙遠，甚至可說是站在它們的對立面。
其二，他的主要的著作，如《秩序和歷史》等都是用英文寫作的，後來被別人翻譯成的德文。
第三點，可能是由於他在德國工作的時候，對德國現實的政治尤其是德國歷史問題，他都是
持有明確、強烈的批評態度。而這使得他不可能在德國學界及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事實上更嚴重的是，除了他的思想在德國社會及學界產生的反響很小外，他在一九六四年在慕尼黑大學夏季學期開始的課程《希特勒和德國人》，使得他的很多同事直接拒絕了他。由於他的這種對待德國歷史的批評性的討論讓很多人極為不高興，因此致使德國的右翼保守主義群體和保守的知識分子共同形成了一個專門反對他的陣線。這種衝突使得他的這個課程儘管已經和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但是在當時竟然最終還是沒能得到出版。（注14）弗格林在德國幾乎沒有產生影響的原因，在內容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說的那些事情中直接或間接包含的內容的因素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為它缺少對於德國社會當時正在關心的問題的關注及討論。造成這點首先因為他的專業是政治學，可他探究關心及涉及的範圍確實遠遠不止政治學，而是過分的廣泛。這些內容橫跨古今深奧的歷史學、哲學、神學、社會學和法學。而這就造成了不僅準確及深刻地把握不同學科是困難的事情，而且讓這些學科的思想和方法自洽並且適當地進入到政治學的分析中，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與此平行的是，弗格林及其著述對於同時在德國政治學領域中關注及爭論的問題卻幾乎沒有介入。儘管他所涉及的問題更多的是神學、哲學和歷史領域，然而就是在這些領域，他提出并討論的問題也不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其次，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弗格林的思想及研究之所以被人們認為尖銳，一方面是因為他對於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非同尋常地否定性的批評，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對於實證主義的徹底的否定。他認為波普的批評的理性主義是在學術上毫無用處的意識形態。為此，在六十年代初期在德國開始的有關社會科學研究的討論中，他就把自己直接地置身於局外。（注15）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論，和學術毫無關係。而這就是導致他和學界關心討論的問題格格不入的第三點，他認為政治哲學的核心是政治神學！這種思想，在德國始自五十年代末期的，正在充分展開的有關經驗主義的社會學研究及其引發的有關形而上學問題的辨析的討論中，當然就立即從根本上受到懷疑。
弗格林名聲的鵲起始自美國，在歐洲則是在意大利，由於六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再次興起，及其傳統宗教生活對它的反彈及對抗。在德國他被開始引起討論則是因為八十年代初期起，過去二十年由波普帶入的關於方法論、認識論問題的討論及強調，開始受到辯駁，更由於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對現代社會的意義提出質疑，並且導入了所謂“後現代”這個術語。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意識形態化”的思想的懷疑及討論也更加深入，這才使得德國人逐漸開始更多地想到弗格林曾經對這兩個問題提出過的看法。
所有這些，由於一九八九年柏林墻的倒塌，歐洲政治及社會形勢的巨大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們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再次討論及反省，使得人們在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歷史的研究方向上，進一步更廣泛地意識到弗格林的討論。它對於重新理解歷史可能會開啟一個新的不同的、更有成效的方向。為此，九十年代後，弗格林的影響在德國逐漸開始到達了前所未有的狀態。伴隨二〇〇一年他的百年誕辰及他的著述德文版的不斷出版，很多學者，尤其是弗格林當年在德國的學生開始越來越多地介紹和討論弗格林的思想。這使得弗格林的母語地、出生地德國，成為研究和介紹弗格林的又一個最重要的地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弗格林的思想的流行及受到人們尤其是學界廣泛地認識及介紹。
2.青少年時期的政治社会影响及大學生活
弗格林一九〇一年一月三號生於德國文化名城科隆，原名為Erich Hermann Wilhelm Vögelin，移居美國後他就一直使用英文字母拼寫為Voegelin。他的父親奧托•弗格林（Otto Voegelin）是建築工程師，母親是家庭婦女。一九一〇年，九歲時隨父母搬家到母親伊麗莎白（Elisabeth）的出生地，奧地利的維也納。那個時候，維也納是哈布斯堡王國（Haus Habsburg）的中心，堪稱為歐洲最大的都會城市之一。在這個城市中集中了各種豐富多彩、充滿矛盾，甚至堪稱為混亂的文化現象及人群。城市的空氣中瀰漫著自由主義信念、保守狂熱的宗教信仰，革命和反革命的激情——從教權主義（klerikalismus）到自由主義，從羅馬化運動（Romantik）的反動思想到各類現代及啟蒙思想。維也納，不僅在大學内而且整個城市都充滿了讓人非常興奮激動的知識氣氛，它吸引、融合、混雜了當時在歐洲的政治文化及科學中存在的各種傾向及代表人物。
儘管上個世紀的初期在歐洲此起彼伏的革命、政權交替、不同性質的戰爭，最後甚至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處充滿威脅性的厄運，政治疑問無處不在。然而，這一時期對於思想者和夢想者來說，還是存在著相當大的生存和思想的空間。這種緊張複雜、矛盾丛生的氣候對少年時代的弗格林的思想及精神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且打下深刻烙印。
在這些著名的人物中，必須提到的是，有充滿自由色彩的現代經濟邊界效用理論的創始者之一的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 1921），欧根•博姆-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保守的國民經濟學家、哲學家奧特瑪爾•施潘（Othmar Spann，1878-1950），以及當代最著名的哲學流派，以石里克（MoritzSchlick,1882-1936）、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和紐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為代表的維也納學派。
回顧弗格林青少年時期的維也納的思想和精神氣氛，首先必須要提到的是啟蒙運動和羅馬化運動的激烈的對抗。發生於十七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不僅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而且為歐洲帶來社會及政治生活的巨變。為此，它激發了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強烈反彈和反動，而在十八世紀末葉在歐洲產生了對抗啟蒙運動的羅馬化運動。這個起自十八世紀末葉的羅馬化運動同樣為歐洲帶來其獨特的文化、社會及政治的後果。取代教會國家的發生於十九世紀的歐洲近代世俗國家的形成，各種帶有濃烈的經院哲學色彩的觀念論雨後春筍般地產生，都是羅馬化運動直接的、典型的結果。為此，在啟蒙運動發生三百年後，羅馬化運動發生一百年後，作為歐洲中部，文化、政治中心的維也納自然也就成了這兩個影響近代的潮流直接碰撞的舞台。它使得我們認識、描述弗格林青少年時代所受到的影響，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離不開這兩種思想運動。維也納甚至可以說集中了所有當代這兩種思想傾向的代表人物。
啟蒙運動和羅馬化運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維也納的文化思想領域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傾向的群體，第一，繼承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第二，羅馬化運動激發出來的宗教保守派、原教旨主義者、復古人士，第三，羅馬化運動激發出來的各類世俗宗教思想及政治群體人士。這三種傾向的思想家及群體不僅在觀點、內容上截然不同，而且在認識論及方法論上也有著極為顯著的帶有自己的歷史淵源性的特點。而這對於要想準備理解及把握弗格林的思想，了解他的觀點及探究各自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來源是非常必要的。
為此，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把握當時維也納的文化氣氛的特點，人們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當時的維也納，儘管溶有各種傾向及現象，但它是歐洲自由主義的中心——來自古希臘的啟蒙主義思想是它的主流思想傾向。而我們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在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受到康德後的德国羅馬化運動的谢林、费希特和黑格爾的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不多。這也就是說，当时的维也纳更多地平行于巴黎和伦敦，而不是柏林，它更多地朝向文藝復興後的近代欧洲的啟蒙主義的傾向，而不是德国羅馬化方向。
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談到那個時期的維也納的學術思想，就一定要談百年來最有影響的哲學流派——維也納學派。它在文化思想上，是那一時期對於奧地利和維也納來說一個具有標誌性的的思想流派，而這就決定了我們了解生長於這個城市的文化中的弗格林，他的思想的形成和這一流派，以及作為這一流派標誌的經驗主義的哲學思想的關係，無論直接還是間接，正面還是反彈，都對於認識弗格林的思想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此，特別是對於中文界，首先必須清楚維也納學派所獨具的特點，而這就是我們判斷維也納主要傾向的基礎。
對於那一時期的維也納學派，這一學派的主要成員紐拉特曾經談到它的兩個特點，第一個是它和那一時期流行於德國的思想的關係，第二个是它在歐洲思想潮流中的傾向。
對於前者，紐拉特曾經談到，維也納流行的是反對那一時期德國的唯心主義的傾向。他在談到康德時說，當時維也納的教會和宮廷都拒絕把已經成功地統治了普魯士思想的康德學說後的思辨的唯心主義哲學當作法國革命的結果來接受。他們更多地傾向於這類康德哲學的反對者。（注16）
對於第二點，紐拉特則認為，英國和法國思想家對於奧地利的影響更大，而不是康德後產生的德國唯心主義傳統，如謝林、費希特和黑格爾。在奧地利文化思想的走向，亦如當時平行於柏林的華沙、劍橋和巴黎，為此，紐拉特稱維也納的思想精神是真正的歐洲式的，而不是德國式的。
一個泛泛的知識空氣並不能夠充分準確地解釋一位知識分子的某些具體的思想究竟是受什麼影響產生的，為此需要我們更為具體地來尋找和弗格林的一些觀點可能有關聯的當時當地的一些情況。但是，弗格林和德國唯心主義及新康德主義，包括後來他和他的純粹法學學說中具有新康德主義傾向的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1881-1973）的疏遠，維也納的空氣可能起到很大作用，尤其是對於他對黑格爾的激烈反對態度。
我們現在可以肯定地、準確無誤地把握到的是，到一九一九年弗格林進入大學前，他所受到的影響及傾向是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即我們前面所說的維也納文化空氣中瀰漫的第三種傾向，羅馬化運動中的世俗宗教傾向，各類觀念論及其群體人士。
弗格林后来在他的自传中非常明確、清楚地记述了他即將進入大學那一年思想上的变化。如他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时候的弗格林，對於未來，他已經把目光投向了科学研究。在他还在高中的时候，尤其是在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前，他就对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方法”产生了抗體。對此，他寫道：
“在中學畢業和進入大學學習之間的那個秋季，由於我剛剛被俄國革命燃燒激發起興趣，仔細閱讀了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儘管此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讀到的東西。這樣的事情上在我也就只此一次了。我必須承認，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到耶誕節，我所有的興奮之情就都煙消霧散了，因為在這中間我參加了一個包括經濟學理論史的經濟學理論課程，於是我立刻就看到馬克思錯在了什麼地方。從此，馬克思主義對我來說就再也沒有成為問題。”（注17）
這兩個月形成的思想成為了他一生思想的基礎之一。弗格林後來不止一次地重複了這個看法，“馬克思主義在科學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是知識份子中的騙子”。（注18）這後一句話，甚至成為弗格林的一生最具有代表性的名言——在德國談到弗格林人們立即就會想到這句話。
3. 走向學院式學術研究的道路
正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下，弗格林一九一九年開始了他在法學系的研究生生涯。由於他很早就確立要走一條科學研究之路，因此在他進入大學後充滿饑渴地涉獵了很多領域，他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大學法律和國家科學科目註冊。他研究的是與國家學說相聯繫的法理學，自然他的選課也包含國民經濟學和社會學等。三年後完成有關國家問題的博士論文。他的兩位指導導師非常有名，一位是漢斯•凱爾森，奧地利最著名的國家法專家，也是奧地利憲法之父。另外一位是國民經濟學和社會學家奧特瑪爾•施潘。這兩個人對於弗格林未來的學院式的研究工作基本的方法及知識結構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作用。
關於凱爾森，弗格林在後來在自傳中寫道，“如果用我的回憶來說，他令我著迷的是，在他對於一些重大的法律問題描述，他的分析的精確性。”但是，幾年以後弗格林就和他的老師，新康得主義者，《純粹法律學》的作者凱爾森拉開了距離，“我之所以和凱爾森拉開了距離是因為在他的《純粹法律學》中顯現的意識形態因素。……”（注19）
在弗格林來說，不僅在他的著述中，而且在他的個人生活中都能夠看到那一時期維也納的知識環境對於他的影響。這尤其表現在對於涉及到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及自由主義，以及對於與由此而產生的羅馬化運動所具有保守傾向的懷疑的看法上。
弗格林自己曾經描述過他在維也納的時候所參與的知識活動，所接觸到的學者及群體。但是這個描述沒有提到任何有關當時最著名的維也納學派的情況，而非常多地提到的是當時在維也納活躍的其他的一些團體和人。他們當然也是當時維也納知識空氣中的一部分。這其中最主要被他提到的是施潘、凱爾森和路德維希•馮•米瑟（Ludwig von Mise）的私人研討班。這個私人性聚會的研討班每月一次，討論不同的題目，直到一九三八年初才不再舉行。為此可以說它也是當時維也納的一個精神思想學派。對此必須提到的是，當時在維也納知識圈子中和這個組群的人有著直接關係的另外一些人，例如國民經濟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許茨（Alfred Schuetz，）、法學家菲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藝術史家約翰內斯•魏爾德（Johannes Wilde）、心理學家羅伯特•威爾德爾（Robert Waelder）、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 馮 恩格爾-楊諾斯（Friedrich von Engel-Janosi）。这些个精神思想圈成为学生们经常拜访的地方。弗格林直到最终离开奥地利之前一直经常地访问这些地方。他和那一時期的朋友也始終保持著聯繫，並且留下很多和他們討論具體的學術及哲學問題的文獻。據这些圈子中的一个成员多年以后回忆说，弗格林是那些个圈子中少有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人物。（注20）
儘管弗格林在那段學習時期並不只是沉溺在學術圈子裡，他甚至在一九二一年到二二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停留了相當多個星期，但是他還是在一九二二年完成了政治學博士學業。對於他的這一學業結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題目是對於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的關於個體性的社會學與施潘的普遍性的社會學說的比較研究。但是這個論文至今沒有發表過。據說是因為他的兩位博士導師，施潘和凱爾森，在學術問題上是直接對立的。
一九二二年他在施潘作為出版人之一的刊物，《國民經濟學和社會政治期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冬天，弗格林到柏林一學期繼續他的學業。在柏林他選修了古代史家愛德華•邁爾（Eduard Meyer）的課。其後一九二四到二七年，他作為奧地利第一位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贊助的學者，到美國進行了兩年的訪問研究。在這一期間他前後短期訪問了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這對他以後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後來在自傳中寫道，
“在美國的兩年給我心智發展帶來巨大的突破。……簡略說，就是我發現了一個世界，這裡是另一個世界，在這裡看我曾經成長的世界，在知識上、道德上和精神思想上都無足輕重了。應該存在著不同的互相並列的世界，這個想法對我產生了一個深刻的影響。這個經驗使我超越了中歐乃至整個歐洲帶給我的地域主義，並且沒有使我陷入美國的地域主義。”（注21）
在美國的兩年的獎學金生活中，弗格林發現進入盎格魯美利堅歷史、文學、傳統，以及法學系統的途徑。這在其後在他的工作中伴隨了終生。對於政治學者弗格林來說，英國和美國是“作為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秩序的典範。”（注22）
回到歐洲後他緊接著又到法國巴黎的索邦大學進行了一年的訪問。在巴黎停留期間他瞭解學習了法國文化和法語，甚至通過認識了很多俄國移居到法國的移民學習了俄語，其程度居然能夠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关於他對美國的兩年訪問，弗格林後來說，這使他在知識生活的發展中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並且由他在美國的研究開始了他的升等論文《關於美國精神的形式》。（注23）
一九二八年弗格林完成了他的升等論文。一九二九年，他到海德堡大學，在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68-1958）和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那裡進行了一學期的學習研究。在這一年，他成為維也納大學國家學和社會學的編外教師，從此他結束了青年時代的遊學生涯。
反觀早期弗格林接觸了大量的不同的學者，這些學者對於他的思想的形成產生了不同形式及性質的影響。其中最早及與他有最直接關係的是施潘和凱爾森。但是研究弗格林的學者一般認為，這兩個人在研究方向上和內容上對弗格林的影響都不大，尤其是凱爾森。凱爾森的新康德主義傾向、實證主義的氣質和弗格林可說是格格不入，甚至直接是弗格林的否定性的批評的對象。所以研究者認為，他們的影響是氣質和方法上的。
研究者認為，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科學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一種理論而拒絕它的辨析中，讓人們看到他受到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響。對此他自己也承認過韋伯對他的影響。
“……韋伯通過他的比較知識學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對我個人的影響就是，韋伯讓我永遠明白，在社會學或者政治學領域中，如果一個人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他才能夠成為一位富有成效的學者。這意味著，人們學習比較文化史學時不僅要瞭解現代文明，而且要瞭解中世紀和古代的文明，……不僅西方文明，而且還有近東和遠東。”（注24）弗格林的研究者認為，這意味著，在二十年代，弗格林就認識到，“比較知識學是學術研究工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注25）
對於弗格林所受到的當代思想家的影響，研究弗格林的學者認為，一九二四年到二六年他在美國的時候還受到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歐文•埃德曼（Irwin Edman，1896–1954)）、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社會學家亨利•吉丁斯（Henry F. Giddings，1855-1931）以及經濟學家和社會哲學家約翰•羅傑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的影響。他聽過這些人的課。沒有聽過課但是對他有相當影響的有哲學家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和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 1910）。他在法國的時候則是受到法國的新托馬斯主義者安東尼•塞爾迪蘭格斯（Antonin G. Sertillanges，1863-1948）、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吉爾松（Etienne Gilson），以及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響。研究者認為，弗格林對於現代社會的極為保守的看法受到了馬利坦及新托馬斯主義很大的影響。
4.弗格林對馬克思、纳粹及其意识形态的憎惡
一九三一年弗格林成為維也納大學的編外教師後，在一般政治學領域被授予了更廣泛、更高級別的教學資格，也開始了他正式的研究生涯。他最先討論的題目是關於種族問題的思想。這一方面是由於學術上問題的研究，即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種族問題對於如何理解國家學說、政治體制的意義。但是另外很大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在歐洲迅速地發展蔓延。那個時侯，不斷擴張發展的納粹及他們關於種族論的思想對歐洲社會，尤其是作為德國鄰國的奧地利形成巨大的威脅。這促使弗格林集中精力研究了民族問題。
弗格林關於種族問題的討論最具他獨特的思想特色的是，歐洲種族群體及思想的形成和意識形態的關係問題。對此他在回憶錄中說，“我考察了那時產生的運動，在納粹產生的案例中，我從生物學的理論考察了種族思想中所包含的意識形態。”（注26）
這一研究的成果發表在一九三三年，他發表了兩本書，一本是《種族與國家》，（Rasse und Staat，Tuebigen，1933），另一本是《從瑞（Ray）到卡洛斯（Carus）時期精神史中的種族觀念》。（注27）但是這兩篇論文很快就被停止發行。因為正如同他後來所說的，這兩篇論文所顯示的研究結果當然並不是在當時納粹所能容忍的界限之內。
在弗格林看來，人在形成他們具有政治性的聯繫的社會中是作為物質的肉體性和精神性的一個整體而展開的。為此，人們在研究國家學說的時候在關於人的存在的物質性的問題外必須同時關注和精神問題的聯繫。
對此，他在《種族與國家》一書中探討了在歐洲遲到的種族中政治性群體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構成的個人及社團的性質。但是，他認為，在這個時候形成歐洲民族國家，它們的政治意識及政治行為的理想的形式卻依然是植根於基督教的土壤中。那些政治人物及團體的行為規範在本質上也依然是在基督教對於個人所作的規範範疇中形成的，還不是後來的走向極權主義道路的集體主義中的個體。然而，這些在基督教世界所具有的獨特特點，尤其是在講德語地區的國家中，逐漸變成了意識形態，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它們反映在權力、經濟乃至文化精神等的社會血液中，當然也影響到國家的形成。（注28）
在關於思想史中的種族觀念問題一書中，他詳細地重新回顧描述了十八世紀以來的種族觀念，而在《種族與國家》一書中他則運用了編年史的方法，著重具體考察在社會的物質及自然的基礎和政治秩序思想之間的聯繫。在這裡弗格林已經顯示出他一生工作的特點，他明確地把精神思想性的研究作為社會文化精神與它的自然性的存在關係的基礎。他由這一思想出發對當時流行的政治思想中的生物主義，種族優越論進行了尖銳地批評，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使他成為納粹的敵人。
一九三六年，弗格林成為維也納大學國家學，及政體研究和社會學的編外教授。這一年他出版了《威權國家》（Authoritaere Staat，）一書。這是一本論述奧地利三十年代威權制度的憲法的思想和歷史背景的書籍。在這本書中弗格林在當時由德國的施密特挑起的爭論中捍衛了奧地利的存在。針對施密特們提出的那種認為要把奧地利統一到德國的威權憲法，他論證了奧地利獨立存在的理由。在這本書中，他又一次攻擊了奧地利那些親德的團體及人士。
關於這本書在他自己的思想發展中的意義，他後來寫道，這本書是他第一次思索如何理解把握在現代社會中的來自左面和右面的意識形態問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試圖證明威權政體在和極端的意識形態的對抗中的作用，它可能是保衛民主最可能成功的方法。
對於這個解釋，弗格林還對比了美國法學家罗伯特•霍沃特•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1892-1954）的觀點，民主制不應該成為自殺俱樂部。在進行這個對比的時候，他強調說，當時奧地利的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注29）和庫爾特•許士尼格（注30）的政府都不是自由民主的政府，但是同時這個對比說明，在三十年代的奧地利對於繼續存在所面臨的選擇是兩惡取其一。對於這一在惡的角逐中的選擇，弗格林認為，理性的選擇是應該選擇威權而不是納粹，這樣奧地利才有未來。對此他在自傳中承認，二十年代他思想傾向於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則變成傾向基督教社會黨，因為後者宣佈要對抗德國納粹的吞併。他說，這個主張並不是像社會民主黨說的那樣，是奧地利的末日噩夢。在面對納粹威脅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這種看法十分愚蠢，無法讓人接受。
在《威權國家》一書中，弗格林最重要的變化是，在這本書中他第一次特別提出了意識形態問題，從此意識形態問題幾乎可說是貫穿了他一生的研究及著述工作。
在這本書中，他不僅試圖把握極左和極右的意識形態的特點，而且第一次提出政治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和學術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的區別，並且由此開始對他的具有新康德主義傾向的導師凱爾森的工作提出質疑。他認為，凱爾森在學術討論中摻雜了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為此凱爾森所作的對意識形態的批評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對另一種意識形態的的批評。
弗格林的這一提法，研究者認為顯示出在那一段他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韋伯對於研究問題中的價值中立問題的強調影響了弗格林。對此，他說，“為什麼我從二十年代開始就和納粹產生了對抗，並且憎惡它，這個原因可以回溯到幾個非常基本的因素上。在這裡首先就是馬克斯•韋伯的影響。對於一個學識淵博的人的所必須要求的美德之一就是，在知識上的誠實公正。我不能理解，在社會或者普遍地說在人文科學中怎麼會失去這些，那些有意不誠實地研究現實結構。意識形態，不論它是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是國家社會主義都是一樣的。因為它所涉及的構想，從智力上看是站不住腳的。”（注31）他認為，在各類學術研究中要嚴格地排除世界觀介入到學術問題的論述。而這就使我們看到，在弗格林最初的這三本書中，他的語言方式是冷靜的學術描述，他認為，理論的目的正好是和政治上的煽情是相對立的。但是這並沒有讓他不再譴責當時的那些冷漠傾向。
弗格林對於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的態度，尤其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永遠是毫不含糊、明確地給予拒絕。對此他特別強調說：“我對納粹乃至其它那些意識形態痛恨的更深層的原因是一種非常原始的感情。對在殺人中享受到樂趣，我是由衷地感到厭惡。在它出現時我很不理解這個樂趣究竟是什麼。但是在經過了一些年的對革命意識的充分探索後，我對它有了了解。這種樂趣是由一種人的虛假的本性認同形成的，這種虛假的本性是，要奪取權力最好的辦法就是殺掉某些人。於是這一虛假本性就成為了已經失去的人類自我的替代物。”（注32）
此外，在《威權國家》一書中，弗格林對於各種政治思想及語言體系的討論已經開始拓寬到對於古希臘及更早時期的思想、更為普遍的關注。
在和他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爭論中，使得弗格林看到，“一種政治理論，尤其是當它能夠用來對意識形態進行分析的時候，它必定是建立在古代希臘和基督教哲學的基礎上的。”（注33）
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想成為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學者，那麼他就必須掌握古典希臘哲學，也就是要閱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我所得到的這種認識當然成為我以後的工作的基礎，這就是不僅要看到關於希臘哲學的知識，而且要看到它所涉及到的更根本的觀點，即一個人只有能夠直接閱讀它們的時候，他才能夠適當地掌握和理解它的來源。”（注34）
一九三八年在德國軍隊進軍奧地利的同一個月，他出版了《政治化宗教》一書。在這本本文我們要重點介紹的書中，他不僅再次涉及到現實政治問題，即在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開始進一步探究它的政治哲學基礎。如同在有關種族問題的前一本著述一樣，他繼續考察了形成它的現代社會的政治構成，並且把這個探究推向了歷史及思想的深處，宗教對於人類社會的政治形成的意義。為此通過這個討論他提出了政治化宗教的概念，並且把它作為描述現代政治社會的一種特別的特點。對於歷史的考察，使得弗格林從這些材料得到他的判斷，所有納粹等極權專制提出的意識形態，都是一種宗教變形產物。雖然這個判斷這本書沒有作為中心內容明確地說出來。在這本書中，弗格林已經描述出這一發展線索，從這種意識形態出發形成的政治機制及制度，相當於在曾經由神佔據的位置被一種塵世的宗教，用他們自己的救贖神話取而代之。弗格林的研究者認為，
弗格林在三十年代的著述《政治化宗教》最重要的突破性的提法是：
①它把意識形態看作是導致極權主義的原因；
②繼而又把意識形態直接地看作是一種政治化宗教——政治化基督教；
③從而就把極權主義問題和宗教問題——基督教及其社會的問題聯繫到了一起。
這部書對弗格林來說有三個階段性的意義：
①它標誌著弗格林維也納生活的結束。
②它意味著弗格林由國家學說，對政體的研究轉向宗教和政治關係的研究，並且開始論述他的政治理論。
③從這本書開始他的論述風格從冷靜的學術性的文字而轉向諷刺性的、帶有爭論性的風格，並且在此後幾十年中越來越充滿進攻性。
5.在逃離與返回歐洲的生涯中對政治宗教問題的繼續研究
一九三八年對弗格林的學術生涯和人生來說都是一個短暫的轉折及停滯時期。三月，他出版了《政治化宗教》一書，但是很快就被納粹所查抄禁止。一年後，他重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貝爾曼-費舍爾出版社再版了這本書。儘管在此前出版的《種族與國家》、《精神思想史中的種族思想》中他分析了極權主義的群眾運動、種族國家和宗教思想及意識形態的關係，但是在《政治化宗教》中，他第一次明確地對“宗教”和“政治”的密切相連的關係提出了分析。在同一個月，三月十二日，納粹吞併奧地利後，弗格林在維也納大學的助教教職被解職。納粹政府試圖收回他的護照，阻止他離開奧地利。他得到消息，搶在蓋世太保到達維也納之前，拿到簽證得以取道瑞士離開奧地利逃往美國。從此，他走向了移民之路。
在一般人看來，他並不是一定要離開奧地利，逃離的原因全因為他自己。因為那時的人認為，只要不是猶太人及在意識形態上沒成為眾所周知的納粹反對者，那麼就可以停止反對納粹而委曲求全地繼續生存，所以他的離開對很多人，尤其是學術界人士來說在那時是難以理解的。但是弗格林當然清楚，他和納粹及他們帶來的文化氣氛是多麼地格格不入。
逃離對於他的學術生涯來說標誌著維也納生活的結束，這使他從關注涉及奧地利前途的國家法的問題徹底地轉向帶有更普遍性的“政治與宗教”問題，這也就是一些研究者們說的“政治神學”問題。
離開奧地利，他只在瑞士做了短暫停留就到達美國。在美國首先在哈佛做了一年的講座教師，然後到了本寧頓（Bennington）大學和阿拉巴馬大學，一九四二年開始到路易士安娜州立大學擔任政治科學教授。在他的自傳中，他回憶了這段輾轉經歷。他說，他之所以離開東海岸是因為東海岸到處是從歐洲逃離而來的難民。他在東海岸就會被人同樣看作是難民。這是他不願意接受的。為此他離開了東海岸。（注35）
在這段時間，他受委託編輯一本政治思想史，這本書屬於系列教科書中的一種，限制為二百到二百五十頁。然而，由於探究，弗格林無法把自己局限於這個工作中。本來《政治觀念史》的寫作出版主要是為更為廣泛的歷史研究而提供原始的歷史來源。但是，在編篡中，弗格林對這些原始來源的觀念產生了疑問，而這種探究使他進一步深化了他對於歷史材料把握及認識。他不僅感到很多已有的思想觀念是有問題的，而且進一步認識到，政治觀念史不應該從古希臘開始，而是應該擴展到更遙遠的歷史現象。為此對於基督教的中世紀的理解必須要瞭解基督教的猶太教背景，而這就要求必須認識以色列及古老的東方世界。為此，弗格林在當時甚至開始學習希伯來語，後來出於需要他還學習了中文。
他後來寫到，“在進行的這個工作中，按照通常對於政治思想史的限定，從古希臘的古典哲學家開始到這個時代的各種意識形態截止，是不行的。其中的一些疑問我在阿拉巴馬大學的時候就產生了。在那兒我發現，如果沒有更好、更多的關於基督教的起源的了解認識，人們就會不適當地描述中世紀。而如果沒有思考研究過它的猶太背景，人們也不可能正確理解基督教的起源。”（注36）
他坦承，從四五年到五零年對他來說是一段徘徊時期，最終由於新的教職工作，他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了《新政治科學》（注37）一書。七年後這本書出版了德文譯本。在這本書中，弗格林試圖在他的政治理論和歷史哲學的研究中重新去理解人類發展史所呈現出來的一些現象，為此他在書中展開了他對於諾斯替派的看法。他認為，諾斯替派是人類一種自我救贖傾向，是來自人試圖超越固有的存在但是卻忽視排斥了神的根本存在的結果。這其實就是，人以為人的知識能夠救贖自己，超越神的存在。為此，弗格林用諾斯替派來描述近代社會的現代特性。他認為，整個現代化表現出來的現象，包括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都是諾斯替主義的變種。為此他稱自己為“現代化的蔑視者”。這也是他直到後來很晚的時候，八十年代中期後由於所謂後現代思想的出現才開始被歐洲從新發現的一個原因。
一九五八年他被德國慕尼黑大學聘任而再次回到歐洲。在慕尼黑大學，他承擔了建立政治學研究所的工作，並且成為這個研究所的第一個教職教授，為此他不單在學校裡有很多教學任務，而且還有很多其它的講座，以及要撰寫很多其它題目的文章及論文。而這就使得他此前的研究計劃耽擱下來。在這期間，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號接受教授的演講中所作的《科學、政治和諾斯替派》（注38）的演講，這個演講五九年在德國出版。在這篇演講中，他概述了他關於諾斯替派思想的理論，直接尖銳地提出了對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的批評，他把他們作為典型的思辨的諾斯替派分子。對於馬克思，弗格林直接稱他是知識騙子，對於黑格爾，弗格林說他的《精神現象學》是耍弄巫術，而黑格爾居然想讓人們把這本書當做一本偉大的著作。
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德國，弗格林是作為諾斯替派批評家、意識形態批評家而著名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本書，當然還有《新政治科學》起了巨大的作用。這兩本書同時也為他在德國贏得了保守主義思想家的名聲。然而，由於當時正在進行的新馬克思主義和批評理性主義的爭論，（注39）儘管實證主義也被他直接地批評為一種現代諾斯替主義的意識形態，而讓人感到刺目，但是這一在短時間激起的名聲，卻還是逐漸再次被人遺忘。此後，一九六五年他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又一個激起德國人極度反感的講座“希特勒和德國人”，並且出版了書。在這一年的德意志政治學協會年會上他還發表了題為“政治學上的現實性究竟是什麼”一文，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一九六六年的《歷史和政治學理論備忘錄》（注40）上。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宣佈了他研究的又一新的重點，關於意識的哲學問題，它成為弗格林後來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思想。對此，他說，在社會及歷史中的人類秩序問題產生於意識的秩序，所以意識哲學問題是整個政治學的核心問題。但是儘管所有上述一切工作都帶有強烈的刺激性並且遭遇激烈的反彈，卻都沒有讓他在德國著名起來。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在德國政治學界，直到他六八年退休重新回到美國，他一直是一個不被人理解，乃至被人誤解的邊緣人物！（注41）
弗格林一九六九年由慕尼黑大學退休而重新返回到美國。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專門研究戰爭、革命和和平問題的胡佛研究所繼續他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五年去世。
在斯坦福，弗格林繼續他的《秩序和歷史》的研究工作，一九七四年他出版了第四卷，《基督教一統天下時代》（The Ecumenic Age）。（注42）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的中譯本竟然被翻譯成《天下時代》，（注43）估計譯者是依靠英漢詞典翻譯的，因為真正瞭解Ecumenic這個單詞的含義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在任何一本英语原文詞典中的解釋都會明確地表明，它的天下含有“基督教”的意味在內，不可能錯得如此離譜。從基本的文化社會學思想看來，這個疏漏錯誤是不能夠被原諒的。
對於這本書，弗格林的研究者認為，第四卷的內容已經不再是前三本思想的繼續，甚至已經不再是寫作這套書本來的思想。因為在中斷這部書的研究寫作的期間，弗格林已經明白，他的理論研究如果想取得成果是不能夠沒有對於原始資料的搜集和解釋的。而這個需要已經遠遠超過了他本來為其餘三卷所準備的材料了。在另外一方面，在這一期間歷史學研究的發展，尤其是對於早期古代史的研究已經使得他在開始計劃這個工作時的理論前提“過時了”，他必須放棄一些思想和計劃。為此在第四卷中，他實際上是進一步從他對於古代近東的宇宙秩序問題的分析出發，擴展了整個計劃。這也就意味著，他在描述中，對於歷史的發展已經不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一個適當的政治秩序應該是在更多重的、並且平行發展的事實中存在的。為此，對於人類社會的歷史來說，它涉及的是一個“多元”的不同的領域中的事物。所以弗格林不再處理廣泛的原始資料的注釋，而只是繼續展開他的新的看法了。他開始更為具體地研究問題，並在第四卷發表了這些成果。他在這一卷中處理的是不同範圍的具體的研究，這些研究無論是對於社會的起源、歷史生成（historiogenesis）還是所謂基督教一統天下的時代的看法，都帶有“玄想”性的“推測”。對於他給這本書起的名字，他說，它描述的是人類從波斯的誕生到羅馬帝國的一個粗略的延伸擴展。它的標誌是一個新的帝國形式的社會的興起。這個帝國面對的是一種新的特殊的表現形式和統治問題。它們比以前所存在的文明所要面對的問題還要多，也可以說是一個多元文明的帝國。在此弗格林關心的不僅是帝國在塵世方面的發展，而且還特別討論了在基督教一統化的時期宗教的發展，即一統化時期所顯現的宗教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他在一九七一年發表的文章，“福音和文化”（Gospel and Culture）中的主要問題。
最終，一個真正的實在存在的現實復活，或者說重新獲得真正的實在成為弗格林《秩序與歷史》整個最後一卷的中心問題。弗格林把它作為對於秩序真理的具有哲學反省、沉思性質的探究。在這裡，弗格林試圖用語言哲學性的反思來解釋人類參與到其中的實在過程。為此，對於他所認為的哲學任務，在這些著述中他可謂做了最後的努力，即創造一個用來理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符號秩序。在這個符號秩序中，它所具有的關於人類的存在部分將應該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對於這個“一目了然”任務，弗格林並沒有進一步完成，他的最後一卷留下的是沒有完成的著述。他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號去世。
6.可以說明弗格林精神思想特點的幾件軼事
弗格林不僅思想及政治傾向，而且性格及精神氣質都極具特點，卓然不群。很多時候，他的性格甚至能很好地補充說明他的思想的性質及處境。其中最值得介紹的幾個最有特點的記述如下。
弗格林在他的回憶中曾經談到過他在維也納作為講師從事國民教育時的一件軼事。它不僅反映了當時維也納的被意識形態燃燒的氣氛，而且也很說明弗格林的性格。那個時候維也納的大部分青年人都被所謂激進的社會主義潮流席捲。弗格林對於這種意識形態直接尖銳地進行了反駁。有一次課後，他和學生們繼續在一個郊區的酒館中討論。在就一個政治問題進行了極其激烈的爭論後，一個滿臉泛著紅光的年輕的社會主義分子站起來，眼睛里泛著淚水對他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後，很抱歉，一定要槍斃他。（注44）
一九五八年，他在美國幾乎已經生活了二十年的時候，德國慕尼黑的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簡稱為慕尼黑大學）邀請他到慕尼黑大學任教並且籌建名為紹爾兄妹學院的政治學研究所，他接受了這個邀請。據研究者說，這是因為多種的原因，他那時希望從精神思想及政治上不再和美國有關，因此接受了這個邀請。（注45）此後，他在慕尼黑大學工作了十年。一九六九年退休後再次離開歐洲回到美國。然而，在這十年間，據研究弗格林的專家說，他不僅在德國的學界及學術上是怪癖的局外人，而且在自己建立的研究所也逐漸成為外人。凡是聽過他的課及講座的學生及聽眾都感到，他的風格讓人感到很不適當，需要努力去適應他的情況並不少見。他那公開的、充滿爭論性的語言，由於從根本上充滿爭論性卻沒有任何妥協可能，常常讓聽眾感到無所適從。（注46）但是儘管如此，或許也就是因為此，他的課堂及演講大廳總是擠滿了聽眾。
十年後，他退休又返回了美國，對此他說，這個決定是他因為不希望德國政治的發展讓他感到為難。在他離開德國所做的最後一個採訪中他說，“要想在固有的傳統的傻瓜們和世界末日思想的革命的傻瓜們之間的德國保持精神上自由地工作是困難的。”（注47）
弗格林和他的博士導師凱爾森的分手是在三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它的原因不僅有學術上的而且也有政治上的。關於這個分手可以追溯到一段插曲。威克勒爾（Guenther Wikkler）對此作了記述。（注48）
凱爾森曾經推薦弗格林去應聘在日內瓦的《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學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的一個社會學教席。但是弗格林在日內瓦這個學院的試用過程中沒有能夠讓主任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感到滿意。拉帕德按照禮貌也通知了凱爾森。這件事出乎尋常的是，凱爾森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號給他的回信中，超出常人所思地用了非常明確的語言談了他與弗格林的距離。他寫到：
“他（弗格林）的思想傾向永遠是朝向失去更多的清晰性，他的語言習慣則要求專注的讀者和聽眾必須去完成一個他們本來沒有義務去做的事情。弗格林博士先生令人遺憾地永遠陷於某種德國的精神思想潮流中的影響下，並且在不斷地擴展——為此，它就不再具有我所相信的科學的那種優點。在他的模式中，不過是以一種羅馬化的情懷所構成的感情取向，取代嚴格的概念確定和經驗考察。”
凱爾森的對他自己的學生的這種思想認識的變化起源于弗格林對於他的純粹法學不斷增長的批評討論。在那個時候弗格林已經開始從根本上對凱爾森的法學理論加以質疑及批評，這一批評導致了其後這對師生對這一問題終生的對立。這一點在弗格林的《威權國家》的著述中具體得到體現。
写的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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